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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葛剑雄， 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等及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中国，一个疆域辽阔的土地，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现象，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似。据说在汉武帝时代，统治者曾经把一批善于种植水稻的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开荒种稻，但是为什么把他们迁到黄河沿岸时水稻却无法种植。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南迁，后来因无法在南方种植小麦，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文化上的差异呢？又比如据史料记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经将故乡丰邑整体迁往关中，但关中并没有形成与丰邑相同的地域文化。

　　清代后期，北京的旗人早已失去了祖辈传下习武骑射的本领，却爱上了京剧、书画、养鸟。那么这种文化的迁移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中国这个辽阔的疆域上，正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才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

　　葛剑雄教授认为，有些地域文化用我们现代的文明来看，它也许是低俗的，违反伦理道德的，但它在当时也许是社会的需要。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有个宫女叫王昭君，才貌双全，自愿到匈奴去和亲。汉元帝就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第二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督智牙师。又过了一年，年迈的呼韩邪去世，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继承了单于的职位。依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再次嫁给雕陶莫皋。一年之后，王昭君为雕陶莫皋连生下两个女儿，雕陶莫皋与王昭君过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后去世。那么这个规矩在汉族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的匈奴就是这样。那么像王昭君远嫁匈奴这种现象，除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还有其它原因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民间风俗呢？

 

全文：

秦朝的极盛疆域北至阴山山脉、辽河中游和辽东半岛，南至今越南东北角和云贵高原中部（不含海南岛），西至宁夏平原、陇东高原、四川盆地西缘，东至于海（不含台湾等岛屿）。与秦朝相比，西汉的疆域有了较大的扩展。但如果比较稳定的并且设置了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范围来作比较的话，二者的差异就不是很大，主要仅增加了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和河西走廊。

如果我们再以清朝以前的各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疆域作比较的话，结论居然也是如此：东汉在东北有所退缩，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地区已经放弃；南方在今越南境内也后退了；但西南却扩展到今缅甸东部；末年时北方退至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

隋朝在西北取得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和青海东部，并设置了正式行政区；南方则恢复了在海南岛的政区；但东北对高丽的战争却以失败告终，边界仍维持在南北朝后期的辽河一线。

唐朝的疆域一度达到空前的范围，但持续时间不长，而正式设置行政区的地区仅限于阴山以北，今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地区，黄河上游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但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非唐朝所有；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也成为南诏的领土，西南还有一些地区也脱离了唐朝的统治；东北的疆域收缩到今辽宁中部；河西走廊得而复失。总之，除了海南岛以外，8世纪中叶后的唐朝疆域还不如两汉。

在元朝空前辽阔的疆域中，设置路、府、州、县并归各行省治理的区域大致与西汉时相同，虽在西南、东北和北方有所扩展，并增加了海南岛，但却少了今越南绝大部分和朝鲜大部分。

明朝正式设置行政区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的范围，除了海南岛外，基本都在两汉的疆域之内，相反，从中期开始北方已退至长城，西部已退至嘉峪关。

为什么这一形势居然维持了差不多二千年，直到清朝才最终打破这样的格局呢？为什么不少王朝明明已经占据了这一范围以外的大片土地，却不得不放弃，或者只能采用军事监护、间接统治或由当地民族自治呢？这当然不能仅仅用地理障碍来解释，因为这一区域周围的地理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实际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进入阿尔泰山和杭爱山脉，唐朝的远征军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更曾远航至印度洋。但是有能力进行军事远征或探险并不等于就能设置政区实行长期稳定的统治。远征和探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作一次性的努力，设置政区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和准备，后者则必须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所以，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条件，这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基本条件。

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黄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了中国范围最大的农业区。春秋时期，黄河流域还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或半农半牧民族，但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和同化，这些民族不是迁出中原，就是留在原地被农业民族所同化了。战国后期，还能生存下去的诸侯国无不以农立国，以农竞争。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秦国能够灭六国实行统一的物质基础。西汉推行重农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口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崇拜者。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强调每一个家庭、宗族、聚落、政区以至整个国家的自给自足；粮食运输的实际困难更加强了这一观念。因此从汉朝开始的各个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方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方，就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的军事行动，大多就是对这一类地区的用兵。除去儒家的仁义理论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生产的依赖。

由于以往二千余年间中国的自然条件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从秦汉以来上述范围无疑是适宜农业生产的基本区域。在此区域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无法供养较多人口；或者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成本过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和经营的能力。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持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时，中原王朝的常设行政区也不会越过这一界限。

又如在西南地区，尽管从秦汉以来一般都设有郡县，但当地的部族政权始终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司土官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当地不适宜农业生产，无法派驻大量军政人员或迁入大批移民，因而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收入正式版图。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在这一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只是军事性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后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在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新开拓的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域，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民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出于中原王朝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大规模开垦的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大批驻军和行政官员的食粮，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

前面已经提到过，秦始皇在灭六国后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开拓，对岭南的征服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军事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珠江流域具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被强制迁去的北方移民还是定居下来并逐渐与当地的越人和睦相处，成为赵氏南越国的统治基础。两汉时期尽管迁入岭南的移民为数不多，但共同的生产方式使中原文化逐渐得到传播，当地生产的粮食也使汉朝的驻军和行政机构能就地获得供应，岭南从此长期成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六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新辟的领土主要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宁夏平原，尽管以往都是游牧民族的牧地，但水源丰富、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秦始皇迁入的移民估计在三十万以上，但与这一地区相比还是相当稀少的，因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虽然由于秦朝的覆灭和匈奴的入侵，秦始皇的移民成果化为乌有，但当汉朝重新拥有这片领土时，就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把北界扩展到阴山；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汉朝取得了河西走廊。元狩四年，七十二万五千关东贫民被安置在北方和西北新辟领土。元鼎六年（前111年），羌人被逐出湟水流域，退至青海湖（鲜水海及其西地区，汉人开始移殖。随着移民的增加，至昭帝六年新设了金城郡。在向西北大规模移民的同时，还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此后零星的移民次数更多。百万以上的移民能够顺利定居，数十万田卒可以长期屯垦，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存在开发农业的条件，能提供足以供养这些移民和戍卒的粮食。不仅如此，西北的屯垦还可能有少量粮食输出；有些地区的粮价相当便宜，如神爵元年（前61年），金城、湟中谷斛八钱。所以尽管边区自然条件并非完全理想，又存在异族的军事威胁，移民的安置带有相当大的强制性，但还是出现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的局面。

阴山以南、宁夏平原、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归入汉朝疆域以后，除了匈奴、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度迁入外，一直是稳定的。而且一旦非汉族的军事实力衰退，汉人又会把农耕区推进到这些地区。东汉末年至西晋期，河套以南大片土地为“羌胡”所占，但河西走廊仍然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1000公里，实际上又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拦腰要断。走廊地区既可作为中原农业区的延伸，也可作为游牧民族内迁的前沿。但祁连山的冰雪提供了可靠的水源，绿洲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因此在汉族移民迁入以后就建立起稳定的农业经济。以后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始终保持着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特点。在黄河流域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又成为流民避难的场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之外的独立政权。一旦对抗结束，又重新归入中原政权。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陆续陷于吐蕃，但到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率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十一州驱逐吐蕃，重归唐朝。这些地区此后又先后被吐蕃和回鹘所占，但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和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一直由汉人张氏、曹氏政权相继统治，孤悬于中原政权之外，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但是其他汉军兵威所及的地方却并没有就此成为汉朝的稳定疆域，或者始终没有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划。汉军曾多次深入漠北，攻入匈奴的后方，但每次都主动撤回当时的长城之内。汉军对西域的用兵远达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但在西域只设置了军事监护性质的都护府，而且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都护府（后改设长史府）未能实行正常的控制。主要原因显然还是这些地区在当时还不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因而无法迁入足以维持驻和行政机构的人口。汉朝并非没有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汉武帝时，“自敦煌以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渠犁（今库尔勒）皆有田卒数百人”。以后又在伊循（今若羌县东）屯田，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莎车（今莎车县）、北胥鞬（今地无考）等地都设有屯田校尉。但这些屯田规模既小，迁入人口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远不能与河西、河套等地相比，所以至多只能维持数量不多的人员及来往的使者。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地区的战争和建置会受到当时人的激烈反对，《盐铁论》中儒生们的意见大多是针对这些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新土地而言的，虽然不免偏激，却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

在南方也同样如此，汉武帝在出兵灭了东瓯和闽越之后，却采取了移民弃地的办法，将当地的越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任凭这一片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成为无人区。到西汉后期才设置了第一个县，而到二百多年后的东汉末也仅有二县，在一般人的眼中这一带还不是“汉地”。武帝弃地的表面理由是由于越人的“反复”和反抗，但更实际的困难是，要在这一片遍布森林的崎岖山区开发农业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无法派驻军队和行政人员。

当然，农业生产条件不是唯一的因素，疆域的范围还受到诸如军事形势、人口数量等条件的制约。但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们的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这一规律不仅符合当时的疆域实际状况，也已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所证明。

龙碎牙

适应环境？还是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