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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各位同学们晚上好，欢迎大家走进第一财经的《财经大讲堂》。那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的石磊教授来给我们作精彩的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关注十一五，公平是政府的第一目标》，好，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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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同学们晚上好，非常高兴就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座的我们这么多同学，如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政府下一个定义，我估计有多少同学就有多少种定义。如果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去选一个自己满意的政府，可能也同样是多少同学就有多少个这个不同的政府。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把每一个人的偏好上的差异做一个抽象。不可能说我们选择一个能让每一个人都百分之百的满意的政府。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们这个政府是每一个人都不满意的，这个政府肯定是没有必要存在的。那么我们把二个极端的事情都说了，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满意，也不是或更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满意的政府。显然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作为一个公共选择，我们依据的是什么呢？依据的是三个信息。第一，你过去有没有经常撒谎？第二，你过去有没有创造过一些令我们心服口服的业绩？第三，你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让我们相信你在现在治理这个社会的时候，以及未来在满足我们期望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大家即使并不是太高，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细心追求的这样一种目标状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选择政府所依据的一个公共信息。这些公共信息在每一个人的信息的系统里面都存在。但是每一个人的信息系统又不完全等同于刚才我所抽出来的这三条。这个就是我们公共选择的时候所依据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说它是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说你连这三条都达不到的话，这个政府肯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当我们站在要求政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内心都有一种期待，就是如果我陷于一种困境，求而无助的时候，我的亲戚朋友，我所能想到的办法都已经想到了。能够请求的人都已经请过了，然而我还是处于一种求而无助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有助却不足以解决我目前的困境，那么政府该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样我们就把话说得具体了，就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你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再换一种场景。就是把我们具体的人放在另外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当我和其他很多人都面对一个失去的资源。比方说机会，比方说岗位，比方说升迁，这些通常被我们称成机会的东西，最后我没有得到了，其他人得到了。这时候我没有得到，而其他人得到，我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我有二种倾向，一种是我没有得到，但是我心服口服，我知道在这样一个规则下面，我没有得到是正常的。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没有得到，但我不相信所有的人得到都是应该的。甚至情绪化，说这里面一家有黑幕。那么这两种情形，我们先都不可能做简单的真或者假的判断。就是你个人心悦诚服，可能也只是出于你个人境界高尚，未必就是这个过程是很公开很公平的。这是其一。
其二，你没有心悦诚服，别人拿到了你没有拿到。这里面是否真得是因为大家通常所说得有黑幕呢？也不一定，那这里面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对判断一个政府它的行为，有没有公开化，有没有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所依据的信息是偏斜得还是相对充分的？在这个充分信息里面，我们有没有一种机制来净化这个充分信息，使我们拥有得充分信息变得更加完备。同时把那些个虚假的信息筛选掉，我们有没有这个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前面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可靠的。可能存在黑幕，也可能不存在。可能是你处于你个人高尚的境界，也可能不是。可能不是。那么这里面我想说什么呢，想说的是政府在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期待的时候，它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所作为。它怎么能够避免我刚才讲的，我们面临两种这种极端情形的时候。不至于出现我们对他评价的时候，不知可否。我们好无标准去评价，到底是处于这个良善的境界，崇高的境界，还是认为我们的判断就是正确，就是它确实有黑幕墨，等等。好，这段话我们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面对每一个事实上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充分的个体，它该做些什么？它用什么样的形为才能够弥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不确定信息的时候，所存在的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求而无助的时候，使我们在尽其所能找到已有的帮助之后，仍然不足以解决困境的时候，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在哪些方面，或以何种方式有所作为。这就引出了我们话题当中的两个基本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这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
这里面我想从三个层次做一些分析。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政府行为的正当与否，同社会是否公平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大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多少差异。但是我敢肯定的说，每一个人只要一想到政府是否行为正当的时候，脑子里面至少有两个很容易碰到的概念。一是公平公正，一是是否腐败。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去评价或要求政府，可以，不为过，因为我们有理由这样要求政府。这与政府的性质有关，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是把权利做一个分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权利，都需要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权利。当然也需要尊重和保护别人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大体上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权利束。束，就是一束鲜花的束。它是一捆权利，不是一个权利。而且一个一个分散的权利结成一束，就意味着这个权利不可以简单得把它支解开来。简单得分成相互不连续的，A权利，B权利。事实上A权利B权利C权利，乃至更多的权利，结成一束，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权利整体。谁如果剥夺了其中某一部分权利，那么其它的权利也就随之受到了伤害。那么这个权利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这是对一束权利的解释。这样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所需要的权利分成两束，一束是私人权利，一束是公共权利，公共权利。私人权利，作为一束权利，它包括我们通常所讲得与生俱来的权利。比方说，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需要生存，那么我的监护人有义务保护好我的生存权，这是私人权利之一。而私人权利还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需要跟别人交往，需要获取起码得我应得的机会，所必须具备的这种手段。这是受教育的权利，再有就是我保护我个人的健康，或恢复我的健康的权利。公共卫生就是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种权利，这个首先我们把它理解为私人权利。当这个健康已经出问题的时候，我需要恢复我的权利。这就靠医疗，所以医疗跟卫生是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是两个概念，卫生是这个保护我们健康权利的，医疗是恢复我们健康权利的。每一个人生命的再生产，其实需要三种手段。就劳动力而言，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身体的体力、心力和智力的再生产。体力的再生产靠健康，心力的再生产靠和谐，智力的再生产靠教育。这里面，既包含了我们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必须具备的权利。也包含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应该享受公平机会的人，所应该争取应该得以维护的权利。如果事先我们没有争取到，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后天努力当中得到补充，前面你们有了，我没有。然后这个机制，这个制度能够保证我前面没有的时候，后面能够得以补充。否则前面没有，后来一辈子就总也没有。这个是我们把权利分散为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这个私人权利。当然私人权利要比这个多得多，比如隐私权，我们的电话，我们可以告诉别人号码，可以不告诉。我们可以把过去这个不便于公开的其它的私人信息，比如你的婚姻状况，家庭背景，或者你曾经干过什么坏事。你可以告诉别人，也可以不告诉别人，可以不告诉。当然如果你干过这个坏事，真正进入私法程序的时候，你必须依法公开陈述，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不是在这个司法程序里面，任何一个人要你去公诉你的罪过，你都是可以拒绝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这是你的私人权利。你继续垄断你的私人信息不违法。私人权利包含很多，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权利，仅仅有这些私人的权利还不够。我们对福利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私人权利里所提供得那些福利，还有一些个公共福利是我们私人的权利所不能具备，不能提供，不能补偿，不能维护的。比如环境权，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环境，这个没有问题，没有谁说我就喜欢在一个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面去呼吸，去喝那个有毒的水，没有人会说这个话，除非他是傻瓜，除非他有毛病。那么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追求美好环境的要求，然而我们私人的权利却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福利保障。也没有人，哪一个人能够足够的能力去维护，去恢复我们这样的福利，那么怎么办呢？必须有一种权利的供给者，来我们提供这种福利。这种权利的供给者可能是社会企业的参与者。比方说那个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行业性的这个协会，或者随机组织的保护我们群体利益的某种组织，甚至还包括我们的社团，学生社团。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去呼吁，去采取集体行动，它就会比我们每一个去单独采取行动更有效率。因为每一个人单独采访行动，我们的这个行动的信号是常常不被人观注的。所以大家经常会在这个有情绪的时候，会集体发现某种声音，然后上上下下就会非常观注。甚至BBS上面常常会出现很多很集中的信息，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就要问，到底是什么问题，一个同学可能在这个食堂里面吃饭，不经意间发现他的菜里面有一个苍蝇，然后很多同学受他的启发，也在这个BBS上面发个贴子，说我也曾经吃过苍蝇，甚至有人说我还曾经吃过老鼠的，久而久之，大家都会发现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饭菜的提供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一个人吃进了苍蝇，或者你在那说话没人理你，最后这个事也就过去了。有很多人都发声音，他就会引起这个提供者的关注。我们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当我们对某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高度关注，甚至严重情绪化的时候，无论这个事情本身背后包含多少不可搞逆的因素，多少可以推诿的责任，政府都必须面对公众，面对这样一个情绪非常激烈的公众，来做出公开的陈述。好，一个是我们对环境的要求，是我们每一个人权利体系当中一个应有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不是私权，是公权。我怎么知道这个环境对我们构成实质性的损害呢？我们还需要有知情权。这个知情权既是我们的私人权利，同时又是公共权利。因为这个知情不是我个人需要，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你个人的隐私权对别人是不需要的，别人可能就希望猎奇，说你告诉我一点私人秘密，但是公共权利，这种公共信息的权利，特别是公共卫生信息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获得这个公开信息的情况下面，决定采取或放弃某种行为。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还是离开这个地方。是吃这种水，还是吃另外一种水。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公开信息的提供，我们每一个人就面临最大化的风险，可能这个环境损害的程序，足以使我们在无法获得客观有效信息的情况下面，遭致不可逆转的生命损失。这个既是我们作为个人所需要的权利，同时又是一种公共权利。还有这个重大决策，我们有知晓权，为什么？因为这个决策一旦做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者。我们的利或者失利都与这个决策直接有关，所以决策者他的决策只要涉及到通常所讲的大多数人的最根本的利益，那么决策者就没有任何权利和依据来垄断涉及大多数人的这个决策。必须公开这个决策，必须越早越好。你要求我们对这个决策做评价，做出反应。那必须在最块的时间之内，把你这个决策告诉我。我们可能会善意得向你提出建议，这个建议可能是出于保护个人私人利益的，而你对这个私人利益保护要求是正当的。比如一个决策做出来，可能每个人都想了，这个决策做出来，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想呢，当然可能有一种担心。这种决策可能就被否决了，不用担心。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公共选择上面去。尽管每一个人者处于个人利益做出这种不同于他人的选择、评价，但到最后，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多种选择当中，还是有前面我们所讲的，有三个方面的公共选择。无论有多少差异，最后都会集中到这三个方面上来。我需要保护，你也需要保护，他也需要保护，尽管我们需要保护的强度可能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需要保护。当这个决策是你我他都不能保护的时候，这一定是一个不被我们赞同的决策。这可能还是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讨论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范围，涉及的样本进一步放大，很多人可能跟我们三个人四个人选择都是一样的。都发现这样一个决策是有问题的，比如马上又要放寒假，如果这个时候，铁路部门又像过去一样，宣布说马上要开价格听证会。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铁路准备涨价了。他想涨价，还想获得好评，所以他最好的方式是开一个听证会。但是每一次听证会还没有开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预期了，就是最后肯定是涨价，而不可能跌价。如果是正常的听证会，他有可能根据公众的意见涨价或降价。如果我们大多数穷人，或没有正常收入的人，对铁路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不是弹性的。那么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铁路部门宣布开听证会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意愿要表达？我们希望通过听证会，最好至少是不涨价。我很在意这样一个共同的选择，因为对铁路构成刚性需求的人都没有正当，没有稳定收入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你涨价，就是落井下石。就是知道你没有办法跟我谈判，我却一定要让你利益受损。这个用我们政治学的话说，就属于不正当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不正当的。如果我们公共选择的结果，选择你即使可以涨价的话，你涨价的幅度必须很小。这个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在这一阶段，如果你的管理运营成本真的比较高得话，我们都允许你有一个小幅度的涨价。这个幅度之小，是小到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构成实质性的损害为限度。然而我们过去一涨价就涨得非常得高，非常高。这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对铁路的需求，即使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出行，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同时又是很多人出行共同拥有的权利。所以他即使是私人权利，又是公共权利。如果铁路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私人部门也不可以因为是私人产品而垄断定价。如果是公共部门提供的，更加没有必要因为要保护部门的利益而垄断铁路的定价权。好，从这两个角度，我们都解释了反垄断尤其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这些产业部门，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进行管制，这个管制指的是当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它，却又没有办法使它的供给，充分供给，无限增加的时候，怎么能够使得它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至少在当前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不至于因私人部门垄断它的经营权和定价权，而导致大多数人非用它不可的时候，遭受不可抗逆的利益损失。这就是对规制或者是管制为什么会存在的一个解释。如果权利都是私人权利，那么它提供铁路权利也是私人权利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铁路无论是私人部门提供，还是公共部门提供。只要它是公众需要的一种出行的工具，它就带有公共权利的限制。即使是这种产品和劳务是私人部门提供的。所以我们不要轻信那种鬼话，这是我私人提供的，我该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不可以。你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公众，每一个社会的公众都有保护自己权利，不被私人利益垄断者给侵害。而且代提供什么样的铁路，什么样的票价都必须向社会公开。况且你能够经营这个铁路，我为什么就不能经营这个铁路？这个铁路经营权给你，是受公众之托的。这个经营权里面固然包含着你的投资所换得的这种权利，但是你的投资还不足以让你百分之百的可以垄断这个经营权。别人如果想进来经营这个铁路，也应该可以。你可以投资，他们也可以投资。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可能没有能力去投资这个铁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选择出行工具的权利。那么你作为铁路的提供者，有没有限度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都因为比较低的收入，而使得你一旦垄断了这个经营权，就使得我们失去了选择权，政府必须有适当的制度安排，来保护我们这个权利不被私人厂商作为垄断者，而加以侵害。这样我们就把问题又引伸一步了，引伸到这个具体的需求里面来。由此看来，我们事实上既然把权利可以分为两束权利，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而私人权利大多数情况下，在法律比较完备的情况下，通过私人的努力保护和恢复，我们可以获得，或可以得到维护，或可以得到补偿。这是反应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我们过去所拥有的禀赋条件。比如我们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但是除此之外，还不足以保护、维持、补偿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必须借助于公共部门。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既然那么多人常常把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总是跟政府行为挂起勾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呢？早期无政府主意者，极端无政府主意者，就是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充分理性的，如果每一个人在这些理性选择的时候，他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完全充分的，如果每一个人所获得充分信息都是没有虚假信息的，都是完备信息，那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大家冷静想一想，如果这个几条件都很具备的话，我们还真的不需要政府。然而，我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正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三个条件太苛刻，太严格，任何制度环境下面去不具备的，所以我们需要政府，需要政府。那么从这个角度提出我们需要政府，一个原因是私人的权利不足以保护、恢复、补偿我们的利益。第二，私人权利不足以丰富和净化我们作为私人的权利拥有者所应该具有的信息。第三，我们对福利的追求往往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必须借助于公共部门的提供。包括提供适当的机会，提供信息，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因此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政府的。这是一个问题，这里面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但我们必须防止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表达对政府的诉求的时候，有可能政府没有能够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摆正自己的地位。那么怎么才能摆正呢？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来要求我们的政府摆正自己的定位呢。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是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叫委托代理关系。这个委托代理关系在有的国家，表现为代理制，代理制政府。有的国家表现为最广泛的这个直选式的民主。比如，早期这个雅典承邦制，早期雅典承邦制，承邦制民主，直选。一个国王，一个头，站在城堡的楼顶上，这么一呼，开会了，大家开始来开会，就是所有人都来了。因为他城堡的规模足够得小，可以使得一个人这么一呼，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发布什么信息。很显然把这样一个直选式放到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体系里面，是不可行的。所以大国没有可能做到直选，直接民主。一般都是间接民主，在有另外的一些国家，他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比如在中国，他就是一种民主集中制。今天限于时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我是代理理论来解释这个民主集中制的效率，或者是当他有效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效率的时候，又为什么？不解释了，我们这里只是给了一个借助，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其实我们是委托人，政府是代理人。是你代表我们去行使并治理好这个公共权利，这个公共权利不是政府部门与生俱来的。这个公共权利是我们这些个私人和私人部门委托让您行使的权利。所以你只有使用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个权利的义务，却没有滥用，垄断，从而为某一部门牟取私利的，或者不正当的利益的这种权利。这是对委托和代理理论在这样一种关系里面的解释。再一个就是，我们还要明白，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与公众之间，都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都是代理者。但是代理过程有不确定性。代理过程的不确定性，是由于我们选择谁来做为这个代理人，这个信息开头是不充分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部门的领导，那么这个领导有没有公开他私人信息的过程，如果没有，最后我们只是凭直觉。比如这个人长得比较帅气，这个人看上去一脸得善良，这个人还跟大家都比较投缘，这个人过去没有很坏的记录，或者是上级部门极力的推荐他，于是我们都放弃我们的选择权，我们就接受了。没想到，他这一切都是假像。一旦拥有了这个权利的时候，他就垄断了这个我们委托给他的这个权利，攫取个人私利。这就是腐败为什么会存在。腐败的存在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依据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即使你是充分信息的，但也是不完备的。比方说他应该表达的信息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应该所获得的信息都已经获得了，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这个信息里面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他说出的话也都全说出来了，但这个说的话里面可能有一些假话，比如过度陈述自己过去的业绩，过少得公开自己过去不成功的经历，他内心最阴暗的东西，他遮遮掩掩，或者是借助于对私人权利的保护，而损害了我们的知情权。这一切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对这个人的判断是极不充分，甚至是严重错误的。最后当我们把这个非常珍贵的公众权利交给他的时候，就非常遭糕了。这是代理的过程的不确定性，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制度条件，当我们发现这个人，实实在在是不符合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他早一点退出。然而在这个代理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的制度安排，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束他的垄断这个公共权利的行为。就不得不容忍他继续滥用权利，挥霍权利，或者是不作为。所以就导致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受到严重的损害。这就是代理过程的不确定性。代理过程是不确定的，那么代理的结果就有效率上的差别，效率上的差别，如果我们事后，有一个记错的可能。那么即使这个过程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成本。那么我们也可以换得第二期的福利补偿。但如果连事后也没有办法纠正这个很遭糕的结果，我们就可能一直把这个无效率的情形延续下去，这就非常可怕。第二个问题，既然公共权利有可能滋生腐败，从而损害社会公平，人们为什么还需要政府，为什么还需要政府？这里面我们想考虑这么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就是从资源配置的方式来看，资源配置有三种方式。我们通常经济学上讲资源配置都是讲市场配置的资源。这个政治报告里面，也大多数要以市场为主来配置资源，这都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事实上参与资源配置的有三种主体。一种是自然，比如他武汉大学就有很好的这个资源环境，他那个水，不是政府提供的，也不是市场提供的，是自然禀赋，自然禀赋。在我们实在找不到用什么概念来表述这个资源配置主体的时候，我们权且说是上帝在配置，这是一个自然配置。第二种配置主体，就是计划者，比如中国传统体制下面，政府和政府的职能部门，都为计划者。他会给在自然资源面临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根据他对各个部门重要程度的评价，以及资源需求者的谈判能力，来决定资源应该分配给谁，分配多少，怎么分配。这就是计划者在配置资源，配置资源的第三个主体，就是市场，市场。这三个主体配置资源各有不同的特性，自然配置资源，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座山，拥有了一条河，既然它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我们就必须保护好这样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因为如果它是市场配置的，没有问题，一条河流被污染了我们从市场当中，又可以用高价买一条河。河流是可以从市场上买来的吗？如果都能买来的话，我们那个坚持我们就不必那么着急了。实在不行了，我们把它废了，重新买一个回来。不可能，它是自然配置的，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这是我们解释环境保护法的这个法理的最根本的理由。你不从这个角度，你就很难说服他，为什么要保护它，现在不是有人常常说，没有关系的，工业化初期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呀。不要相信这个鬼话，他不懂得有一些被污染了，就是不可恢复的。而如果我们被污染得恰好就是这些不可恢复的，你后面治理有什么用。更极端地说，如果一群人因为喝了这个污染水，最后得了直肠癌，消化道癌，最后生命都不可恢复了。你说我们再来治理有用吗？充其量只是后续者不再重复这个命运，但是前行者呢，损失已经是既成事实，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鬼话。理论基础这里，就是资源配置主体如果是自然的话，或者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既然没有重复配置的可能，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一次性的资源。计划者配置资源跟自然配置很不一样，自然配置它可能是非常公允的。给你了，不因为我喜欢你，就是给你了。我也没给你，不是因为讨厌你，就是没给你，没有理由。但计划者却不，计划者有可能因为喜欢你，就给你，因为不喜欢你，他就没有给你。或者说他也不是简单得出于一种情绪，个人的好骛，喜欢或者不喜欢。他就是个人判断失误。比方说，一个母亲，母亲我们就可把她比喻为一个计划者，她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需要吃奶，比如两个双胞胎。这个善良的计划者这个母亲就有可能根据一个常规信息来判断，这个奶如果是稀缺的话，给谁吃是最优的。结果通常的信息是什么，谁哭，谁就饿。谁饿谁就吃，不哭就不饿，那就不喂。结果这个善良的母亲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他这个哭跟笑其实是差不多的。并不一定是表达他很饥饿了这个信息。结果另外一个孩子，无论有多少痛苦，他也不哭，饿了也不哭。结果这个母亲得到的两个信息都是假的。哭得，其实这个孩子在笑，吃饱了他在哭。结果母亲继续给他，结果肠胃坏了，肠胃坏了，消化不了，拉肚子。结果另外一个孩子就是老不哭，母亲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孩子一直不饿。她也忘记了，因为她两个孩子长得一样，不知道是否喂过了，又怕喂重复了。既然他不哭嘛，说明已经喂过了。结果这个孩子最后饿死了。两个孩子身体都遭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母亲你能说他不善良吗？不是，一个善良的计划者，仅仅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充分，导致这二个孩子利益都严重受损。这是计划者配置资源最容易出现的情形。这个就解释了我们传统集团计划体制下面为什么会存在严重，持续得资源错配的情形，这也就解释了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最后一无反顾的丢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定要改变这个资源配置的方式。计划者配置资源，刚才我讲得还是一个没有道德风险的人，就她对这两个孩子，不想啃任何一个孩子，如果本意就想啃他，说明她有道德风险。母亲对孩子怎么会有道德风险呢，除非有极端极端的情形，就像这一段电视上看到一个母亲把自己亲生孩子给打死了。那个她可能有道德风险，或者是有毛病。我们把这二种极端的情形都舍弃掉，一般的情况，母亲不会对自己子女有道德风险，不想转移道德风险。不想转移道德风险，却导致这种情形，那就是我们要假定这个一个计划者在做出自己决策的时候，所依据的信息是不完备的，是不充分的，至少是不充分的。那我们就需要改善这个计划者，改善计划者，改善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
好，这里面就引出了两个问题。计划者配置资源可能走向无效，无论他是善的还是恶的都有可能走向无效。所以我们就需要换另外一种更长的规划的配置主体市场。那么市场配置资源就一定能够有效吗？比如，前面讲得铁路部门涨价，用得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原理。他说不是很拥挤嘛，拥挤我一涨价，这个铁路不就不拥挤了嘛。大家抱怨这个铁路部门涨价的时候，不要没有理论去抱怨它，你要知道，它在这一点上，就是市场配置资源来说，它没有讲错，它没有讲错。如果我们每一个出行者，在铁路与飞机，或者铁路与私人，私家的汽车之间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也就是调整弹性是很大的。没有关系，铁路你涨你的，然后我们就可乘飞机了。然而就让你这个铁路涨不了价，你涨价就没有人坐。然而这个假设成立吗？这个假设不成立。尤其是乘坐铁路更多都是出来打工者。他们辛辛苦苦，每月就挣那一点钱，全家老少都等着他拿这点钱回去过年，他怎么因为火车涨价就放弃用火车，背着那蛇皮口袋去坐飞机呢。你们到，实际上机场是一个具有刷选的功能，你在其它地方背蛇皮口袋的会很多，唯独你到机场的时候，你却看不到一个人背着那个，打工的人背得那个蛇皮口袋。他已经做了一次刷选了。到这里来是不可能背着蛇皮口袋回家的，乘飞机的。低收入者，穷人，尽管你铁路涨价，他还是要乘铁路，所以尽管从市场配置资源来说，你是希望通过铁路涨价来分流这个，尽管你这个理由很合理，但是你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市场上在这个地方上是失灵的。“市场失灵”这个词，是由于市场利用价格供给需求这三个变量，来调整人的行为方式的时候，调整微观部门包括市场上和个人这个微观行为的时候，却显得没有效率。这就叫市场失灵。市场上如果没有失灵，那就是这三个基本变量，基本上能够把这个市场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这叫市场有效。然而在铁路这个地方，市场就变得没有效。为什么没有效，你涨价了我们还要往火车站这边涌。这就证明这个没有起到调节效果，没有起到调节效果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需要政府在这个地方适当的介入，适当的介入。既然市场无效，我们用什么来补充这个效率，用管制。用增加供给的方式，用增加供给的方式，用防止这个稀缺的车票流失的方式。事实上，就目前的铁路的这个供给的能力来说，只要没有一些倒买倒卖的人把里面的票内外穿通一气的话，一般出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各个学校都能获得这个比较准确的信息，分流。不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放假，只要把这个放假出行的时间适当的拉开，都没有问题。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向谁提出要求呢，是向政府提出要求。就是政府你要能够把这些公共信息公开化，我们今年放寒假将有多少同学南来北往。或者是向东向西，政府从各学校汇报出来的信息，然后公布在网上，然后各个学校获得这些信息以后，每个学校都会做出一个计划，调整。本来在1月14日放假的，根据这个情况，咱们可不可以1月11日放假。或者1月16日放假。错开高峰，这个信息由谁来提供更合适呢，政府部门，因为你是公共部门。所以任何私人部门发布信息，我们都有理由不相信他，万是他是有意制造紧张呢。我们假定这个政府还是可信的呀。那么你就应该提供可信的信息，各个学校为同学提供公开信息，这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所以我们还需要政府。当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时候，必须由政府介入。政府又不能像传统计划体制下面的善良的计划者，母亲，导致资源错配。一般情形之下，市场能够解决的，你不要多介入，你多介入，你做的越多，市场越无效。）因为你介入多了以后，整个公众对这个市场的预期恶化了，预期恶化了。这个预期恶化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最后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样的信息，这是从资源配置的三种方式来看。所以政府有的时候，他应该作为市场的补充者，来参与资源的配置，从而使这个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当这个市场自身的稳定运行能够保持秩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让政府适当的退出，政府不适当的退出，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政府干预太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作为有限责任的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应该做些什么，而不应该做些什么。注意这是两个问题。我们常常总是希望你应该做些什么，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他应该做些什么。事实上，问题还有另一面，是你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得都是与我们私人权利不足以保护我们私人利益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了，看看哪些事情，仅仅靠私人权利不足以保护的。食品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提供更多的我们健康的机会，提供很好的社会保障，包括可靠的社会保险。这些个都属于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公共权利，那么这个公共权利一旦被不法者垄断，而我们又需要公共权利，那么这个公共权利有可能被少数具有私人利益贪图的人转换成私人权利。这种转换就是寻租顶的根源，寻租啊，renting。就是我拥有这个权利，你呢，又需要使用我这个权利。你要能够使用这个权利，你必须要付给我一笔租金，叫权利租金，这叫寻租。为了减少，甚至杜绝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划清楚公权和私权的严格的界线。公务员，政务范围之内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共权利，都是在行使公共权利。所以我们对公务员的要求比较高，既然你拿得钱是纳税人给你的钱，就意味着你是纳税人的代理人，纳税人是你的委托人。那么你是纳税人的代理人，你有行使的，职务范围之内所有的权利都是委托人所需要的公共权利，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滥用或闲置这个公共权利。滥用权利是腐败，闲置权利就是不作为，就是不作为。
有要求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政府假设为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政府一但是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所能够提供的，不是他所能够满足的。超出了政府的定义范围，政府是有限的，责任的政府，之所以是有限的，责任的政府，是因为涉及到我们私人权利的事情，政府不可以太多的干预。所以就这点来说，他是有限的。政府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也是有限的。否则他就是一个无所不为的政府，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一个有限的政府是保证政府效率的一个条件，一个为公众提供完备可靠的信息的政府，是能够有效保证社会公开与公平的政府。一个能够明确价定公权，私仅范围的一个社会，既需要每一个私人善对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尊重自己，从而尊重别人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政府来行使好自己的公权。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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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1（男）：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来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就是说，现在中国GDP增长很快，但是我们又知道，一方面它的基尼系数达到一个警戒水平，所以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过多的看中了效率而是把公平可能就是比较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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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近一个月来，这个问题在理论界虽然没有公开讨论，但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大家知道，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很正式的报告里面，有一个说，叫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如果仅仅从企业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对的。效率当然应该优先，但是这个话你不说，其实也一样。对于厂商来说，他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当这个资本没有回报的时候，他会换一个地方。马克思早就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他说资产阶级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寻求盈利的机会。也就是他每天在追逐最大化利润，所以他不可能容忍任何没有效率的行为。所以这个话由政党来说，不是太有必要。企业自己他这个制度就内定了他必须要追求效率，所以你说要效率优先，你说的恰好有厂商的微观效率，那看来说这个话就没有多大的必要。说兼顾公平，企业事实上从一个市场竞争的角度，他有两个这个公平是需要它自身去兼顾的：一个是在企业内部。如果他不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提供相对公允的竞争的机会、发展的机会和获取货币收入的机会，在企业里面有一技之长，或者多技之长的人，会理性地率先选择跳槽。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企业自己寻求这种公平也不需要我们政治家去提醒他，他自己会考虑，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善于经营企业的人。
还有一个意义上的公平。也是从微观这个角度，企业也会考虑地的。就是在竞争市场上，刚才我们讲在企业内部，现在我们到市场上，如果你今天是以违规的行为获得了一笔利益，那么明天它的利益受损者会如法炮制。那么你今天之所得恰为明天之所失，叫做零和正负抵销，甚至极有可能对方变本加厉，加倍地报复。结果导致你今天之所得小于明天之所失。对你个人来说，两天两次的净福利为负。久而久之它就获得了一个经验信息，就是看来啊，与其害人还不如善待别人。这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由不成功的经历而走向遵从市场规则，这样就使得厂商之间他也要兼顾公平。所以从这个微观角度来说，效率也罢，公平也罢，只要这个市场长期地发展下去，久而久之他会自然而然地内生出这种制度。这是由市场内生出来的。完全跳开这个市场发展的过程，就先入为主地去设定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体系，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环节，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是微观层面上的效率和公平，事实上厂商在竞争实践当中自己会做出他的选择。因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861年英国诞生了《工厂法》？为什么1893年，美国诞生了《希尔曼法》。《希尔曼法》就是1903年正式改名的叫做《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的前身就是1903年颁布的《希尔曼法》。《希尔曼法》的实质就是反垄断。1893年的时候，它就开始反垄断。难道反垄断是厂商的天然的行为吗？不是。它本来是希望每个人都是希望垄断的， 垄断是厂商这个天然的偏好，竞争是消费者、买者天然的偏好。
你竞争越充分我价格越低，我垄断越高，我利润越厚。但是它最后同样是走向了这个反垄断。因为你垄断，它也可以垄断。大家都垄断的时候，你的生产就不连续了。你生产彩电，你垄断彩电市场；我垄断我的显像管市场；你彩电不是没法生产了吗？你垄断销售市场，我垄断我的物流体系，让你运不出去。索性咱们达成默契，每一个厂商都接受共同的行为约定，不要再里垄断了，这就是《希尔曼法》的含义。
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政府。政府在效率与公平这两难命题里买面 应该做怎样的理解，怎样的选择。这个时候的效率和公平，跟前面从微观角度考虑效率和公平已经不一样了。 前面是从个人和厂商这个角度来考虑，后面是从政府跟我们前面的定义联系起来。政府是更多的要考虑公共权利，是考虑大多数人最基本利益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时候的效率就是指公共权利的保护有没有效率，就是大家对这个权利的要求有没有实现。
大家希望政府做的事情有没有很快的落实，并做得很有效，这是效率的含义。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但是公共部门还不仅仅考虑这个效率。这个效率可能伴随着您刚才讲的这个基尼系数利益攀升，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0.46。 0.46事实上已经高于国际公认的临界值。临界值是0.4。也就是说，你不能高于0.4，高于0.4，就说明你这个社会的分配、收入分配是两极分化的。0.46显然高了太多了。这是导致大家一段情绪比较激烈的重要的与原因。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公平是简单的当作可以兼顾的因素呢？还是作为政府天然的义务。
不能简单地被兼顾。只要你把效率放在前面。没有把这个公平当作政府行为当中一个天然的义务去执行的话，最后基尼系数进一步拉大都是有可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在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个人居民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的问题，到底收多少为好？是依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设置不同的起征点为好；还是同一个起征点为好。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政府治理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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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政府在这个地方，它所考虑的这个公平，是考虑如果给定一个税收政策。至少要达到两个效果。一，穷人在这个税收政策下面是受益者。富人在这个政策下面不是受损者。大家知道一方没有受损，另一方得益，这个社会净福利增量是大于零的，这个△是大于零的。如果这个税收政策在保护穷人利益，从而使穷人得利的情况下面，富人因为缴了这个税收，又刺激了扩大了社会的需求，从而增加社会的购买力，借此又使得他的供给更有效率。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税收看起来富人在短期之内缴了更多的税收，就真正是以为富人帮了穷人的忙，不是。富人也在帮富人自己的忙。因为他把这笔钱作为转移支付实际上是转化为社会的购买力。所以前面有很多人的算法是不对的，它说我们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起征点提到1600元钱的话，税收这个国家，可能在一年当中要损失2000亿，这个算法是错的。是静态的算法，是各算各的帐的算法。其实是不对的。联系起来算，就不可能是2000亿。况且你通过对这个培育穷人的购买力，也是在为富人培育他未来的市场。动态的看，对这个国家整个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依据各地不同的收入水平，设置不同的起征点，实际上就是损害了税赋的供应。
所以最后执行的结果，一个正确的意见就是全国统一标准1600元。那么这个是考虑了全国各地方不同的情形，当然不是说只是钢性讲来就永远是1600。因为中国是处在一个快速转型的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上升速度，总体上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还会进一步调整。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效率和公平。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如果从微观讲效率和公平，那么这个更多是交给个人与厂商自己去处理，政府不要说得太多。政府说得太多，会误导社会，以为你就是纵容企业为了追求效率而不惜损害社会公平，以为你是要纵容他们去损害公平。
第二 如果是宏观层面上，政府层面上的效率公平，不应该形而上学地说是效率优先，或兼顾公平，两者都是需要的。比如你的公共权利，当然应该让它边际有效，没有效率要不就是滥用，要不就是不作为，怎么可以呢？同时你在运行权利的时候，这个权利运行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尤其不是保护富人的利益，是保护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这就是公平在宏观层面上的含义。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现在我们不是太多地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这个事情。这一段时间不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是说效率优先这个事情不对，效率优先在企业里面永远是对的。但是这个话既然是企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你说你去强调已经是多余的了，所以就用不着说了。真正要说的是你面对事实上，社会收入分配持续差别拉大，那么你怎么能够通过强化政府在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平这个原则的同时，能够真正使政府的行为更有效率。 这倒是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这恰好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的建议里面要表达的重要的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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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好的，感谢石磊教授今天为我们做出的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同学们和老师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财经大讲堂》，我们下周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