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方式》关注城乡一体化
内容提要
本书是易中天教授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 日两个月间就成都市启动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所做的访谈集，考察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的改革成果，并就成都市的改革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展示了在这一进程中站在改革潮头浪尖的官员们鲜明生动的形象，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大环境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方式。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易中天品三国》等畅销著作。
编辑推荐
超级畅销书《易中天品三国》作者易中天关注现实之力作。
易中天教授以“品三国”等超级畅销书掀起席卷中国的热潮，其史才、文才、口才均为大众所津津乐道。本书为易教授由“品史”而探索当下的转关之作。易教授历时两个月，上对城市高官访问，下与基层干部对谈，从中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个人文学者对于城乡改革前沿的人和事的独特感受，体会到时代浪潮下种种新生事物的蓬勃生机。
易中天教授以“品三国”等超级畅销书掀起席卷中国的热潮，其史才、文才、口才均为大众所津津乐道。本书为易教授由“品史”而探索当下的转关之作。易教授历时两个月，上对城市高官访问，下与基层干部对谈，从中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个人文学者对于城乡改革前沿的人和事的独特感受，体会到时代浪潮下种种新生事物的蓬勃生机。
目录
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第一章 突出重围
一 忧患
二 寻找突破口
三 路在脚下
四 软着陆
五 硬崛起
六 智者胜出
七 仁心致和
八 润物细无声
第二章 夯实基础
一 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二 打开天窗说亮话
三 群众的眼睛
四 凤凰涅槃
五 风口浪尖
六 **你大胆地往前走
七 瓜熟蒂落
八 红旗漫卷西风
第三章 再造生机
一 风起青萍
二 权力与权威
三 细节决定成败
四 丢卒保车
五 变脸
六 一竿子插到底
七 刺破青天锷未残
八 收拾金瓯一片
第四章 不败之地
一 人有病，天知否
二 吹皱一池春水
三 让我们荡起双浆
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五 一剑下青城
六 疑问与忧虑
七 成都方式
八 一路平安
后记 致歉与鸣谢
第一章 突出重围
一 忧患
二 寻找突破口
三 路在脚下
四 软着陆
五 硬崛起
六 智者胜出
七 仁心致和
八 润物细无声
第二章 夯实基础
一 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二 打开天窗说亮话
三 群众的眼睛
四 凤凰涅槃
五 风口浪尖
六 **你大胆地往前走
七 瓜熟蒂落
八 红旗漫卷西风
第三章 再造生机
一 风起青萍
二 权力与权威
三 细节决定成败
四 丢卒保车
五 变脸
六 一竿子插到底
七 刺破青天锷未残
八 收拾金瓯一片
第四章 不败之地
一 人有病，天知否
二 吹皱一池春水
三 让我们荡起双浆
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五 一剑下青城
六 疑问与忧虑
七 成都方式
八 一路平安
后记 致歉与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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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猫 (2007-10-16 08:16:46)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日前携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都方式》亮相京城。这本书写的并非成都的生活方式，而是关注“三农”问题。这位在电视讲“三国”又出书谈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美学出身的教授，自嘲多管闲事，“是在央视‘公鸡下蛋’之前下的另一个蛋。”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时绕道成都，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原来成都不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像一个记者一样在成都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后，放一放，看看当时的思路和现在的现实是否吻合。”易中天说，结果放了两年后，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
该书看起来颇为严正，但从“**你大胆地往前走”、“让我们荡起双桨”、“吹皱一池春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标题中可以嗅到易中天的味道。书中的访谈也体现了易中天“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的一贯风格。
不过，也有学者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更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又心血来潮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易中天说，“我最害怕把人放在一个大一统的模子里面，一种专家型的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只在一个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但易中天也表示，时间太短，他无法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只走访了参与改革的领导者，“所以这本书的确有不够深入的地方，但是我要做的工作是把改革者的改革思路如实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保留起来”。（中国青年报 记者 桂杰）
小熊猫 (2007-10-16 08:17:15)
易中天“多管闲事”：《成都方式》谈城乡改革
易中天的新书《成都方式》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这次，他可不是品读历史，而是让人意外地关注起城乡一体化问题。“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
易中天介绍说，在2004年他开始关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课题，在2005年到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成都，花了两个月时间，实地走访改革一线。初稿写完后，他并没急着出版，想继续完善。但随后他就去录制“百家讲坛”节目。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和成都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一些朋友劝他把原来的资料整理后出版。
有记者问他，作为研究美学的学者，为何对这一课题感兴趣。他说自己是“多管闲事”，“我没少干窜行的事，比如《易中天品三国》，甚至我还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要知道我既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法律的。”有记者问他，这本书的出版，跟他的名气是否有关。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在我去‘ 百家讲坛’前，出书就已经很顺利了。”
易中天认为，自己虽然是外行，但也有优势，“你们是做专业研究的，写书时会想，这么浅显的事情读者肯定懂，所以书写得很专业。但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因为我就是外行，写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先弄懂。”
不久前，易中天曾表示要退隐江湖。昨天易中天告诉记者，自己眼下已经逐步减少对外应酬的事情，“不接新活，只还以前的欠债，不过现在也还得差不多了。”也因此，他称自己现在跟处于风口浪尖时相比“舒服多了”。
北京娱乐信报 赵明宇
小熊猫 (2007-10-16 08:18:50)
选自《经济观察报》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后，中国人也开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学别人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点是共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易中天：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走苏联的路？数十年血雨腥风，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 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
小熊猫 (2007-10-16 08:19:23)
2004年3月20日，中国成都龙泉驿桃花故里。
龙泉驿是中国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桃树成林。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成都市民都要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施施然而来，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欢节。这一天就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为东方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要在这里现场直播大型文化电视节目《花开中国·花重锦官城》。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飘逸地弥漫在空中，把满树桃花抚弄得娇艳欲滴。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人，也戴着旅游者的小红帽，和成都市民们一起谈笑风生。这时，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心头的沉重。事实上，就在这天，就在这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告诉我，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慎重考虑和半年试点，成都市已在五个月前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决心用这把利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魔障，从根本上解决成都的“三农”问题。
这当然并不容易。
谁都知道，“三农”成为“问题”，真是千头万绪，说来话长。尽管也曾有过相当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仍然挥之不去。毕竟，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解冻，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天两天。
小熊猫 (2007-10-16 08:20:17)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3.2∶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3.2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3.2∶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小熊猫 (2007-10-16 08:21:08)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83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1.2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3.5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小熊猫 (2007-10-16 08:21:59)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 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 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 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小熊猫 (2007-10-16 08:22:52)
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我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我说，你的意思是，工业集中发展不但解决了富县的问题，还解决了富民的问题？或者说，要想富县又富民，工业就必须集中发展，农民就必须集中居住？
宋朝华说，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业向园区集中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实际上却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同时把他们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又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再通过政府的培训就业工程，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身份变了，生活变了，观念变了，收入也提高了。过去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真正要达到4 000元非常困难，现在一年仅打工的工资收入都上万元，应该说是成倍增加。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你们的账算得是不错，问题是农民认不认账，买不买账。
宋朝华承认我的担心有道理。他说，农民都是“见水脱鞋”的。他们也讲道理，但更讲实惠。他觉得讲实惠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务实和谐、实惠和谐。不给农民得到实惠，是不可能和谐起来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给他好处，他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我问，那你们给农民什么实惠？
宋朝华说，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过去我们有个教训，我们都是等项目来了，才开始拆迁，让农民住过渡房，一年两年都没有房子给他，往往都让农民去投亲靠友，甚至在路边搭简易过渡房，没有现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没有威望了。我们跟农民许愿，说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几张规划图给农民看，说我们的房好漂亮哦，农民都说我们是骗他们的。
那是当然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种事情以前多了去，农民吃一堑长一智，也学乖了。你不放兔子，他当然不撒鹰。
宋朝华说，这次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先把房子盖起来，并且做到环境优美、设施配套、价位便宜，还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真正让他们安居乐业，结果在36天内成功搬迁了489户，都是城关农民，近乎神话。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跟“先建房，后拆迁”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设得怎么样，设施配套如何，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就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搬迁。
新津县的纯阳安置小区我看过，在园区和县城之间，进厂打工，进城购物，或者开个店铺做点小生意，都方便。何况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农民整巴实（舒坦、满意）了，当然愿意来。原来所谓“新津模式”，就是“筑巢引凤”。过去我们只听说招商引资要“筑巢引凤”，没听说安置农民也要“筑巢引凤”的。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必须掏钱垫付工程款，补贴农民。不垫付工程款，房子就盖不起来；不补贴农民，农民就住不进去。这里面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有争议？
宋朝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这次我们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5 000多万元让利于民，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大家都说凭啥子对农民那么好，凭啥子拿几千万给农民？我说，你们错了。仔细算一算，政府并没有亏。农民腾出的土地可以引进多少个项目、发展多少个企业？这些项目、企业可以产生多少税收、多少财富？算大账、远账，我们没有多拿给农民，只是提前支付给他们。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们工业的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反哺乡村。拿一点钱给农民，我们不是行贿，他也不是受贿。这是我们对农民的补偿，优惠一点也应该。只有让农民真正感到实惠，农民才会认为党的政策好，政府亲民爱民，才会拥护我们。在农民的问题上，我就主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宋朝华告诉我，他们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农民搬到新区以后，免费办理房产证，连工本费都不收，物业管理费免五年。过去他在农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么费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卖。如果优惠的房子不允许农民卖，那就是假优惠了。他卖了房子以后，可以去买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里租房子，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1 000元一个平方米卖出去，可以赢利7万。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个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万，剩下的钱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滚雪球”。这都是农民的权利。要给农民自由，要给农民一条出路。他把房子卖给别人后，他不会再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情要搞活，有个前提是放开，管得过多、过死并不好。农民要交易，就让他交易；农民要进入市场，就让他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我们和农民的问题就画句号了。今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么税费该交就交，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小熊猫 (2007-10-16 08:23:43)
曾万明迎难而上：
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万明的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靠的是全县人民和整个班子的集体智慧，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我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万明说，我这个人是逆向思维。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难，是相对落后，但是，差距就是潜力，落后就有希望。一个地方，它越困难，留给我们做事的舞台就越好，发展空间就越大。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嘛！所以差距也是财富。
好嘛！“鬼害怕”变“提款机”了。不过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且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
曾万明说，我当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发展”二字。必须用发展来凝聚人心，用发展来激励斗志，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发展，就得有项目。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项目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务。搞城乡一体化，没有项目就是空谈。因此我们提出，以招商引资作为整个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来加快大邑的发展。
我问，大干快上？
曾万明说，不，科学发展。绝不能再走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老路，必须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法制化。因此我们规划了“五区一线”。“一线”就是旅游公路沿线，从西岭镇到韩场镇，100多公里，相当于一个项链，把五个区串起来。韩场镇是畜牧高科技园区，安仁镇是文化旅游开发区，晋原镇是工业区和新城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苏家镇，都在旅游沿线上。文化旅游开发区上实际上也是四点一线，一个西岭雪山，一个花水湾，一个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一个刘氏庄园。兵马未动，规划先行。规划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资。第一，靠优势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优势？
曾万明说，怎么没有？一是能源优势，有煤，有水，电力充足。二是土地优势，荒滩、土坡、河滩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环境优势，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资源丰富。四是生态优势，山、丘、坝都有，立体气候很明显，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山区我们重点搞药材，丘区就搞多种经营，搞麻羊、反季节蔬菜，坝区主要搞大田。五是劳动力优势，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搞项目的话，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要靠优势来招商。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项目就会来。优势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说明我们的切入点选得好。问题是你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宣传力。你必须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发现优势，培育优势，制造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
我这个人是有点不讲道理的。所谓“不讲道理”，就是“只讲事实”。这也是我和成都市领导干部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邑有这五大优势，是事实；如何发现、培育、制造、利用、发挥，却不知道。
曾万明说，一靠真情，二靠诚信，三靠党的坚强领导。我经常跟班子里的人说，搞项目必须要大团结，必须要大联合，也必须要大统战。只要是能给我们项目的人，都要去争取他，团结他，实现双赢。办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就要在遵纪守法和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帮他们赚钱，甚至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2003年3月，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制鞋大王双星集团准备到四川来发展，但是没有基地。当时我刚到大邑不久，正在党校学习。我就去找他们成都公司的销售老总，请他到大邑来看，给他介绍工业开发区，介绍我们有哪些优势，劳动力的优势，电力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良好的服务优势。这个东西就打动那位老总了，就把青岛总部的人介绍到大邑来。我们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区去看，又跑到青岛去回访，争取他们到这边来投资。最后，双星集团投入2.5个亿，建西部的制鞋基地，还把制衣、制帽、制袜都搞起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而且地价还卖得很高，6万多元一亩，国家标准，没有优惠。
我问，没有优惠也肯来？
曾万明说，肯来。其实一些大企业，并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的软环境。外地的企业能够过来发展，很大程度是选择人。这个人能不能交，这个人做事诚不诚信，老板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调查，考察这个地方说话算不算数。你讲诚信，项目就来了。所以我和班子里的人讲，我们招商引资搞项目，一定要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换真意。
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我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我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我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我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我，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我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 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1 000万到3 000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 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 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3.6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以前的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小熊猫 (2007-10-16 08:24:40)
白刚妙手回春：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白刚的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睿智聪明，又并不张扬；思维严密，又富于想象。实际上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当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我说这样很好，我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1 000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1 000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1 000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10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我就去幸福村，那里有一片梅花林。过去由于没搞城乡一体化，没完全引起重视。这次去看，发现有600亩。全国四大梅花基地，南京、无锡、武汉、成都，其他三个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亩，我有600亩就是最大了。如果认真做出来，还可以做到3 000亩。我们就决定搞个“幸福梅林”。这个理念一提出，农民比我们还积极。他们自己打了个标语：“奋战100天，超过红砂村”。我们说我们快，农民比我们还快。
当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个呢？
白刚说，下一个就是江家菜地。花香农居（红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种花，这回该种点菜了，也不能总是种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种花的富了，种菜的也要富呀！我们就给农民说，你把土地整理出来，然后以一分地为单位，让城里人来认种。
我说，就像到动物园认养动物一样？
白刚说，对。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亩地你就有8 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里去找认种人。你和农业合作社签订两个合同：一是土地流转合同，一个是代种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后，就去面对市场，让城里人认种，你自己变为代种人。他想种萝卜你就种萝卜，他爱种莴笋你就种莴笋。他的萝卜可以拿去换莴笋，也可以让你帮他卖。你卖了把钱给他，这样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而且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租金给他量化了，细化了。城里人付的这800元，100元是种子、化肥、农药，150元是地租， 350元是劳动力，还有200元给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养护整个基础设施和景点。农民听了高兴得很。过去要起早贪黑去卖菜，进城又没有摊位，只能卖给菜贩子，卖得好就有钱赚，卖不好还亏本。现在一分地800元什么都包完了，城里人还多了个集生态、旅游、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皆大欢喜。
确实皆大欢喜。不知白刚还有什么金点子。
白刚说，这三个村成功后，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农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东篱菊园。荷塘月色，我们准备打造成艺术村。办法也很简单，把农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养一个管家，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一进来，这个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样了，做旅游景点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续发展了。
我问，农民有什么好处？
白刚说，怎么没有好处？按照我们的设想，农民应该有四份收入：你流转我的土地，要给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里打工，要给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给你，你要给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体经济组织，要给我股金。何况权属还在，土地还在，不动产没变，农民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岂止是四份收入，还有四种身份：地主、工人、房东、股东，真是立地成佛。只不过我总觉得你们的情况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学得来的。
白刚说，怎么学不来？有人说，红砂村你搞小盆花种植我们学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们又没有，算你运气。我们承认这两个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没有，菜地你也没有？种菜你总会吧？大家都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找到产业，一定要找到载体，可惜自己没有。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你自己不会发挥，不去找，你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实际上到处都是产业，到处都是载体，甚至到处都是机会，关键是你去不去发现，怎么去发现。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问题。
这话在理。必须承认，锦江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说别的地方没有，便是在成都，也独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这个“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只要总体思路是对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样做，只不过要因地制宜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说三圣乡，原来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点落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谁想到他们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反败为胜，突出重围呢？
穷则思变，急中生智，智者胜出。所谓“锦江经验”，或可作如是解。
小熊猫 (2007-10-16 08:26:34)
文登来情为民系：
农民的收入问题，是最核心的切入点
2005年8月11日，金牛区委接待室。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兼有山东人的豪爽和工程师的谨严。文登来是莱阳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搞过企业，坐过机关，掌管过一省的信息产业工作，属于那种专家型的领导。他调到地方上工作，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文登来说，他是2003年10月份才到金牛区的。那时双流、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他感觉有压力，也感觉如果继续去简单重复地摹仿，意义不是很大。他跟班子成员讲，不要去争一时之短长，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加符合自己实际的办法，把事情想得更长远、更系统一点，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实话。双流和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得确实漂亮，金牛要赶超并不容易。那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 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 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 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 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 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 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 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种户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愿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点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现在全部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租。出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积就按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交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花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交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干部，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去走访，去谈话，做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做到一块。200多名干部花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都弄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处。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子我们给他盖好一点。做经济适用房，层高2.8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部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出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部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户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户口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户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了才交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交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户口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给你管了，宣布原户口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交这个本实际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交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感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爱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干部只要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要爱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于喜欢搞“暗箱操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干部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第一次下乡就体会到了。
小熊猫 (2007-10-16 08:27:33)
陈代康体会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 500元到3 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 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安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我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康：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
小熊猫 (2007-10-16 08:28:35)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小熊猫 (2007-10-16 12:35:02)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小熊猫 (2007-10-16 12:35:59)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 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 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小熊猫 (2007-10-16 12:36:51)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 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小熊猫 (2007-10-16 12:37:34)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