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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葛剑雄， 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等及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葛剑雄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它的特点，要求它跟周围、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

　　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和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的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是风流行，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阵子就变了，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一个地方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为俗了，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它就逐渐逐渐保存下来了。地域文化构成的范围很广，但是往往有几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等。

 

（全文）

传世的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禹贡》的内容显示，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已经比较熟悉，在这一范围内的交往也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世学者对“九州”的界限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它们所包含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南岭以北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正是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的基本疆域，只是在局部稍有差异。

和传说中的夏和商、西周时期相比，这一范围无疑已大为扩展，并且早已越出了“中国”和诸夏的界限。例如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历来是蜀、巴苴的疆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区，与商、周的联系很少，更没有纳入其统治的范围。虽然在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了蜀、巴、苴三国，这一地区成了秦国的一部分，但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可是在《禹贡》中，“华阳黑水为梁州”，这一带也是九州之一，与其他八州无异，当然就是未来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雍州、荆州、扬州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早期的文献，就不难发现，在《禹贡》之前的学者对“天下”“四海”一类泛指整个世界的词汇的含义是相当模糊的，他们的地理知识也很有限。他们真正了解的是“中国”加上接受其统治的诸侯国，其他就是“四夷”，为天子所不臣。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知道“四夷”的存在，也了解一些“四夷”的地理状况，但却没有把这些地区列为必须加以统一或直接统治的地区。反观《禹贡》的作者们，尽管他们所在的诸侯国━━即使是秦、齐、楚这样的大国━━并没有控制如此大的疆域，他们却已经大胆地把它列入未来统国家的版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除了岭南地区以外，这一范围和以后的秦帝国疆域基本一致，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篇著作与秦始皇的统一行动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者说秦始皇及其大臣受到过它的影响。

这一进步出现在战国后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禹贡》问世的条件至此已完全成熟，那就是作者们已经能够了解这一范围内的基本地理状况。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区间的地理障碍得到克服的结果。

《禹贡》的第一句话是“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意是在洪水横流之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政区的界线。《尚书》另一篇《舜典》中也有“肇十有二州”之说，根据谷永和班固的解释，意为尧时遭受洪水以后，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个部分。除去儒家学者所附会的成分，有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早期的区域是由洪水或高山大川的分割而形成的，而想象中的“州”基本也是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的，由山川构成相互间的天然界线，或者是以某一流域、平原为基地的。如“济、河惟兖州”，兖州应在当时的济水与黄河之间；“海、岱惟青州”，泰山山脉与海洋是青州的主要界线；“淮、海惟扬州”，则扬州的北界和东界是淮河和海洋。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会产生合并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无论是采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手段。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这种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之间首先实现的，例如在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个河谷等等。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很差。在人口不多的情况下，除非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面临外敌的威胁，一般也不会主动去打破地理障碍。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小，人们翻山越岭、渡江济河、开林莽、越荒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愿望的增强，结果是统一地区的扩大。这一过程首先在地理障碍较小或比较容易克服的区域间进行，于是无数小诸侯国或部族为同一区域内的大诸侯国所吞并，并最终成为一个诸侯国的一统天下。

毫无疑问，本身地理条件优越，面积又较大的地区能够更早实现统一，并且能成为统一周围其他地区的核心。在战国后期，这一地区非黄河中下游莫属。根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气温比现在要高，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还比现在高1－2摄氏度。因此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还未曾清除，疾疫流行，始中原人望而生畏。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尚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原始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时，冲积土中的养分比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还会高得多。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会象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草原所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还不太严重。但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和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免不了要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未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范围较广。近海地带则由于地下水位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因此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环境，这既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也已为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华民族国唯一的摇篮，尽管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主要、最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摇篮。正因为如此，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是不是偶然的。

在黄河中下游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地理障碍，如太行山脉、中条山、崤山以及黄河等河流，但这些障碍有的并不影响主要的交通线，有的已经被人们辟为通道。如著名的函谷关和穿越太行山的一些隘口在春秋战国已屡见记载，并且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中不时发挥作用，这一方面固然证明了这些天然地理障碍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们已被人们利用，不再是单纯的障碍了。

统一从黄河流域扩大到其他地区的先决条件，也是地区间的地理障碍得到克服，或者地区间的地理障碍本来就不明显。例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下游和中游的大部分地区间都没有明显的障碍，因此便于交通；但中上游之交及以上地区就存在着绵延不绝的山岭和险峻的峡谷，交通相当困难。

地处四川盆地的蜀国，虽然早在商代就与中原地区有来往，但直到东周时与北方的秦国还很难交通。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地形地势，我们可以推断，由于秦岭山脉难以穿越，蜀与商周早期的交往是经白龙江或西汉水河谷、转道今甘肃境内的。而当周人东迁以后，甘肃一带一度为戎人所占，这条交通线就断绝了。因此秦蜀双方要联系或扩张，首先就必须开辟通道。筑路的艰巨和重要使这一过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留下离奇的传说：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牛，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

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杝蛇。山崩，同时压伤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

这些传说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如果没有越过秦岭天险的道路，秦蜀间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秦国要出兵灭蜀也就无可奈何，所以秦国一方千方百计要开通道路。一是筑路工程异常艰险，在此过程中曾发生多次事故，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其中包括当时很有声望的勇士。

蜀道的开通果然导致了秦国灭蜀的结果，但闭塞的地理环境依然是蜀地统一于以关中或关东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天然障碍。因此在秦灭蜀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秦国一直在通过安置移民和流放罪犯等手段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一移民过程持续到了西汉初年。尽管如此，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蜀地又三次成为割据的基地。由四川盆地向西南和南方的开拓也面临巨大的地理障碍，所以秦朝只有在开通了由今四川宜宾至云南的“五尺道”，才能在沿线诸国“置吏”。汉武帝时为了控制西南夷地区，也不得不征调巴蜀四郡的人力物力用以筑路，“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以后才利用出兵南越的机会，打通了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原与岭南之间。由于南岭山脉的阻隔，加上南岭以北今江西、湖南南部开发程度甚低，因此直到秦始皇用兵南越时交通还是很困难的。《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秦军的进军路线和供应渠道：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

这五路大军中，真正进入南越的只有“处番禺之都”、即占据了今广州一带这一路，其余则分别驻于镡城（今湖南靖县西南）、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南一带）、南野（今江西南康县东南）和余干之水（今江西信江一带）。从地形分析，南野之西南是翻越大庾岭、过横浦关的通道，九疑山东南是循湟水而下、过阳山关的通道，两路都通向番禺（今广州）。但这两条道路都十分险峻，因而无法用于运粮，这才产生了开凿灵渠的必要。

尽管秦始皇在镇压越人的反抗以后又迁入了大批北方移民，并且以这些移民为基础建立起地方行政机构，但在秦汉之际，赵佗还是得以利用南岭的阻隔割据称王。南越政权得以维持近百年之久，自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条件依然是一个主要方面。汉武帝出兵平南越时，军事形势与秦始皇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其中一、二两路是主力，走的就是秦军南下的路线；第三路是以由灵渠入离水（今漓江）为主，就是史禄开通的道路。只有第四路是新线，但“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并未起到作用。而且由于这些道路沿途山高水恶，用兵时虽不得不使用，曰常的物资运输和人员来往却很少经过。直到东汉建初八年（83年），岭南与中原的交通主要是经过今福州的海路：“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因而当时任大司农的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零陵、桂阳的峤道实际上就是秦始皇、汉武帝出兵时使用的东西二道，但经过郑弘的进一步开辟，通行条件已大大改善，从而使中原与岭南间的地理障碍得到更大程度的克服。

就是在岭南地区内部，行政治理的效能也与交通条件存在密切的关系。如地处南岭南部山区的含洭、浈阳、曲江三县，“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桂阳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姦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显然，如果不是卫飒采取有效措施，这三县虽然名义上早已成为汉朝的领土，但实际上要行使统治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统一的过程是以地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为前提的，这既是生产力发展，也是人们主观努力加强的必然结果，《禹贡》所规划的统一蓝图出现在战国后期绝不是偶然的。《禹贡》“九州”的范围构成了秦汉统一王朝的基本疆域，但通过不断克服地理障碍，秦汉的疆域才得以继续扩展，形成此后中原王朝的地域基础。

龙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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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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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为美

零陵、桂阳的峤道实际上就是秦始皇、汉武帝出兵时使用的东西二道，但经过郑弘的进一步开辟，通行条件已大大改善，从而使中原与岭南间的地理障碍得到更大程度的克服。 原来广东的开发始于秦朝！

齐天大圣

葛剑雄讲得地域文化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