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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欢迎收看《经济观察》。上个月，“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慈善”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就在十几年前的中国，慈善还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词汇。在1994年以前，媒体几乎也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用“公益事业”来代替。如今，它已经抖落一身尘埃，重新成为慷慨、善良和仁爱的同义词，意识形态上的制约已经基本消除。但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对缓慢，是什么束缚了中国人的爱心？最近，记者深入几个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进行了一番调查。
配音：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看到了正在上心理学课程的严强同学。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严强听得特别仔细，视力上的不足并有没有阻断他的求学之路，而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心。
采访：严强
区领导先跟我讲什么有一个慈善基金什么，给我帮助，然后就这样联系上了。
配音：严强提到到慈善基金就是9月份刚刚成立的“国栋慈善助学基金”，这个基金专门为品学兼优却家境困难的大中小学学生提供资助，同时还有10余位教师以“慈善教师义工”的名义无偿为像严强这样的受资助学生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采访：严强
对我很有帮助的，它是给我的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资助吧。我的家庭比较困难，大学的费用比较高，所以这样的帮助还是很重要，很好的。
配音：同记者一起去看望严强的还有“国栋慈善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陈海。陈海是一家投资基金的董事长，但此基金非彼基金，性质上大相径庭。说起这个慈善基金的头衔，陈海半年前是想都没有想到过，这一切都源于陈海爷爷的遗愿。
采访：国栋助学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陈海
我的爷爷，前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先生他今年七月份因病去世，那他身后给我奶奶沈一忱女士，他们有共同的遗嘱，就是把他们身后的积蓄要用于慈善教育事业，具体就是要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那我们家属八月份就去完成这么一个遗愿，到基金会以后，我们开始家属想得比较简单，把这个事情做完，当时带了20万现金就去了。
配音：面对这20万元捐款，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这笔钱设立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但是根据基金会有关章程，启动资金需要50万元。
采访：国栋助学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陈海
我说这50万，剩下这30万我们想办法，还是让家人来出。那最后我跟我两个弟弟，再拿了30万，各人拿出来的，作为一个发起的50万的钱。
配音：“国栋慈善助学基金”在陈海及其家人的努力下很快成立，并且向社会募集资金。11月8日，“国栋基金”接受了最新两笔捐款。至此已经累计募集资金达280万元。但是说起资金的来源，陈海坦言，公众捐款所占的比例很小，主要还是陈家亲属和朋友的捐赠。
采访：国栋助学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陈海
这么一个资金，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家里面也做成了工作，我个人也是一些网络，因为原先也是做金融投资方面，也是爷爷的这个圈子， 最后就等于是我们家里面的个人的这种行为，将近170万左右。
配音：这样传统的“运动型”募捐模式显然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发展，除了简单的行政动员和媒体动员之外，现代慈善事业公众自主参与的精神并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里的几十个专项基金，大多都是属于维持经营的状态。募捐能力不足是中国绝大多数慈善组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慈善组织中，每年可募捐到500万元以上慈善资金的组织只占了10.7%，更有10.2%的慈善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捐款，很难开展正常的慈善活动，处于名存实亡的“植物人”状态。
不过陈海认为，中国本土资源并不贫乏，关键在于慈善组织的募款技巧和方法不对劲，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这就需要慈益组织自身进行能力建设，找到合适的突破口。他希望引入企业运作的模式，提高“国栋基金”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打造慈善品牌。
采访：国栋助学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陈海
实际上这个基金呢，我个人认为操作，假如是有持久性的话，能够做好的话，跟一个企业操作是一样的。有共同之处，一定是有一个团队，有一个team。大家各分工，比如我去做宣传的，财务管理，这几个大方面，实际上你宣传跟市场营销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也是品牌，他也需要通过一些包装啊，通过一些推广活动，那么他的品牌他的价值就出来了。
记者：在记者的采访中，陈海特别强调国栋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从捐献环节到管理环节和救助环节，都期待更多人的参与。他自己也打算在基金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辞去现在金融投资基金的工作，专职投入到这个慈善基金中来。其实，现在像陈海这样对慈善事业怀着满腔热情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记者就在互联网上结识了一群努力为贫困地区小学建立图书室的热心人。他们建立一个名为“微笑图书室”的网络平台，集合互联网的力量，为那些孩子们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与国栋基金不同的是，“微笑图书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组织。
宣传片：草根身份尴尬，想说爱你不容易。
碍于我们的身份，因为是一些民间志愿者嘛，那很多事情就不能去做。
税收优惠不优，慈善捐款痛并快乐着。
他只能是利润的3％用于捐款，其他的那就不行的，其他就不能免税了
是什么束缚了中国人的爱心？敬请继续收看《经济观察》
配音：在互联网和自助游旅行的朋友中间，“微笑图书室”可谓是小有名气。2003年5月，几个年轻人在旅行的途中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辛苦获得了读书机会，却往往除了课本无书可读，于是自发创建了“微笑图书室”，通过在互联网上募集书本和资金，为孩子们送去书籍。
采访：微笑图书室负责人 林燕
都是喜欢出去玩啊，去旅行，因为在外面旅行去一些贫困山区比较多，那边小孩子很缺书，所以回来之后，大家就几个朋友，一开始几个朋友就想，怎么帮他们做些事，然后帮他们寄些书过去。然后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到后来就形成一个规模。
配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微笑”募集了图书1万4千多册，在30个小学中建立了微笑图书室，遍布全国十一个省份。这些图书成为了送给中国偏远山区、贫困村庄的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
采访：微笑图书室负责人 林燕
我们主要是以网站为平台，然后是鼓励大家自己去网站去捐书登记，登记邮寄出去，我们只是起到一个中间的作用，这边帮捐书人去进行反馈跟踪，然后学校那边就是帮助他们进行一些管理和利用，所以我们主要其实是中间的一个角色。
配音：在采访的过程中，林燕一直和记者强调“微笑图书室”只是一个中介平台，不经手任何资金。微笑负责联系学校和出版社，并且帮助捐赠人选择书籍。资金由捐赠人直接支付给出版社，并由出版社开具发票。即使是一年一度的微笑拍卖会，所得的款项也都是来源于相互熟悉的朋友圈子，账号和密码都是内部公开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微笑图书室”在资金运作方面如此小心翼翼？
采访：微笑图书室负责人 林燕
因为我们没有合法，没有去注册，这个的话有很多，对资金方面的话，我们不能够募集资金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做一些活动时，会碰到很多资金问题，你也知道，凡是运作必然要有资金，那么没有资金支持的话，很多活动我们就做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碍于我们的身份，因为是一些民间志愿者嘛，那很多事情就不能去做。
配音：没有合法身份严重制约了“微笑图书室”的发展，但是说到注册，生性乐观的林燕面露难色。
采访：微笑图书室负责人 林燕
我们其实从最开始就已经想过要去注册的，因为必然是注册之后，拿了身份的话，做事情会很方便。但是因为门槛太高，不管是挂靠也好，还是独立注册也好，我们都达不到要求，也达不到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也就没去挂靠。
配音：微笑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个案，民间组织要注册，必须在去民政部门登记之前先找到一个主管单位，如此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双重领导的体制，在客观上阻碍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发展。同时相关法律定义和管理的缺失也使得民间组织生存艰难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吴铎
让这些民间组织能够有所发展，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具体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民间组织怎么定义？/ 还有一些民间组织怎么管理，怎么监督，这些体制也没有，包括注册。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民间机构，不论什么民间组织了，还有很多服务机构也是这样子。把他注册成一个什么机构，叫做什么名称，该谁管。还有就是财富来源从哪里来，那个民间的财富来源，我们政府国家没有统筹，不管的。
配音：除此之外，中国的慈善组织一旦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求得到免税的通道几乎是没有的。
采访：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社会管理学院院长 徐永祥
很多民间组织，都叫民办非企业单位，他这概念也有问题，给他定位到民办非企，而民办非企你有收入来了，我还得收你税。实际上民办非企我是做的社会服务，完全本来是你政府的责任，不过你政府交给我来做了，或者是通过我来购买服务形式来做，但你怎么还要问我来收税呢。所以我们政策体制还有一个不断的调整，新的体制诞生还有不断的磨合过程。
配音：在缺乏法规规范和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民间慈善组织只能发扬草根的顽强精神，小心翼翼地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工商注册甚至是“黑户”的背景下依靠志愿精神培育中国的公民意识。
记者：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微笑图书室”去受捐助学校回访所拍摄到的画面。草根组织发展虽然困难，却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勃勃生机。其实在国外，绝大多数慈善机构都是民间组织，很多国际性的慈善组织已经进入中国，成为了中国慈善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他们眼中，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又存在怎样的问题？
配音：记者采访了到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肯尼斯·贝林先生。这位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富翁之一的老人在2000年拿出1500万美元发起并建立了世界轮椅基金会，致力于向全世界残障人士发放轮椅。在说到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发展，他指出和中国特定的慈善机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采访：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 肯尼斯·贝林
在中国，就是我们合作伙伴之一就是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华残疾人联合会，你像中华慈善总会的捐款是这一部分钱是可以得到免税的优惠政策的。那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优惠政策，就不像在国外，他有免税政策，所以在中国跟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配音：肯尼斯·贝林的这一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慈善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问题。目前我国依法有资格接受税收减免捐赠的社会团体数量只有20多家，这个数字相对于全国几十万家公益性、救济性社会机构而言相去甚远。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民政部2001年倡导经常性社会捐赠活动以来，日常发生的大批量、小金额、社区性的企业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凭证，直接对中小企业和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和募捐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
同时不通过慈善公益组织而进行的直接捐赠也大多得不到税收优惠，虽然人们不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而去捐赠，但这多少会挫伤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积极性，最终有可能影响到公益事业本身。
采访：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 肯尼斯·贝林
这里的真正意识还不是特别的积极。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些捐赠人，他得到一些优惠。比方说，在国外很多国家就是说，在你的捐赠额都可以在你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予以扣除。但是在中国部分的优惠税务政策还不是，还没有全面推广。那如果大家，如果可以这个措施得到推广的话，更多的人会比较积极的乐意去做捐赠。
配音：按照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国内企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只有在企业年度应缴纳所得税额3%以内部分的才准予扣除，而外资企业却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
采访：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 肯尼斯·贝林
我们在这边的捐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外资企业，那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他们的捐赠额可以在税收方面得到一些这个减免。
配音：对于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要面临一面是无私捐赠，一面还要为“无私”纳税的尴尬。这严重挫伤了国内企业的捐赠积极性。
但是，肯尼斯·贝林也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近几年是发展很快的。
采访：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 肯尼斯·贝林
当我们2000年刚刚到达的中国的时候，那跟现在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些你们发展速度非常快。大家也越来越开始关注慈善方面的话题。
记者：记者调查的这三个慈善组织所代表的类型可以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它们在运作过程中遭遇的酸甜苦辣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原生态。但是撇开这些表面现象，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配音：在慈善组织的运作中，一个关键词很难被回避，那就是“透明”。慈善组织自愿组成，善款善行来自于民，服务于公益，公信力是它成功的关键。一个慈善组织是否有公信力，关键看它是否透明，“透明的玻璃口袋”已经成为慈善组织运作的标准。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慈善事业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那么如何让这个口袋做到“透明”呢？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吴铎
他有一套制度的。一个是外部的监督，这个外部的监督包括政府，政府对发展民间组织不是不管，政府还是要主导的。这个主导包括制定政策，检查监督评估啊，这一套制度。那么除了政府的监督就是社会监督，/ 民间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各个领域的监督，对慈善事业是个很重要的监督。
配音：同时，慈善组织的内部的自我监督也格外重要，这反映在组织构成中相互制约的机制和透明的财务制度。中国目前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上是不对外公开的。财务制度不透明会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两年前引起轰动的云南“中国妈妈”胡蔓莉违规使用善款,用社会捐赠资金购买私宅并送女儿出国留学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吴铎
只有把这个外部监督内部监督自我监督，把这个整个的制度健全起来，就可以避免在资金的运作当中出现漏洞。那么现在由于监督还不够健全，那么有些机构可能会了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造成社会的影响是很坏的。
配音：而要建立完善这样的监督制度，关键在于政策法律的制定。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资投资、退出等都需要一个完整的政策和法律的框架。
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的建设又是在朝着有利于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发展。与“官”渐行渐远，与“民”日益接近是今后中国慈善组织变革的大趋势。
采访：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社会管理学院院长 徐永祥
我们新经济体制的关键是政企分开，/ 在社会领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逐步实现政社分开，或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体制，再配置于公共财政的体制，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给民间组织有一个比较政策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一个环境。那么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的发展，那么他的空间，政策的空间那就远比现在要好得多。
记者：俗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投资，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政府和慈善组织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努力建设好一个个透明的玻璃口袋，而填满这些口袋的，则需要全社会更多人的爱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