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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烈十三年的冬天，不仅仅是在外部，帝国在西北的战争即将进入尾声，在内部，也并不平静。
西征所引发的争论，只是帝国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
十一月初九
西北报捷，战事进入收尾阶段，有关战争的舆论告一段落，但很多事情却依旧在持续发酵。
在此之前的朝会，礼部郎中王琦上书，以皇长子即将年过总角，请立太子并设东宫讲习。
这封奏疏，是当着大朝会时，群臣百官之面上的，而非是一般通过通政司和中书署的奏章，可谓石破天惊，影响比之前那些有关西征的风言风语来的厉害多了。
一日间消息传遍京城
金陵城内的普通百姓也许并未意识到什么，毕竟立不立太子，那是皇帝自家事。
但京中百官，尤其是那些从中兴以前就出仕的官员，对这玩意实在是太熟悉了......
有关太子问题，其实朱由榔和内阁宰执们之间，一直都有默契
一方面，皇长子朱慈煊作为朱由榔指定继承人的地位，几乎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是皇后所出的嫡长子，而以当朝帝后之间感情而言，几乎不可能会有庶出继位的机会。
朱慈煊刚满岁，就被敕封为燕王，虽然不是太子，但燕王封号整个大明，除了朱棣就没有第二人用过，意义不言自明。
而天子对于其他子嗣，虽然也不乏宠爱，但明显没有朝着继承人培养的意思。
次子朱慈爝上小学后表现出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浓厚兴趣与天赋，朱由榔便专门从格物院请人教授，甚至托付于当代格物学大家方以智。
虽然宠溺异常，但也不难看出，天子对其的期望，也就是培养成一个海内闻名的学者。
毕竟老朱家在这方面也是有过先例的
可另一方面，天子在将自己的继承人选表露无疑同时，却并不急于立太子。
立储之事，从东征之时就已经有人提，但那时候朱由榔是直接否决，当时生死一线，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让一个不满两岁的孩童继位，简直是葬送仅剩的千里河山，何况这时候医疗条件落后，小儿惊厥时常发生，可以说未满八岁的孩童，都不算是一定能长大的。
但随着北伐胜利以后，朱慈煊也年岁渐长，立储的呼声越来越高
尤其是内阁，以瞿式耜、陈子壮等老臣为首，必须要朱由榔给一个说法，毕竟在这些忠贞之士看来，其他都是虚的，大明帝国的稳定至关重要。
朱由榔这才不得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不希望储君过早的进入东宫
纵观华夏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诡异的事实
所有大一统王朝，开国之君的继承人问题上，都是有隐患的，甚者还要刮起腥风血雨，即使当时能够平稳交接的，事后也要出问题。
而朱由榔，无论为人君，还是为人父，当然都不愿意步此后尘。
储君、太子，可不只是皇帝的继承人这么简单
笼统的说，在君主专制时代，君王的权力从法理上，是至高的。
其他权力，包括相权，即使能威胁皇权，都不敢轻易否定这种合法性
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唯一能够直接从法理上和皇权并列的，只有两种。
一个是太后，另一个就是太子
太后自不必说，北宋元祐更化就是典型
而太子的地位，却更加奇妙，什么叫太子？就是皇帝昭告天下，宣布只有xxx，可以继承自己的权力，那当一个皇帝这么说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天子当政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统治阶层的许多人都对其人实施的政策不满，但碍于君臣之义，又无法直接反对。
而恰巧此时皇帝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而皇帝百年之后，这个继承人必然会掌握至高权力。
他们会怎么做呢？
储君，尤其是政治斗争激烈时代的储君，天然就是当朝反对派的集中处，和政治代言人。
西汉有巫蛊之乱，唐朝的神龙政变，大明，更是有嘉靖、万历两朝的国本之争。
为什么高拱、张居正这些“倒严派”都聚集在裕王周围？为什么万历坚持不立太子？不是没有道理的。
瞿式耜辞去首相之前，和朱由榔长谈彻夜，就是论及了储君问题
最终，这位经历过万历、泰昌、天启三朝那因为国本问题，争得头破血流的老臣，接受了天子的说法。
皇长子二十岁及冠以后，方册封太子
而在此之前，朱由榔希望他能接受完整的社会教育，能够有在青少年时期，和社会基层接触的空间，能够进入兵学苑锻炼，并拥有一段军旅经历。
而不是天天守在那空荡荡的春和宫，来给自己晨昏定省，听那些个大儒念经。
一个人的青少年，正是三观成型的时候，朱由榔希望自己的继承者，首先是一个具有丰富人生经历，知晓民生困苦，就算不能知兵，至少也不能像朱祁镇那样两眼一抹黑，而是亲身体会过军旅生活。
自古以纨绔少伟男，历史证明，所谓明君贤主，大多在早年都有一段游历于基层的岁月。
可这种不能明说的默契，也只局限于朱由榔和他的亲信大臣之间，但中下层的官僚们却很难理解。
或者说，其中某些人是理解明白的，但正是因为明白，所以他们才不能纵容天子这样做。
从肇庆起兵以来，朱由榔就在有意或无意的分解东林—复社官僚集团。
到了光烈八年以后，可以说朝中已经不存在东林党这个整体的利益集团了（确切言，其实崇祯以后，随着魏忠贤倒台，东林党内部就已经分裂了，东林复社只是一个临时政治口号，并非现代这种完备政党）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林党消失了，可支撑东林-复社出现的经济基础并未消失，江南士绅阶层不会因此就放弃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他们依旧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尤其是天子逐渐对新兴工商资本集团的扶持与庇护，更是让他们如坐针毡。
在过去，他们从来不怕皇权的打压，因为他们知道，无论皇帝再怎么打压，但只要他想坐稳江山，想要从各地收取赋税，施行统治，就绕不开他们，就必须要和他们合作。
但现在，情况变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天子似乎找到了他们的“替代品”。
新兴的资本家们，同样可以作为朝廷统治的延伸，他们产业扩张和升级所带来的利润和税收，远比士绅地主们要庞大。
不同于士绅的保守，他们乐于跟随朝廷扩张，甚至还要鼓动朝廷对外扩张，为此乐于提供一切帮助，甚至自己招兵买马带着武器，跟随朝廷大军一起行动。
这并非天方夜谭，在帝国刚开拓不久的南洋地区，海商们的炮舰就跟在海军后面，就像头狼背后的群狼，他们和海军一同进退，临战时都不需要军队招募，主动就会带着舰船和火炮参战。
尤其是挂着“大明海务公司”的商船，简直就是“大明海军预备队”
而没有大规模战事时，这些“民间海船”几乎就是西起印度，东至日本，这万里海疆，横行霸道，给各个小国当“太上皇”。
在内地，第一批资产阶级子弟，已经开始通过科考、大学等途径，与地主士绅阶层竞争参与政治的官僚员额。
明朝本来就不禁商籍参加科举，而朱由榔更是直接废除了商籍、军籍制度，再加上科举科目的改革，四书五经重要性直线下降，而新设立的数理学科，直接有实践经验的工商子弟，可比士绅们擅长多了。
故而，这些人明白，就算现在不能扭转局势，也必须要在下一代扭转过来，否则照这进程发展下去，最多两三代人，他们就真的玩完了。
当然，部分头脑活跃的，干脆开始将自己家族和产业转型，把目光从土地兼并和经营，挪向工商业投资，这当然也是朱由榔所支持的。
而剩下选择负隅顽抗的人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