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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先生”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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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主要专业为美学和文学，却因为在电视节目中品读历史而名声雀跃。一时间写书书畅销、讲座收视高，在媒体围堵、粉丝崇拜和学术质疑的竞相追逐中，成就了独特的“易中天现象”。2006年5月22日，他的《品读三国》书稿在北京举行了“无底价竞标”，这在国内出版界还是头一遭。伴随着现场的一片惊叹声，上海文艺出版社最后高价中标。     

杨澜（以下简称杨）：易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杨澜访谈录》的访问，首先要恭喜你《品三国》刚刚拍得了一个目前的出版界一个天价了吧，有55万册的首印，然后14％的版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是我差不多10年前与之合作的，我知道他们还是很认真的来对待出版和发行的，所以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会有很好的品位和发行的一个书，首先恭喜你。     

易中天（以下简称易）：谢谢。     

杨：这样一个数字是在你的预料之中的吗？     

易：实际上这样一种做法，一个由作者和一个强势媒体联合向全国出版社无标底竞标这恐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我们就没有底，既然心里没有底我们就不设底了，随便你们填吧？     

杨：也有这个自信，是吧？     

易：要说一点自信都没有也不是实话，但是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豁出去了，就把自个儿放到市场上去检验，验出一个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     

杨：但是55万是略高于您的预计呢，还是低于？     

易：应该说55万的首印是高于我们对行情的估价。     

杨：其实这个事情也可以在下边跟某个出版社谈好也可以做了，放到市场上这样大家来竞标一下，万一那个数字不是很如意，或者说同行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议论，就是心里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权衡？     

易：对，权衡这个词用得很好。     

杨：我对您说话得特别字斟句酌。     

易：权衡是有的，我们也考虑过各种可能，但是不理他，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说三道四，比方说我今天来接受你这个访谈，也会有人来说，你就这么爱出镜呐。     

杨：其实我也有很多朋友在学术圈或者是在大学里任教的，他们上电视前都会有一番权衡，如果我们用这个词的话，他们就觉得如果我老到电视，我的同行会觉得我不务正业，觉得我是爱出风头，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媒体的时代，知识分子又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走向一种公共领域，特别是通过媒体，所以这当中就有一种很难自处的一种矛盾，我不知道最初在媒体邀请您去做论坛或者是讲坛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     

易：没有。     

杨：一直都没有过？     

易：嗯，很简单，我们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祖师爷孔子算一个吧？     

杨：嗯。     

易：我敢肯定地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杨澜要跟他访谈，他一定欣然接受邀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周游列国，干什么？宣传或者说兜售自己的观点。     

杨：游说那些君主和诸侯。     

易：对，不过他那个时候没电视嘛，他如果那个时候有电视这么好一个平台，他用不着东奔西走，坐着一个牛车，那么辛苦了，他来电视台接受杨澜的访谈，或者接受别的访谈，那不挺好嘛。     

杨：那我得跟他谈谈女权的问题了。您说自己一心想做亲民学者，不小心成了大众情人，这话怎么说？     

易：其实这个表述不太准确，应该说是平民学者。不是亲民，不是我们自己高高在上，再去亲近人家，我们本来就是老百姓，我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杨：所以您在把这些历史人物从头再评论和梳理的时候，其实你是抱着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心态来看待他们，就把他们还原到一个一个的人。     

易：普通人。     

杨：这样一种治学的风格或者是一种方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易：因为我可能和一部分学者的道路不太一样，说得难听一点，我本来就是学术界的土匪。     

杨：你说流寇啊？     

易：土匪还加流寇，土匪他因为还有山头，还有坐寇，还有山口的，我是没有山口的那个土匪，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上过大学，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上武汉大学读研究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9 1:15:3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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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这之前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易：大概是这样，我父亲是湖南人，我母亲是湖南人，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所以不管从祖籍还是从出生地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有一种湖南人那种霸蛮的精神，还有骡子脾气，这都是有的，到了1965年的时候我就到新疆去了，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杨：那时候您多大？

易：18岁。然后在新疆呆了13年。

杨：每天做什么？

易：劳动，种地呀。

杨：种了13年的地。

易：种了10年地。

杨：这兵团10年务农的生活给您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呢？

易：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说，在那个被诗意描绘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生活是很残酷的，很严峻的。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可能善的东西和恶的东西它都会凸现出来，这就是我在这样一种生活经历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人性问题，国民性问题，关心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来琢磨这个问题是我该做的事情，而我考上了研究生或者选择了一个专业，然后在大学里面教书，写一些论文我觉得那个是我谋生的手段。

杨：谋生了，就是表面的一个现象。

易：谋生的手段，琢磨人性，关注人性，关注人生是我“谋心”的工作。

杨：当你在重新评述这些人物的时候不但要用一个还原普通人性的观点，不但有现代人价值的判断，同时也还要考虑到大众传媒传播的方式和受众的心理，所以你会增加一点小作料。

易：对，因为这是我说话的一贯风格，倒也没有说是为了做电视节目就精心设计或者刻意怎么样，诸葛亮见刘备，情好日蜜。“情好日蜜”这四个字是三国志的原文，然后呢关羽和张飞有点嫉妒，他说咱这哥哥这么喜欢诸葛亮就像什么，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是我在录制现场突然一下脱口而出，完全是没有事先设计的。

杨：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方式使得有些人看不惯。

易：对。他们觉得这学术问题怎么能这样讲呢，你怎么能说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卡拉OK呢？

杨：那你为什么又说自己是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地雷的，随时准备牺牲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感？

易：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平民又成为一个大家瞩目的公众人物，那么你再瞩目你再有名你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有那么多媒体。在这样一种恶炒成风的一个文化氛围内我们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我现在有几个原则，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第二个，如果采访的话，我一定要在公众场合。

杨：有很多证人的情况下。

易：有证人的情况下我才说，比方说上次有一个记者就问我，说你的观众都没有读过《三国志》，他们并不懂历史，他们这样盲目地崇拜你，就会认为你讲的就是正史，你讲的就是真理，你将如何对此负责？或者说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是这样的意思。

杨：好厉害，吓死了。

易：对，然后我说既然是盲目，那有谁能够负责呢，因为刚好那位记者是位女孩子，我说比方说今天有位小伙子盲目地爱上了你，也该你负责吗？

杨：这个回答当然是很妙了，也是现场这样即兴啊。

易：对，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你做什么事情肯定都会有人说，所以我是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杨：什么选择？

易：一个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还有一个是走别人的路那就让自己说了。

杨：你决定选择哪条路呢？

易：我决定是不让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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