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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各位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大讲堂》，自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那么如今呢已经走过了27年的历程了，在这27年当中，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又面临着什么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先生来给我们谈谈这个话题，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市场化进程及其特点”，好，有请刘院长，有请。
刘：围绕这个问题啊，我下面先讲第一点，那就是衡量市场化进展的标准，第一个问题关于衡量市场化进展的标准，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呢，也就是体制变迁的过程，从一个非市场制度转入一个市场制度，它的历史进展的程度，一般包含什么呢，包含这样几个层次的考察或者这样几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这是微观的，微观的，那么主要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商品市场化的程度，要素市场化的程度，等等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宏观方面，宏观方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政府从经济生活当中的退出程度，以及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尤其是什么呢，政府宏观干预经济的决策机制和政策传导机制，以及政府的经济职能，它的变化程度。
第三个方面呢观察的变化是什么呢，观察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财产制度，那么它的国有制比重下降的情况，它的各种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包括私人资本等等，它的发育情况，它们在资产上占的比重，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它们在GDP的结构当中占的比重的变化情况，他们在支配整个社会资源占的比重的变化情况，这就是所有制的变化，那么一般我们说，观察一个社会转型，从制度变迁的理论层面上看，主要是这三个层面。
??? 那么在实践当中，观察一个社会，是不是市场经济国了，或者朝着这个目标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说通常不是出于理论和制度分析的需要，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国际贸易关系的处理。主要是五个方面的指标，一个它叫作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也就是政府从直接的微观配置资源的活动当中，你退出的程度，以及你行为的法制化程度，和程序化，决策的程序化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决策的随意性被克服的程度，被制度规范的程度，这是所谓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它有一组指标，这是一个，第二类指标呢它叫作企业的自由度，那么就是企业是不是能够自由的进出市场，是不是能够自由的支配利润，是不是能够这个像国外转移它的利润，是不是能够自由的融资等等，这一系列围绕着企业的权力，叫企业的自由度，这个他又有一系列的指标，第三个指标，它叫作要素市场化的程度，主要是看什么呢，看这个社会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专利，它的市场化程度，在这个西方研究当中啊，它商品市场化的程度呢，它关心的并不大，它主要关心提供商品的要素，就是生产商品的要素，它是不是市场化，如果这个是市场化了，那商品，不管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作为一个结果他自然就是市场化了，所以呢，它的这个第三个方面，它是考察你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第四个方面呢考察你什么呢，叫作贸易条件的公平性，就是贸易条件的公平程度，也就是能不能，你进入壁垒有多高，是不是有歧视，在你这个市场上展开竞争，不同国家的资本，你是不是有歧视，国营资本和非国营资本你是不是有歧视，在各种贸易过程当中，是不是公平的展开有效的竞争，这个又是一系列的指标，叫作贸易条件的公平性，最后第五类指标呢，他叫作经济参数的合理性，经济参数的合理性，主要是指金融参数，利率，汇率，像这些的决定，那么你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实的什么，反映了供求关系，那么政府对它的干预是不是合理适度的，是不是必要的，等等。
那么中国现在是不是市场经济国，或者中国的市场化现在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知道呢，刚才我们讲，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现在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但是美国，欧盟以及日本这几大，这个西方主流的经济体，它是没有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市场化的进展程度，最乐观的，大概估计中国现在市场化，特别从资源配置的方式角度来看，那么最乐观的认为中国到现在大概市场化的程度进展到了70％以上，最保守的大概也认为中国经济现在40％左右是市场化的程度，不管我们说，乐观的也好，保守的也好，大体上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经过27年的改革，从1978年到2005年，27年的改革，我们可以说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中国社会资源可以说多数，现在是纳入了市场配置的轨道，尽管这个市场可能很糟糕，就这个市场的质量可能很有问题，但是呢市场现在已经替代了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在国民经济所占的那个地位和那个比重，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市场化的进展程度的度量。
那么我们下边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化走到今天，那么中国市场化成败的关键是不是发生了转化。特别是什么呢，以搞活国有企业为关键，这话在当时提具有相当大的革命性的意义，为什么，大家知道，中国这个计划体制，历史上是学习苏联的，尽管我们学习苏联，大部分和苏联的体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有一点，我们是和它不同的，我们这个计划体制除了中央垂直部门管理，各部门管理之外呢，我们给各级地方政府怎么样，相当大的独立的权力和利益，这有好处，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它的坏处是什么呢，中国这个体制历来有一个条块之争，这中央和地方怎么样，有矛盾，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体制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没有触及企业，企业最多是什么，给你换一个主管单位，或者收为部委管，或者放到什么，地方政府去管，企业本身的权责利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改革，78年我们当时讲，这一次改革，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这就打破了过去历次体制调整的传统，就使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单位，最基层的经济细胞，企业这个环节，所以这次改革的深入程度和广泛程度，是过去历次体制调整没法比的，所以在当时我们提出来，这次企业改革，以企业，这次经济改革以企业改革为核心，特别是搞活国有企业为关键，我们说，比照着我们历史上来说，具有着什么呢，重大的革命的意义，但是我们走了27年了，到今天，你说今天中国经济改革如果继续深入，决定中国改革的命运或者是关键的还是企业改革吗，尤其是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吗，恐怕不能像27年前那么讲了，走到今天，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想深入的关键，是政府的改革，而不是什么，不是企业的改革。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改革27年走到现在，改革的重点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光是改革的关键，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历史性的发生了转移，改革的重点是不是也是历史性的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从商品市场化向要素市场化为主转变，中国现在的消费品也好，投资品也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是市场定价的。
那么相对于商品市场化，看我们的要素市场化呢，就进展的相当滞后，首先我们来看啊，劳动力这个要素市场化，中国劳动力现在是这样子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大体上还是有二元性的，它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市场质量比较糟糕，不太公平，首先是带有制度性的歧视，比如农民工进城之后，他面临的是体制歧视性的工资，这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他和城里人的同工可能不一定同酬，他的社会福利怎么样，可能比城里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可能要弱的多，等等。
再看第二类要素资本，中国这个资本市场发展就要比劳动力这个要素市场啊，要发展要落后的多，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一般分作两块，一块我们叫作直接融资市场，一块叫作间接融资市场，那么从直接融资市场来看，中国是90年代才开始搞深沪两地股市嘛，到现在搞了十几年，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比重很小，我们现在通过我们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啊，通过股市直接融资形成的企业资本大概只占我们企业资本总额的5％左右，规模小，影响小，秩序乱，投机性呢要远远高于它的融资功能，那么再看我们的间接融资市场，大家知道东方的企业，它是喜欢间接融资的，它不太喜欢直接融资，是吧，那么从间接融资市场来看呢，也就中长期贷款了，它的市场化关键是要看什么呢，看它的利息率，就是这个资本的价格，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利率现在仍然是政府管制的，这是政府管制的利率，这是一个方面，说明什么呢，中国的间接融资市场，资本的价格是政府定价，而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国有银行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的，我们工、农、中、建，几大国有专业银行，国有资本占中国金融业的总资本，大概接近百分之九十，其它有些非国有的，比如说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这里有一些什么，非国有的成份，还有什么呢，像民生银行，这是这个完全是民间资本形成的这个股东组建的银行等等，像这些啊，我们讲虽然它的产权，资本产权是非国有的，但是它的行为被严格的纳入了什么，中国的金融管制的体系，被严格纳入了中国的金融管制体系。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中国的间接融资市场啊，市场化的程度可以说是很低很低，中国的虽然资本市场化速度很慢，但是呢它做了一些制度性的准备，现在比资本市场化还要置后的是什么呢，是土地。我们现在讲三农问题，我们也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你仔细看一看，它解决农民，解决城乡经济差距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土地，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公路网络化，使农村的穷乡僻壤的土地可能升值。
现代化带来的土地的升值的好处，一定要尽可能地留给农民，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土地荒凉的时候，贫困的时候，我们说这土地啊，是农民的，农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而且告诉你，你不能进城，你在这儿替我看守着这块土地，实际上是看守着这份荒凉，那么现在现代化到这儿了，土地升值了，哎，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这土地不是他的，那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
我们说，土地要素要市场化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土地产权怎么样，要清楚，土地产权制度呢要从现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呢，要有所改革，我们知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简称是什么，土改，这恐怕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中国现在的市场化走到今天，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它改革的重点，从商品市场化要开始转向什么，要素市场化。
第四点就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搞了，走了27年，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的难点，是不是也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构建市场体系转向重点建设市场经济秩序，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类似一个事情的建设，从数量规模建设转到什么，质量秩序建设，数量建设是有止境的，任何社会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什么，市场化，总有市场失灵的地方，在现在社会，任何国家，它不可能市场全部解决一切资源配置的问题，总归有什么呢，市场失灵的地方，而市场失灵的地方呢，他自然就要求有相应的政府非市场的干预，包括最讲究自由竞争的美国经济，恐怕也是这样，包括最老牌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在历史上到现在，恐怕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的时候，所以市场经济啊，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它是有极限的，也就是它是有尽头的，有止境的，可是市场的质量，也就是市场秩序的建呢，我们主产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了，到现在，你不能说它的市场没有问题，你不能说它的市场秩序就没有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你不能说它的市场秩序就充分体现了公平竞争这种要求，未必，它的漏洞可能很多，而且伴随着历史经济事物的发展，很多新矛盾的提出，可能要求你新的制度创新，我们说市场经济秩序呢，至少啊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叫作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秩序就是规则，主体秩序就是界定谁能成为市场竞争行为主体的有关的制度安排和规则，那么主体秩序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谁在竞争，就是这个市场上，我通过你的主体秩序，主体秩序的规则，我能够看出来是，你是允许哪些人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你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你不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必须从市场当中退出，它的根本是产权制度，所谓主体制度，市场经济秩序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叫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就是买卖，市场经济它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交易，通过买卖，交易秩序就是什么呢，决定交易能否成交的这个条件，就是决定交易条件的制度安排，交易条件从经济学上来讲，最基本的交易条件是什么呢，价格，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坐地还钱嘛，最后讨价还价，能不能均衡，双方都接受，达成一致这样一个交易条件，最基本的交易经济条件是价格，那么交易秩序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什么呢，价格决定的秩序，也就是看你这个市场是不是交易秩序有序，看你的价格是不是体现什么等价交换，你的价格是不是真实反映什么呢，供求竞争，矛盾运动的状况。
市场经济秩序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讲市场经济的法制秩序，因为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为从内容上来说，市场经济贯彻的是法权规则，它要求法的力量，市场经济从它的形式来讲，是什么，是契约，所有的关系在形式上都是一组一组的什么，一组一组的契约，所以市场经济要有秩序的话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有序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契约怎么样，要有它的权威性，不能任意破坏，任何破坏契约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的，正因为这样呢，用什么手段来保障契约的权威性才有效呢，恐怕也要靠法，它比封建社会进步，封建社会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维持是靠什么，是靠身份，与身俱来的，你为什么是农民，很简单，你爸爸是农民，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在生产农民，世代的相袭，他为什么是皇帝，很简单，他爸爸是皇帝，皇帝在消费着粮食的同时，在生产着皇帝，所以人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事先与身俱来的，你就这种身份，就这种等级，构建了这个社会的组织，是吧，而市场经济它的进步不在这，不是看，有钱不问来路，英雄不问出生，它是契约，我们就这件事，我们确定我们双方的什么，权力，义务，责任，就这点来说，双方是，形式上是平等的。双方形式上，所以你要保证契约的权威性，那就要靠法，
??? 市场经济秩序的第四方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因为市场经济虽然是竞争的经济，但它不是动物之间野蛮的撕杀，他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文明方式，既然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进步的形式，他一定有他社会道德基础，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核心是什么呢，信任，因为市场经济是信任经济啊，客观存在的经济是信用经济关系的话，它就要求主观精神世界，一定要宏扬什么，宏扬诚信，而不是欺诈，不是不负责任的放纵，是吧，所以我们说，市场经济秩序至少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市场经济的法制秩序，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前两个构成市场内在竞争机制，后两个构成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秩序，这四个方面的统一，我们说是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可获缺的内容，那么好了，大家想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市场经济秩序建设是不是一个漫长的，凝重的历史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前27年中国市场化，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的力量，中国的市场，特别是商品市场体系基本上已经构建起来的话，那么我们说，再经过多少个27年，恐怕再经过若干个270年，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建设，你都难说，它基本完成，恐怕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凝重的历史过程。
下边我们讲第五点，就是经过27年的改革，对我们市场化进程的评价标准，就是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目标的这个经济改革的评价标准，它的评价的标准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单一标准，现在朝着多元化标准在发生着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啊，对于改革它判断的标准非常明确，人们也容易取得什么，共识，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新型道路，而发展毫无疑问首先是生产力的解放，改革要解放生产力，当时证明你这个改革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推动了发展，是不是解放了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本身的标准呢也很简单，什么呢，大家知道1978年的中国，是温饱没有解决的中国。1984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搞到了六千亿斤，人均拥有量达到了五百斤，这个时候我们宣布中国人基本解决温饱，那个时候，你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实际上很简单，而且很容易体现，就是什么呢，你各种机制改革，各种机制变化，你是不是能够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你如果能够有利于改善人们辛苦的物质生活，甚至在中国广大落后和农村地区，就是能让人吃饱饭，那么人们就认为你就是好的，你就是社会主义的，你什么制度有利于解决温饱，就意味着在当时什么制度最能解放中国的生产力，最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啊，对于改革价值观上的正义性，他的检验标准相对来说是明确的，因为饥贫饥落的中国社会，当时太需要加快发展，一切有利于发展，特别是什么呢，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变化和制度安排是能够取得共识基础上，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的，那么我们走了27年，走到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中国不是温饱问题了，按照我们官方公布的数据，去年年底我们完成的GDP是十八万两千三百多亿人民币啊，按照一比八点几的汇率折，按照13亿人口算，我们接近人均一千七百美元啊，那么我们早都已经穿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什么呢，人的考虑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它一定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不像27年前那么单一化，那么简单化，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人们赋予改革的希望，人们对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要给我带来的扶植，给我带来的变化的多样性，对我物质上，精神上，社会心理各方面的满足程度的提高，我所附加于改革的要求，恐怕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所以呢，就难以取得共识，对于这个改革这个制度变迁是好是坏，在价值观上就很难一致，他的争议怎么样，自然也就大了，他的争议自然也就大了。
以我说呢，现在你看，至少三个标准吧，一个标准我们说是发展时已经到，这我们讲的很多，用发展，特别生产力的解放来检验改革的成效，但是马上就会有人批判你什么呢，比如GDP，美国前总统，60年代被暗杀的总统，这个肯尼迪有一句名言啊，GDP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幸福，GDP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快乐，那么我们很重的一些人文主义的倾向，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生产力为GDP的这个，为GDP的这个，为经济增长的判断标准给你淹没掉了，那么另一种标准呢，就是我们说用一定的主义，就是制度特征去规范和判断改革，也就是看改革你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我说这种观念很值得尊重，就是以社会主义，这也是我们宪法规定，但是问题我们怎么科学的把它变成我们的实践，这不能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必须是要实践的态度来对待，所以我说与其说社会主义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还不如说只有发展中国，只有救中国才证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可能是更积极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现在我们说，对于改革的这个标准的多元化，除了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发展的标准，制度的标准，另外还有更复杂的，具体的利益的标准，因为人们很本能，这很能理解的，在改革当中，对改革的企盼，对改革的拥护或批判，以改革给我利益带来的得失，作为基本的立场，这个很现实，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个人，局部的利益得失，作为对整个社会制度变迁，价值上的判断标准的话，难免，难免就狭隘了，应当以社会总体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但是问题复杂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偏好怎么能够显现出来，谁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大问题了，否则就有可能什么呢，有的人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口号，为旗号，而牟取着个人利益，以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为招牌，而实现着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物质的贪欲，这就很可能啊，是吧，所以复杂是复杂在这个地方，而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认识问题。
那么第六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它的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如何认识，它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如何认识，我想啊，最基本的约束条件，社会条件大概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它的真谛，它的实质在于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创新，要使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什么，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这是他的根本，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有效实现，我们市场化的进程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27年高速增长，27年平均百分之九点四以上啊，那么这么一个大国，你的资源条件还能不能支持你继续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高速的持续增长，这确实是世界瞩目，国人担心的问题啊，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比如说我们的电力消耗，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吧，我们的这个石油消耗大概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8％左右，我们的铜大概相当于世界消耗量19％，我们的铝，电接铝大概相当于世界消耗量20％，我们的钢材大概相当于世界消耗量的30％，我们的铁矿沙的进口量相当于全球国际贸易量60％以上，你如果还是建立在高消耗这个基础上啊，你能不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再继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可不可能，这确实是令人怀疑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市场化的在中国的改革的目标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增长方式，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是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对不对，技术创新的根本我们说，制度重于技术，那就是说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说到底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此来加强竞争，提高效率，但是我们知道提高效率最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代价是什么，学经济学大家都知道，发展中国家你要效率，效率和公平怎么样，难以兼得，你要要效率就要鼓励竞争啊，鼓励竞争就要承认差别，对不对，承认差别社会均等目标的实现就受到影响，均等可以分作两个层面，一个是事先机会均等，一个是事后结果上的均等，人类既有机会均等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其实人类也有什么，事后事实上差距缩小的要求，就不能产生真正的分化，严重的两级分化嘛，对不对，而我们知道，中国这27年高速的增长，在取得经济效益提升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啊，确实我们收入分配均等目标受到了，可以说很大程度的伤害，很大程度的伤害，那么呢，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吧，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重视，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要素效率，他自然的，或者非常容易的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收入分配均等这个目标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社会就怎么样，它就不和谐，不和谐矛盾一旦多了之后呢，他就可能出事，一旦出事的话，现代化的进程怎么样，就可能被打断，这个历史上和现代社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中央在讲到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创新，从制度创新提高效率，讲到这个的同时，马上就讲什么呢，构建和谐社会，因为他知道，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不和谐，而不和谐从经济上来说就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根源就是均等目标的伤害，特别是收入分配，均等目标的伤害，那么，这是我们要推动以效率优先，效率为主要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的话，这是我们必须要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主；好，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刘院长的精彩演讲，那么刘院长的演讲呢也使我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深刻的变革以及呢在市场化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好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观众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