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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培个人档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兼职教授、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经济展望》杂志社总编、社长、上海市信息中心副主任
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讨论与争论；第二个问题解读中央二个工作会；第三个，为什么争论如此尖锐，为什么宏观调控如此无奈；第四个是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趋势分析，我想今天我大致是讲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关于上半年的基本态势我就忽略了，我就不说了，我说一说关于上半年的一些争论。
国家统计局首席发言人是郑京平，是具有学术背景的弄上去的官员，所以说话充满了个性。他说这个形势为什么会达到今年上半年这种状况呢？他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乘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那么世界经济现在是4.9，那么他说中国经济也慢不下来。第二位说是中国在一个高位平台上来运作，所以它有一个惯性，所以惯性决定着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第三个是说“十一五”规划的开局的第一年，所以各地趁势而上。好了，他是讲了这三条原因，那说问题就是只说了两个，一个就是固定投资太高了，还有信贷太多，讲了这两个。
邱晓华很有意思。他把上半年称之为是亮丽的开局，然后说它好，他又增加了几条，比如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包括中国自个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能量的释放等等。同时他也提到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两具剪刀叉。这个我认为他也很坦率，一个剪刀叉说了是我们的农村的，农业的剪刀叉它还是存在，我们2005年国家让度了农村42.8元，但是2005年上半年我们最后农民多支出多少，是一百块钱，所以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落差的。第二个剪刀叉他也承认了，在我们目前的物价。生产资料价格现在是在上游，它这个价格涨得比较高，要5.9，下游企业的价格只有2.6的涨幅，那相差了近一倍。
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为这个竞争争论很大，不只证明中国并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趋势，而是一个生产紧缩的趋势。你上面你高增长，你这个价格涨得很高，到了这个下面，下游企业绝大部分都是竞争类的。由于竞争类的它供大于求，然后它的价格就压缩了，再加上国家信贷收紧，那么很可能下半年出现一个生产紧缩，而不是通货紧缩。所以国家统计局官方的一个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种讨论。
第二点讨论最激烈的是五十人论坛，它6日开始，7月21日到23日连续开始，在这个会上这个争论那就更厉害了。吴敬琏，马上跑出来了，外汇问题，直接提出外汇问题。这个汇率问题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他举浙江老板，他说前两天一个浙江老板和我讲，他说如果国家汇率不动，这两年日子会很好的，很好受，但是他估计撑不下去，一旦汇率动了以后，完了，这两年他对科技创新没有兴趣。当整个外贸的状况全部浮现了以后，他说，讲日子很难受。另外他举了一个台湾的例子，他还得特推荐了台湾的一篇，一个台大校长的一篇文章，最近这篇文章在媒体上广为的流传。所以我估计，这种观点给决策层提供了一种，当然也有参考，也有对冲的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1985年左右的时间，走了一个汇率调整，小幅慢走的一个决策，但是这个决策一年都没档住，就突然放开了，关于这个问题，台湾有许多争论。事后证明台湾的自主品牌都是因为汇率和市场国际接轨所导致的。吴敬琏反复强调这一个汇率问题，。另外有一些专家提出来，聚焦在一个双顺差。我们国家双顺差，双顺差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有因为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我们国内上半年的各项指标高增长，顺差，我们的增长是55个百分点，不得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半年是增加了1222亿，我们贸易上的顺差是614亿，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规模，这样的一种失衡。
导致一种什么状况呢？那就很麻烦了。有一个专家说的很尖锐，说是目前钱太多，钱太多是樊纲公开讲，他说为什么钱太多。但是有一个专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屏避性的货币猛增。什么意思啊？美金大量的进来以后，我们说是不能自由买卖，那全都照单收购，收购了以后怎么办呢？中央就要放基础货币，所以国内货币多，是首先因为你不能自由兑换了以后，导致你中央银行要放货币，放了基础货币以后，他又把这一堆美金，把它拿到美国资产上，购买美国的国债，那么美国以为你买了国债以后，他就又一下子投放到社会，所以这样凭空地增加的货币。他说与我们国内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尤其是和汇率制度有关，这个争论也是比较厉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目前主流有不同的。他认为第一个是补偿性的增长。从九十年代初中期，整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投资是不到位的，是被打压的，一直到2002年我们才达到6.4，所以这一轮的增长是，补偿性的增长。第二个中国经济处于少年长身体的长肌肉的时期，这个固定资产也是下不来的，所以我围绕着这些争议也比较大。
那么另外有一些争论，比如说有一些提出来，为什么会出现上半年的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双稳健，稳健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这样双稳健的中性政策，他的后果就是扩张型的，那么如果说要让这个中国的经济现状处于中性状况，那个宏观政策应该是紧缩型的，紧缩型的政策才能带来这个中性的后果。意味着政策要有一种压力。
最后一个观点，这是一个参与会议的两个专家和我交流的。他说争论很激烈，但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它的原因，缺乏认识，找不到原因。那么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公开言论中是相吻合的。马凯在六月份就进行了密度相当高的一轮一轮的调研，各个省市，各个部位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到了七月中旬，他抛出一个结论，说是六个分析，他说我们要不仅要分析它的总量，就是说国家统计局的总量，同时也要分析它的结构，不仅要分析它的现象，而且要分析它的原因，不仅要分析目前的现状，还要分析它的趋势。我举马凯的这个例子，作为官员，他比较中性冷的一个结论，说明这个结论是比较尖锐。
所以我是把第一个问题说一说，就是关于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在讨论过程中的意见相佐的，相当尖锐的，比如说关于汇率的问题啊，有的就提出来要放开了。你比如像吴泾连就是属于要用市场化，来让他该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那么国家发改委的研究系的那些人，陈东琪在会上说，要用政治，继续运用政治控制的办法，他甚至说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国要有控制的，如果说你一步一位调整的话，首先没有一个脑袋能够测准那个一步在哪里；如果调整了以后，反过来国际的炒家就要炒作你人民币往下走了，因为你一步到位了，你在山顶上，你刚才讲了，站在山顶上，等待你的是什么，往下走，所以说现在他说要，还是走小步，但是更多的专家说是要小步快走，走小步一停，少走弯路，回头路。
这个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好多机构现在都在预测，我看下来，是2.5％，.3％，5％到10％之间，如果说取一个均值的话，我估计可能是5％的概念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过去的一年，人民币事实上已经升值了3.6个百分点。
第二个问题，共同来学习解读中央的两个会议。有几点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发生了调整。这个只是我的学习体会，文件上没这么说。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4日定下来，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大，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们要集中要讨论和谐问题，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国家战备调整。什么调整呢？用和谐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战略，是有道理的。今天这个场合我只有点一点。社会上随着经济高增长了以后，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就公开好报道啊，有？？啊，贵州啊等等一系列的事件，所以党中央掌握的情况要能比我们更多，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怎么来确保这个为发展保驾护航的这么一个和谐战略，所以我认为中共中央这次会议就把整个国家的一个国策的一个口号、引领性的一种观念，把它给调过来了，这是第一个调整。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也提到了对整个经济形势，我的体会就是，对整个形势是这么理解既好又坏。为什么说既好又坏呢？他首先肯定总体上是好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物价水平相对比较低，民生的增长比较明显，这是四大好的。那么四大不好呢，除了刚才二个过，固定资产过了，这个信贷投放过了。第三个就是能耗，能耗刚才专家也讲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出洋相。第四个就是环境的压力是更大了，讲了既好又坏的这种状况。
那么针对这个既好又坏我的体会，我可以用这个话，因为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中国经济又处于从未有过的危险期。为什么说我说它进入到从未有过的好时光？我们冷静的回顾一下，这个共和国的国力，有哪一天像今天提高得这么快。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安宁的状况，你去看看每天晚上国际新闻到处都是，恐怖的，不太安宁的，有各种各样的事件。但是相对来说，包括美国的一些要人，到了国内，到了中国，看样子中国是最安宁的地区，包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提高等等。我说是中国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的大好时光，而且这个势头，我们所里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就有定论。认为中国将进入发展起飞期，进行起飞期，这个起飞期至少将长达二个年代，现在才刚刚才几年，所以我说是进入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
那么为什么又说它是进入一个很危险的时期？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将第一次面临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模式。我们的整个国家，过去的国民经济，1996年为标准，过去都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升华了以后，财富充分的涌现。那么现在从1996年到2006年，那么有相当的专家预测，2007、2008年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产能过盛的，你比如我们讲钢铁，钢铁去年我们的生产，生产能力是四亿七千万，在建的项目，如果今年全部到位的话，就是六个亿，而我们实际去年消费是多少呢，只有3.5亿都不到，那你说是过剩多少？已经超过了危险的70％。我们的工汽车生产能力800万辆，但是全年，估计今年处于井喷期也就是550万辆，上半年我们的汽车增长是46％，增长也是属于井喷这样的状况。那么导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不平等，有的比如说不平衡，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胀的趋势，还是生产紧缩的趋势，我的判断，双轨制，都存在。中国既有通胀的趋势，又有生产紧缩的趋势，是共同存在着我们这个社会。
那么关于通胀的趋势我上次镜头对着我，我公开说了，至少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长达十年没有经济危机了，每一次经济危机是针对人类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进行一次平仓，把它过剩的东西统统危机把它给爆发。十年多没有爆发危机，各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与日俱增，把危机往外挪，往后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通货膨胀的现实，现实威胁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刚才我提到的，进入了一个产能，第一次面临产能过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面临紧缩，他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处于最危机的时期。
第三点我的学习体会，这个党中央提出来，宏观调控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句话怎么说啊？因为他文件里提出来了，对当前的生产经济发性的积极性，要引导好，要协调好，要保护好，但是同时又说，你这个东西要这么调，那么调。所以这么一来，我们宏观调控这个空间啊，它是有限制的。所以现在做人很难啊，形势发展也很难。
第四个我理解，党中央提出来了四个性，对宏观经济形势要提高预见性，调控政策要有针对性，要有综合性，要有有效性。提出这四性，我在这里说说，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状况的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是，换句话说是一种批评。国内的经济状况，为什么会没想到，所以党中央他就要你，要你们干吗呢？要你们就是要加强预见性，定出的是7.5，你怎么给我折腾出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呢。所以这个事情我感觉到，这个预见性，实际上是对我们上半年的有关部门政府部门的一个新的要求。针对性也一样，我们比如说，有利率、有存款准备金。那为什么提出针对性?我们的货币多，并不是银行他好像拼命的放贷，现在有一些说法好像是政府和什么绑在一起等等，实际上我们刚才有些专家也提到，中国基础货币多，多是多在海外资金的大量进来.我这里举一个例子.2003年大量的海外资金进来，中国设计了一种新的票据，把它下放了基础货币，同时又票据，从银行拿点回扣，是七千个亿，2004年翻一翻，变成一万五千个亿，2005年变成多少，是二万七千个亿，2006年你要在到这个目标，再翻一翻的话，那还了得呢.所以这个为什么它不见效，那胡锦涛就提出来，是不是针对性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综合性，现在好多问题是，按出葫芦浮起瓢。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国家的战略的进行大调整，实际上我们调控的一种方案也在调整。比如说以摸着石头过河，去指导这些思想的，这样的时代也过去了，过去我们经济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我们内外的沟通还比较少，所以你的系统比较简单，摸着石头走，顺势而为，但是现在行不行？你离开了综合协调，那我刚才讲了，那就是上上下下，所以要有综合性，最终还要有效性。
第五点，就是“十一五”怎么来避免重蹈“十五”的覆辙。为什么我这么讲？“十五”期间我们的制定规划的时候，也请了四千多个专家人士开会，进行论证，临了在走了一半的时候，打对折。定出来的指标，我们一半时间全实现了。你不是出洋相嘛。你的预见性在哪里呢？那“十一五”我们好待说我们终于要科学发展观，要进入能耗，能耗要下来，下降20％，摊到每年是四个百分点，最后变成零点八个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以“十一五”会不会继续重蹈“十五”期间的覆辙，我想这个问题是，我解读这个会，当然最近很发急了。国务院每天开会，那个发改委有一个领导说了，以后开会，凡是能源问题，这个没解决的往后坐，能源问题好的往前坐。现在定位的是能源问题，好像一个是广东还是上海，是排在很前面的。那以后各级省市领导，他要求六个月要张榜公布，这个措施都是传统的政治的措施，那么能否继续的贯彻下去？我们的一些科学发展观，我们的增长方的转型，能否达到机制的境界，我们经常报纸上听到机制，实际上我这里给出一个学术上的定义，什么叫机制？它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可持续、不可逆转。但我们现在好多东西刚推出来的时候很有道理，但是它不可持续，碰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问题，马上又倒回过去，所以第五个问题就是，相当严峻，这个话题相当严峻，会否重蹈覆辙。
第三个问题了争论很激烈，这个调很无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认为首先是一个中国经济环境变了。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呢？我用这样的一句话来通俗的表达它，就是国际形势国内化，国内形势国际化。所以中国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中国自己的。我曾经还讲过，每当中国要买进什么东西的时候，世界就狂涨；每当中国要卖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狂跌。什么道理？中国的全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说，这个首先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变了，但是我们现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是这么分析的，所以我是举这个环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前提变化，这个前提是什么？这前提就是起飞，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是任何意志和政策压抑不住了。你怎么来讨论过热还是过冷啊？那我这里所以说为什么来确保它，有这几个根本的。第一个中国进入重化工时期。凡是进入重化工时期，GDP挡不住的。第二个中国的国民禀赋，就是劳动生产力，至少目前这个行情看不到底。第三个大国效应。大国它会把产业链拉大，把市场做宽，所以横到边、纵到底，它这个效应是相当大的。第四个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体制的释放，远远没有到头。第五个就是中国的组织化程度。它的组织化程度相当好，跟国民经济差不多都有它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五大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前提，就是已经搁在哪里了，它是一个高增长，现在和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去占风车，你去说，非要把它给限到某一个程度，这是我提出的这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争论比较厉害。
争论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版本，面临着升级，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到今天，而这个改革的问题争论又相当的大。经常社会上有一种言论说是，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对这样的言论是不敢苟同。邓小平时期，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做了一个最大的，就是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有中央集权政府下放到地方，三十一个省。所以这二十几年是以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在引领着中国经济，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它是在纵向的不断地放权，导致了我们经济的高增长。所以经济的现象背后，政经是分不开的，肯定有相应的政治来配合它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的话题出来了，有多少贪官被抓出来了，一波又一小，前赴后继。这样的一种状况，对社会发展没有好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垄断行业，有许多事情无法下去，是和体制改革的相应的版本和升级是有关的。那么这个问题争论也相当的厉害，也导致我们对宏观形势的一个判断。所以上述这几个问题，我感觉到是为什么会形成争论尖锐，同时又导致我们宏观政策调控也在刚才提的几大问题中，它在寻找它的均衡点，所以在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中，左一下，右一下，有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就是，宏观调控的趋势问题。我把它分成几小块，第一个就是近期的特征，近期的特征有一个两重性，一重性就是它政策多，动作大，力度大，频率高，不见效果，不松手，这是它的一个近期的特征。在这个特征里面，它的主要的战场就是房价、能耗、土地，在这几个领域都是它重点的，比如说已经提出来了，要有高成本的价格，来对应我们的高成本的原料。所以北京有些专家提出来，是不是又要到了一个价格闯关的时期，因为马上要提出来能耗的上涨，是我们这个石油油价太便宜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能耗上不去，主要也是因为价格的传导机制不到位。所以我认为在房价、土地、能耗、环境，这些领域国家的政策是刚性的。那么另外它有一重性，是边走边看，半推半就。为什么我用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酸的一个词呢？换句话说，从一定的意义上，它依然延续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态势。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领域主要表现在汇率、表现在税率。比如说汇率调整，是不是可以像吴敬琏他们所讲的，比如说一步到位，在这个事情我估计中央不可能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动作，不管你推荐台湾的孙正的文章也好，推荐什么也好，因为他面临的压力，变量是不一样的。包括税率问题，两税合并，早就要推出来，8月份讨论这个问题，又麻烦了。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是东部、中部、西部，现在中部地区提出来，你们都优惠过了，轮到我要优惠。你们说是要停下来，那怎么行呢？所以这一定固定资产投资过大，主要是中部地区，像安徽，都是在50％左右的高增长啊，它提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什么叫和谐？你发展了，我也要发展发展。你有浦东，我天津要有滨海开发区。所以这个事情，国家现在面对这个格局，它也是难以，难以来回避的。所以说在税率问题上，现在老外提出来，你现在一定要提上去的话，也有各种各样的，他也有他的要求。所以在汇率税率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会处于一个边走边看的这种方式来表现，这是我说是近期。这个近期差不多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半年到一年左右。
第二个就是中期，中期它的一个什么特征呢？我指的中期就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一个趋向，是趋向于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它的权政，还是趋向于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这个权重呢？我估计在中期，可能是市场经济的权重比较大，因为今天中国许多问题会扭曲，主要是市场的经济一上不到位，市场经济不到位。市场经济它没有发生要素优化配置的功能，然后扭曲了我们许多的价格，导致了能耗下不来。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尽管社会上有争论，但是今年三月在从大会议期间，胡锦涛专门到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来发扬了一个言论，一个政治的说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第二个意思，这个改革的方向就是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第三个当然政策出台要考虑它的协调和科学化的问题，所以我估计在我们的未来的，“十一五”期间，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的是以市场经济为趋向的这么一个态势。
第三个时期，中长期，这个中长期，我估计主要将有政策经济转向这个制度经济，但是往制度方面发展。它要进入一个公共政策时期，公共政策就是大家吵架。现在五十个人的专家论谈，他们在吵架，前两天刘鹤，那个财经领导小组，他算是这个五十人的什么领导委员，包括他的一个秘书提出来，千万不要把我们五十个专家理解为是代表某些部委办的官员，因为他们的争论的信息一旦放出去，这可能会导致误解，这是一种状况。实际上更多的压力体现，你比如说凯雷收购徐工，在北京方面把它找去，你们讲清楚，双方坐下来，可能今后还找其它的官员、学者、公民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说，有政策经济进入到制度经济，它得要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前面要什么，要听证会。现在我们有一些听证会是真的，有些听证会是标志型，甚至是做秀的。我估计这个国家今后的发展会逐渐地有所随机的，硬件地进入到制度安排，但是这个道路是相当的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