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治的基本国策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沙俄,经济和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越过乌拉尔山 ,进入西伯利亚,已是荒原地带,远东靠近清朝疆界的地区只有伊尔库次克等几个小镇,没有工业,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 。沙俄本身内患外战不断,可用于远东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及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窃居中华的清朝。俄匪曾经深入黑龙江下游最大的一支部队也仅六百余人。根据分散的各种资料推测,俄军备战最高峰,即在康熙准备反攻之前,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的全部军队人数最多不超过三千人。而萨布素和彭春围攻雅克萨的前线部队就达一万五千人。俄人由于运输困难,食品和弹药不足,火炮仅是步兵可以拖得动的小炮,射程不过几百米,他们的火药枪有效射程仅五十多米,他们的主要武器仍然是长刀。而清军弹药给养可以通过松花江等内河运输,并有专门通向瑷珲等边远城镇的驿道可用,还有自明朝时代葡萄牙人贡献的红夷大炮,专门用来轰击城墙,是那个时代威力最大的野战武器。清军中还有专门的火器营,使用明朝军队用过的火枪和火炮,置于进攻部队前方,在发起冲锋前实施覆盖射击,直到把对方阵线打开缺口再发动冲锋,明军的战法经过戚继光的改革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武器威力绝不逊于俄人。当地民众盼望清朝出兵,已有半个世纪。民众助战者甚众,蒙古骑兵甚至直接参加了战斗。清朝的自卫反击战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不胜的理由。


       一六八五年夏季,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俄军,彭春、萨布素领军分两路合围俄人主要盘据点雅克萨,用葡萄牙红夷大炮日夜轰城,俄军死伤十之八九,被迫投降。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接着发生了。康熙不但释放所有俘虏,居然允许他们持枪械和财产归去。对强盗之仁慈,是想让他们传递清朝愿与贵国结金兰之好的愿望吗?还是想借以软化强盗的心理,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再抢清国物、杀清国民?康熙杀人娴熟,打过猎,应该知道与虎谋皮的道理。清军占领雅克萨城之后,不在该地留兵驻防,固守战果或监视俄匪,而是拆毁城墙,大军全部撤回瑷珲。如果把这解释成因后勤供应困难而被迫撤军,那么俄军驻守此地同样有供应问题,可他们盘据此城至此已达三十余年,为何清军就不能坚守?如果留小部队驻防,遇有俄匪来袭,再行增援也来得及,不至失去战场甚至战略主动权。既不杀俄匪,又不守城地,不知此自卫反击战到底为何目的?

 

       正是被康熙释放的侵略者头目托尔布津,带着俄国匪帮卷土重来,再占雅克萨城,并把城墙修得更加坚固。整个冬天,侵略者们就在那里平安度过,在次年春夏季他们又得到国内更多增援,准备顽抗到底。

 


      康熙心里想着什么?

 

       抗战时候,陈嘉庚对蒋介石说,敌犹占我土而言和者,即是汉奸。这是抗战时期最让中国人开智明目的一句话,是自清朝卖国以来国人行为迷失之后第一次叩击中国人民族自觉性和自尊心的深刻反省,也是气冲霄汉、忍无可忍的宣言,是千古经典名句,是判断是非的不二定律。以这条定律重新审视康熙过早息兵、主动让步的决策,我们不能不怀疑,康熙的内心有极其阴暗的一面。康熙以为,三藩、台湾乃叛逆,是对皇权和满清江山的威胁,虽尽国家之财、倾天下之兵、废百姓之家业而灭之亦在所不惜。俄匪本非我清国对手,如果拿出平三藩、打台湾的决心,区区几百俄卒,岂有得逞之理?!但如武装边民,扶植地方,敌寇虽灭,内患又生,重蹈三藩割据之覆辙,绝不可为!蒙古各部,本是盟友,而非征服所得。如果任蒙古坐大,一旦漠北喀尔喀,漠南内蒙古,西北厄鲁特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会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康熙并不信任蒙古的汗们,一个噶尔丹已让康熙坐卧不宁,欲借俄人之手,削弱喀尔喀蒙古,解除北疆之虞,不失为良策。所以在俄人进扰漠北草原的半个世纪中,喀尔喀蒙古人一次次起事反击侵略者,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屠杀,清朝除了授给大汗一个封号之外,不曾给予任何军事援助。而这种明显偏心的、阴险的封赏,正是激怒噶尔丹、导致他离心叛道的重要原因。俄寇长途而来,只为利,非为我天下,乃小人所为,诱之以利即可息之。我土广大,留之无用,去之无妨,野人村夫之愤慨,尤不足虑。更何况去土非我满清本土,北边一支蒙古劲敌被除,使我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噶尔丹,交易是划算的。一纸条约换得万古平安,值得!值得!这就是康熙的真实意图。然而满清修的史书是无法告诉我们这些的。但我们通过事实认识了康熙这个人,他心里怎么想,也就不难推知了。

 

       对外示弱,对内镇压,外宽内严,这就是清朝的基本国策,是康熙的治国法宝。

 

 
     某些所谓清史专家宣传康熙“雅克萨之战”对沙俄的“大胜”,真是无耻。


 
     无论从过程上还是从结果上看,沙俄的一小撮冒险家跋涉万里,在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与清朝的正规军、地方武装周旋了几十年,满清却不能加以歼灭,只能围困或暂时击退他们,1689年,满清不得不与俄国签定有利于俄方的《尼布楚条约》,割让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在内的大片土地,俄国人合法获得了在远东的战略前进基地,无非少赚一点但绝不是赔,为清朝昏君后来进一步疯狂割地创造了前提,康熙只不过是“土地换和平”,而且是屈辱的和平,怎么可以吹嘘成“大败沙俄”呢?
  


      这是大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下)》某版本的原文节选:

 
     “雅克萨反击战... 在沙俄军队遭受重创、守城士兵只残存几十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的情况下,沙俄被迫同意和谈。满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于尼布楚正式谈判。鉴于当时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割据叛乱势力十分猖獗,康熙指示谈判代表做出重大让步。而俄罗斯因军事上未能得逞,加上远征克里米亚失败,战线过长,竭力想保持既得侵略权益,也不得不做出相应妥协。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拆除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修筑的据点,撤出侵入的军队。清政府则放弃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领土...

  

        清前期签订的中俄条约属于平等条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盛世”割地就不叫“割让”,而美其名日:“放弃”?
  

  
      《南京条约》割了香港岛,该骂;康熙丧失外兴安岭以北、额尔古纳河以西、贝加尔湖以东,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却美其名日:“放弃”!

  
      “做出重大让步”还能签订所谓“平等条约”,拜托教育部的大官们再给我找出另一个例子来!

  
  
        “盛世”割地的原因,据说是“鉴于当时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割据叛乱势力十分猖獗.......”为什么不鉴于当时俄国并不是“盛世”,而清朝却是处于康熙领导下最有方的“最盛世”呢?

 
       可见,满清的所谓“盛世”,完全是关起门来意淫,自卖自夸,放到国际大背景中,就现了原形。


  
       另一个版本的教科书(张传玺主编)稍好,正确使用了“割让”这个词:
  
  
      “这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都是中国的内河。

         不过在这个条约中,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领土从此割让给了俄国,这是清朝在边界谈判中的失策。”

  
        但是其中却竟然说:“平等条约”可以“领土割让”,真是叫正常人哭笑不得,自相矛盾。
 

      这样搞出来的历史教科书,就好比平面镜子被扭曲成了凸凹不平的哈哈镜,内容只能荒唐可笑。
 
  
    
       康熙纵容俄国人,只能刺激对方的胃口,所以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停止,到1728年,雍正学康熙学得青出于蓝,无聊小仗也不敢打就谈判了,也慷慨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图条约》,贝加尔湖流域彻底放弃,连同贝加尔湖西的大片土地(约十万平方公里)又白送俄匪。
  
  

      俄匪得到这个美丽富饶的世界级大湖,高兴之余,才暂时收手。


        我们再来看公元1644-1728年,这段时间的俄国,是什么情况? 


        俄国彼得一世1689年改革之前,俄国非常落后。一般认为,开始改革过了十年以后、也就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十年以后,“俄国经过18世纪初的北方战争(1700年一1721年),终于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可见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的时候,俄国根本不是强国。 


        17世纪初,瑞典、波兰、土耳其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都曾经把俄国打翻在地踏上两脚。当时一个波兰骗子自称被篡位的前沙皇;波兰国王听信了他的话,派军队帮他“复位”,竟轻轻松松地使之入主俄国莫斯科。 


        而俄罗斯全国上下连屁都不敢放,任由俄国女人做波兰大兵的性奴。
 

        好歹把波兰大爷送走了,瑞典大爷又来了,照样是割地求和送女人那一套政策。 


        1660年6月25日,波兰军队又在白俄罗斯大败俄军;接着10月8日,再败俄军。9月,波兰—鞑靼联军在楚德诺夫围攻俄军,俄军投降。波兰迫使西乌克兰宣布脱离俄国,效忠波兰国王。 


        1667年四月30日,俄波双方代表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安德鲁索沃签订停战协定: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部合法归属波兰。 [插曲:1665年,俄人在雅克萨(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筑城,索伦酋长根忒木尔投降。康熙无比震惊,要求俄方引渡降人,尼布楚总督冷冷一笑,反而派了一位文盲哥萨克人前来,命令康熙接受俄皇的保护。] 


        在17世纪,盲流哥萨克向东扩张,只敢欺负满人在西伯利亚的那些还处于石器时代的通古斯同胞。在中亚游牧的突厥人和东亚的蒙古人他们是不敢惹的。 

 

        俄国正规军总兵力才15万人,曾经派出1万人的“强大兵力”远征中亚,不想误入西蒙古准格尔汗国的地盘,被西蒙古骑兵包了饺子。1万人只剩下一个弗拉基米尔伯爵,连滚带爬地回去报丧去了。 

 

        他们只好在西伯利亚东部和今中国东北一带的“通古斯部落”里乱转,不敢南下蒙古高原和中亚。就是“征服”通古斯人,还是靠着他们当地的同盟军----雅库特突厥人帮的忙。 

 

        当时的俄国在乌拉尔以东那么大的西伯利亚,其实只有两个据点一个是叶尼塞河上的叶尼塞堡,另一个是勒拿河的雅库茨克。两个军事要塞加起来还不到3000人,大炮不到20门(轻炮),用的是老式燧发枪,射程和射速还不如复合弓。不少人还只装备长矛和马刀。 


        由此看来清遗说所谓“康乾盛世”时的俄罗斯是强国,纯粹是无知小儿的胡言乱语,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俄国的中心在欧洲,即使倾其全国之力从西伯利亚来,以当时落后的科技水平和穷困的国力根本无法保障漫长的补给线,何况波兰、瑞典、土耳其任何一国从背后踹一脚俄国都得完蛋。 

 

        帕特里克·奥利沙文《战争地理学》: 


        “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


         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 


         俄国向太平洋的推进,由于当时其军队用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而未能如愿。” 


         完全是土耳其、克里米亚在西方直接牵制俄国人,才帮了康熙的大忙,让他有“土地换和平”的机会。
 

         到了18世纪,俄国开始崛起,但还不很强大。
 

         沙皇彼得一世倾全国之力打败瑞典这只病猫(若当时瑞典国王是“北方雄狮”古斯塔夫-阿道夫还在世的话,哪轮到彼得来嚣张?)后,自我感觉良好又去锊土耳其的胡须,此时的土耳其已值暮年情况跟大明帝国后期颇似,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奥斯曼帝国哪会把这一群刚开化的半野蛮的农奴放在眼里? 


         以前1695年、1696年彼得一世两次远征亚速。根据1700年 7月俄土《君士坦丁堡和约》,亚速划归俄国。但是,1710年俄土战争又爆发。1711年,彼得一世亲征普鲁特河,陷入土耳其和鞑靼军的重围。根据1711年7月俄土签订《普鲁特和约》,亚速重归土耳其。俄国还被迫拆毁亚速海沿岸的工事。
 

         奥斯曼帝国“近东病夫”让彼得“大帝”领悟到了什么叫实力。
 

         直到1739年9月,俄土签订《贝尔格莱德和约》,亚速才再次归俄国所有。 


         [插曲:1722年,猪尾一号天使康熙鞑帝死去。1725年,彼得一世死去。1728年,清国和“强国”俄国签订了再一次“盛世割地”的壮举《恰克图条约》] 

 

          小小的克里米亚汗国,是土耳其的小藩属。1430年,拔都之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哈吉·格来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受到土耳其的保护,在俄国眼皮底下生存了两百多年。最后1774年,俄国人强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米亚汗国的所谓“独立”,1783年才吞并该国。这样,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欧洲的最后一个蒙古汗国才划上了句号。 


          也就是说到这时,俄国实力才压倒了土耳其;但100年前,糠稀鞑帝已经割地给俄国了。伪清“盛世”是怎么回事,不必多说了吧。所以后来乾隆的清寇自然而然地被小小国尼泊尔、缅甸打得一败涂地,东亚病夫满清国的画皮被扯得稀烂了!

 

          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与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内容


          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主要争执点是尼布楚及亚克萨两城归属及国界问题。《尼布楚条约》内容如下:


        一、北以格尔必齐河及大兴安岭至海为界,乌第河、兴安岭之间土地  暂行存放,再行议定。
        二、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叁、拆毁亚克萨城,俄人撤离。
        四、两国猎户不得越界。
        五、互不索还逃人。
        六、和好通商。


        这是中国第一次和外国订立正式条约,此条约损失大兴安岭及额尔古纳河以西土地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要点如下:

        一、以後双方均不容留对方逃犯。
        二、划界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沙弼奈岭。
        叁、乌第河暂为两国公中地方,双方均不侵占。
        四、通商仍照旧例,过境买卖,定於恰克图、尼布楚二处。
        五、中国於北京俄罗斯馆,为俄人建教堂,教士四人,学生四人,教  习二人,由中国给予瞻养。
        六、彼此行文平等。


        此条约损失贝加尔湖以南及西南土地约十万平方公里。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是一致公认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
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酋长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酋长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酋长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的真实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是有清一代的基本国策。

 


        康熙对满清卖国思想的理论化及“圣君”背后的真象:


        康熙有一篇《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请看部分内容:“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 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因祖之雠,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高宗赵构)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 耻复雠,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雠,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可见从清朝康熙起开始签订卖国条约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与其冒险与强敌对抗,不如苟且求安。


        满清从康熙开始,除了乾隆和嘉庆两朝外,每个酋长都有卖国条约在手,所以满清卖国行为可以说是继承了祖宗的传统,真是“圣祖”之肖子贤孙。


        而乾隆则是把满清的无能腐朽的老底向英国人亮了个精光,直接导致了从嘉庆朝英国就开始了挑衅,并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另外康熙事实上在科技上是非常无知的,对其进行吹捧的都是一些献媚的奴才,而从传教士的笔下我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除此之外它还有数不胜数的小人得志式的卖弄,比如说一天打上百只兔子、一天能打十只老虎之类……。

 

          同时在色欲上康熙也是一个变态,据朝鲜史书记载,它十六岁就让宫婢生子,在当时也是一大丑闻。还让奴 才亲信在江南“采办”美女,而在传教士的笔下,有康熙在宫中以戏弄和恐吓小脚的汉族女人,并以其行动不便取乐的记载,也有纳自己的姨妈为妃的记载,可见康熙被奴才们涂脂沫粉的“圣君”画皮下,藏着的是一个多么卑劣和肮脏的灵魂。

 

          康熙读书是为了什么——“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康熙喜欢读中国史书,得出的结论就是统治者要大权独揽,(康熙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史上威胁皇权的那些东西,比如强藩、女祸、宦官、外戚,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者大权旁落,)要愚民,要杀戮。(摘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清时代,大肆尊崇程朱理学,可是只准“尊崇”不准学样子,对于个别想步后尘当“圣人”的,就杀一儆百(比如乾隆处治道学先生尹嘉铨)。这是在警告文人,最高统治者就是精神权威,除过满清皇帝,谁也没有擅自“思想”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时代的当官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满洲人一入关,就摆出尊孔崇儒的姿态,多尔衮一面上演祭孔的闹剧,一面遣军四处疯狂屠杀;康熙则干脆跑到孔庙去行礼,还动手编纂什么“性理大全”,目的何在?铸造奴化的桎梏、禁锢的工具而已!满洲贵族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把中国这头驴子制服,必须摆出崇儒尊孔的高姿态、大肆宣扬奴化哲学,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真是把奴隶哲学看透了,而且还活学活用!康熙说的就更露骨了“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让那些高唱“盛世皇爷倾天的功”“我好想再活500年”的人末世不亡啊!雍正的凶残就出名了,把吕留良恨之入骨,不但把吕家抄家灭族,连吕留良一把入土的老骨头也不免“锉骨扬灰”!

 

          还是鲁迅深刻,把这些“糠痈钳”圣主们的嘴脸看的透彻极了“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君主,以胜利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有鄙夷,也有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鲁迅)把汉人的文化与人情弄的透彻,象钻在汉人肚里的蛔虫一般,把汉人治的服服帖贴!真正是高手!让后来的日本人又羡慕又叹服,也跟着学样子:动手杀人之前,先“研究”“中国人”、“中国文化”,研究“满洲征服支那史”。还有更可笑的,这种奸险的手段竟然被某学者美化成“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股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云云,(参看某学者之“一个王朝的背影”)然后,某学者又不遗余力的替这些“满大人”表功,结论自然是“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他们”一类的变态自淫。'

 


          鲁迅先生精辟指出:“……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义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
  

 

     只有清除满清余孽软骨头的奴才思维,以及重建道德才是中华复兴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