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北大教授孔庆东和张柠在陕西卫视《开坛》中说英雄，这次说的是宋江。两位最终不屑于宋江身上加上“英雄”的称号。孔庆东一不留神之下“大方”了一下，给宋江加以“奸雄”的“谥号”。两位反复强调宋江形象的复杂性，似乎要借以找出宋江的小人之相；他们断言“真英雄”都是“单纯的”，“明朗的”，性格鲜明的，盛赞人类“童心”的可贵。孔庆东说宋江是“够窝囊的”，是“猥琐”的，是“真假难辨”的。甚而至于说宋江有多次机会而不上梁山，却将一个个兄弟送上梁山是别有用心的一种阴谋，是一种做得很足的“铺垫”，说白了就是给自己以后上梁山当老大做“干部路线”方面的准备，是给自己留后路，是权谋之术的表现。
纵观两人观点，宋江是小人，而非英雄。张柠说“英雄是上上之人，而管理者（如宋江之类）往往是下下之人”，并引金圣叹话说“宋江是下下之人”。两位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说，宋江具有根深蒂固的想进入“体制”、依附朝廷、在人伦上追求“完美”等等思想，这些思想是“招安”思想的核心基础，是完成个人目标、实现个人理想的的必然表现。两位还说，宋江一直在演戏，在做作，在找借口，在蒙蔽梁山好汉们，因此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两位还引用宋江本人的话，来证明宋江的无能无才，什么“德不足以……才不足以……功不足以……”意思是说，你们看，连宋江自己都这么说了，可见宋江无德无才无功吧。又说，宋江一直在为自己草寇行径悔罪，认罪，一直在等待招安，反正是存心怎样怎样，反正是不怀好心，所以是窝囊废加阴毒小人（不是原话，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如此而已）。
两位教授是坐在沙发上论“英雄”的，自然不能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又神清气闲，侃侃而谈，自然也不是为自己争房子争地，故不值得面红耳赤；两位又是二十一世纪吃皇粮拿俸禄的名教授，自然也用不着替古人担忧，不咸不淡地品头论脚，估计也不会有人计较。正如我等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自然而然地嘲笑孔乙己一样。可是回过头来一想，孔乙己还不是和我等一样，是一个可怜的读书人，只是他没赶上“好社会”而已。孔乙己能写出四个茴香豆的“茴”字，我却不行。鲁迅先生也许是以此来讽刺他的假斯文和酸腐气，我却不敢。鲁迅是给社会看病的医生，我等只是他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英雄”是个褒义词，这是个常识。无论你怎样“多解”“多义”和“活用”，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下功夫，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别有用心。张、孔两位教授不屑于言宋江是英雄，其实首先是放弃了“英雄”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本质上是漠视英雄，是用求全责备的棍棒来贬损和消灭英雄，于是在他们眼里和心里就很难有所谓的“英雄”。虽然孔庆东先生在此前的几次《开坛》中对项羽、荆轲等历史人物大加赞赏──确实解气，令人鼓舞──可是却已经换掉了“英雄”的基本内涵，落入了“士为知己者亡”、“献身”、“舍命”、“宁折不弯”等等“悲壮”、“悲剧”性英雄范畴，或者说是有意无意间陷入了支离破碎地肢解英雄的泥沼里了。这或者与说话人潜意识中的“匪气”有关，或者是豪侠仗义者的率真表现，但都煞是感人。但那绝不是普世的、能容易被广大“白丁”们理解的、关乎基本人伦概念的“英雄”。“英雄”的褒义性质，决定了有此美名者必须具有“正义性”和“人民性”。项羽有吗？有多少？至于张艺谋的英雄观，只能说是“暴力崇拜”，是对“国家恐怖主义”心向往之的表现，是“丛林原则”的狂热推销者。好在当今太平盛世，宽容大度，没人计较也不该让他进“文字狱”。就一席话而言，我非常赞同孔庆东、周宁、张宏几位老师对荆轲、秦始皇等人物的看法。因为在那里他们多数情况下或很大程度上坚守了“英雄”的“正义性”、“人民性”原则，褒贬的理据都能令普通人、正常人信服。
可是对宋江，孔先生何其不厚道，何其不正义！将宋江说成是“猥琐”“窝囊”“阴柔”的废物，极富心计的伪君子，极不情愿让他坐梁山第一把交椅，未免太过苛刻了吧。
是的，很少有人愿意说宋江是英雄，我想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凡为后世之人，多惯用求全责备手法打压古人，以显自己也和“英雄”半斤八两差不多。彼低此高，是普遍的世俗心理。正因为“普遍”，就能得到众人的认同；二是金圣叹批水浒、电视剧《水浒传》之类的名人、名剧对宋江的所谓“个性解读”，误导了和禁锢了许多人的思维。半张嘴说服天下，这在媒体强势话语权时代，更不足为奇。其实，以孔庆东老师的一张名嘴，就很容易十分钟说服千万人，就这还要“粉丝”除外。
什么都“不严肃”了，什么都敢“亵渎”了，这是时代之幸，也是时代之病。人们的嘴被解放了，这自然是好事，可是，也许就因为禁锢久了，一旦解放，就口若悬河了，信口雌黄了，都敢说秦始皇是英雄了，敢说《周易》是胡说八道了，敢说张国荣比鲁迅伟大了等等，就差没说希特勒是伟人了。这似乎不是嘴被解放了，却像是自己把嘴扯破了，想吞天吐地了，想用一口唾沫淹死整个人类，是犯了痴狂症。
宋江的“悲剧”在于“招安”，孔庆东、张柠也是这种看法，不过他们认为这是宋江以断送梁山好汉性命和“前程”为代价而为自己求取功名富贵。但是请问，聚义梁山的好汉们的“前程”到底在哪里？不受招安，还有别的更好的出路吗？李逵那种“皇帝俺哥哥也做得”的话，不过是图嘴上一时痛快而已，还能当真？以吴用之智，对梁山出路尚无更好策划，宋江能图招安之策，相对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较好的出路吗？至于招安的结果或后果，谁又能够预料？弟兄们被朝廷奸人所害，那是宋江的责任吗？我领你去丛林探宝，两厢情愿，你却不意被恶虎所伤，你是应该先恨老虎呢，还是应该先恨我？对于招安后朝廷会怎样对待梁山众弟兄，我们有理由要求宋江有十拿九稳的预测吗？宋江会有我等读《水浒传》者那种千年以后的事后诸葛亮似的“水平”吗？
水泊梁山的英雄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仓促之间被迫无奈而亡命江湖、落草为寇的，他们没有预谋，没有准备；在四面包围、战斗频繁、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根本来不及形成像样的思想、纲领、路线等等；他们夜不能安眠，昼不能甘食，疲于奔命，挣扎在生死线上，煎熬在存亡边缘，前无人积累经验，后不及从容总结，何来完备的策划？何来比招安更好的安顿之计？如同屋子里突然着火，人们突奔夺命，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哪里还顾得上收拾金银细软？更谈不上在别处预修别墅。这种简单的道理我们不懂，反要笑那些慌不择路、夺命趋活的人，岂不是连“仁之端”的“恻隐之心”和“智之端”的“是非之心”都统统丢掉了吗？我们的心不是太硬、太不智了吗？说宋江是一直等着“招安”、把“招安”当作自己的理想和晋身之本，甚至说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已开始预谋，于是才把一个个弟兄送往梁山，是其“思想路线”、“干部路线”的一部分云云云云，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是给好人身上泼脏水。其实这种调调儿，一，不新鲜，从《水浒传》诞生之日起就有，在文革时期最盛，现在更狂；二，不合理，缺乏基本的历史观常识和体察人情世故的基本经验以及对原著的认真解读功夫；三，不厚道，主观上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客观上有落井下石、没心没肺之弊。
从王伦到晁盖到宋江，从林冲到卢俊义到徐宁等等，梁山英雄或是被官府、恶霸所逼，或是被先上梁山者裹挟，梁山队伍始终是一个逐渐发展、壮大和不断变化着的队伍，不是一个有预谋、有明确目标和有思想、路线纲领的起义军，没有洪秀全等人的远大目标和理论体系，也比不上陈胜、吴广的杀廷尉而哗变从而具有一定队伍基础。他们是无奈的，零散的，是被逼无奈之下的暂避江湖，漂泊天涯。这种仓促而无奈、不忍而又不能不忍的心理，是大伙儿都共同有的，“不甘心为寇”是他们心底共有的声音。在虽不愿而又无更好出路的情形下，他们才能认同宋江的“招安”思想，在行动上也有不少人积极响应，而绝不是宋江强拉硬骗大伙儿归附朝廷。这一点在读过《水浒传》的人眼里和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宋江及其兄弟们的悲剧是社会悲剧，是时代悲剧，它首先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罪恶，而不是他们本身的悲剧，最起码这种悲剧的主要因素在社会而不再梁山英雄好汉，不再宋江。强大社会恶势力、前途命运的压力、宗法观念下的家族名节、“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等等，促成了“招安”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合理性 ”。啸聚山林，在哪个时代也逃脱不了社会的打压和正统观念的鄙视。作为责任重大的一山之主和有点文化又在官场呆过的的宋江，比别人更明白这些个道理，比别人更能时时感到“匪寇”生涯的危机，当然他也早知江湖生涯非长久之计，亦非正道儿，所以他才迟迟不肯上梁山落草，若不是因为“洵阳反诗案”要被斩首而梁山好汉劫法场救了他，他也未必上山。我们必须明白，宋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忠孝仁义”是其思想根本。做“山大王”和他的理想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蓄意要将梁山首领作为砝码、作为跳板从而实现仕途理想。归附朝廷，也不是向往，是权衡之下的无奈选择；接受招安，不是追求，大不了是妥协。不愿做，并不等于不做，因为不得不做；做了可能失败，但不做就无路可走，就是放弃了成功的可能。对这一点，宋江无疑要比我们这些惯于轻慢他人苦衷的后人要清楚得多。至于他“见人磕头”、“逢人下跪”的举动，何尝不是这种苦衷的最好注释。至于讨好宿太尉、李师师等等，又何尝不是这种悲情伤事的表现？这些就影响了他成为“英雄”吗？当然不，这正是悲情英雄、悲剧英雄的特点。
为了说明宋江的别有用心和奸诈，孔、张两位又举宋江所谓“散财求名”的例子，说什么宋江到处使钱是为了“买名”，是为了得到众兄弟的拥戴而设的套儿——那就简直是卑鄙小人了。那么请问，他的钱散在了哪里？答曰，散在了穷愁潦倒者身上，散在了救助他人和保全自己性命上，因此他才有“及时雨”的称号。宋江同志并没有去贿赂贪官，为一己打通关节，求名求贵。若真像孔庆东说的，宋江是一“奸雄”，是别有用心、工于心计的自私虚伪之徒，那么，他何不拿钱去卖官鬻爵，或者花天酒地？即便如孔庆东等人所说，当时官员超编，求仕艰难，那也只是“客观”，为何不见宋江的“主观努力”？何况有高俅、陆虞侯之流作的好榜样，宋江何不效法？
说到底，宋江的人品和英雄气节都是可以肯定和可圈可点的，切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学歪嘴和尚念经。这样无论对品论者还是被评者都不好。心想而腹诽，窃窃私语，尚可原谅，因为那毕竟是在肚子里，在“角落里”。可是若居媒体之高，处电视之大，说话就得有分寸，讲厚道，守君子之道，虽不能隐恶扬善，也要求得不夸大别人错误、不挖人祖坟或落井下石吧。以孔庆东教授今日之盛名，十分钟“灌醉”千百万青年，易如反掌。这是孔老师的能耐，同时也是孔老师需要审慎的地方。
依我之见，比起前几期《开坛》论英雄，孔庆东显得最没精神，似有不得已而附和别人的表现，似有不得已而发违心之言的样子。《开坛》最忌嘉宾一唱一和，而孔庆东与张柠却正是一唱一和的典型。孔庆东是能顾及别人面子的学者，平时不乏君子之风，但为“文化”、“真理”计，为广大观众计，还是少点忌讳、多点率真为好。
其实说宋江，谁来说？说什么？原则上说，是大家的自由，此文也可算作是一个听众的发言，姑妄言之。希望并不因此而得罪于我非常敬重的孔庆东及其他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