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避讳

        满清的避讳，始自于康熙年间。顺治朝世祖福临当朝时，“不令天下避讳”（见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康熙帝玄烨登基后，避讳制度骤然严格起来。当时的避讳 用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康熙皇帝的名字，朝廷规定：以“元”字代替“玄”字，以“煜”字代替“烨”字。“烨”字不常用，“玄”字却是个常用字。当时写字 刻书，均严格地执行以“元”代“玄”的规定，如《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被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红学界公认与《红楼梦》创作几 乎同时的《儒林外史》，描写王冕放牛，遇见两个“穿元色直襟”衣服的人，“元色”就是“玄色”，亦即黑色。《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改成了“天地元 黄”，中药铺里的“玄参”，也被改成了“元参”，一直沿用至今。此外，玄帝、玄宫、玄机、玄门、玄女、玄神、玄真、玄天、玄论等词，都相应改为“元”字。 二是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一律在避讳之列。朝廷修书或大臣奏本时，金朝时的“金贼”，必须改写成 “金人”，辽朝时的“虏将”，相应改写为“辽将”，宋朝时的“胡虏之地”，也只能写成“异地”。鲁迅先生对此曾详加考证。 

　　满清 避讳制度执行的最为酷烈的是雍正乾隆年间，“雍乾之世，避讳至严”。为避雍正的名字胤祯，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著名诗人王士祯， 死后十年，还被改名为王士正，后又钦命再改为王士桢。就连明朝的亡国崇祯皇帝，也被改为不可理解的“崇正皇帝”；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居然被改为莫名其 妙的赵匡允；天下的地名，凡涉及讳字的，一律相应改动，如真定、真阳、真宁，都相应被改为正定、正阳、正宁。 

　　乾隆皇帝比起乃父 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是个避讳狂。不仅他自己的名字弘历要避讳，他的父亲、祖父的名字也要避讳，他的儿子的名字还要避讳，最莫名其妙的是，就连死 了上千年的历史上的皇帝名字还要避讳，弄的普天下摇唇鼓舌者苦不堪言。修《四库全书》时，因为没有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字，乾隆亲自对四库馆臣严加痛斥，严 令更改；他钟爱的嫡长子、皇位继承人荣亲王永琏夭亡，朝廷专门颁旨规定避讳“琏”字；他的第八个儿子仪慎亲王永璇，因刊刻《高宗圣训》，“误书庙讳，罢王 俸三年”（见《清史稿》），遭到严谴。 

　　雍正、乾隆两朝，利用避讳制度，大搞文字狱，史不绝书。乾隆四十四年王锡候篡改《康熙字 典》为《字贯》案，本人被斩立决，子孙七人被判监斩候，妻子媳妇被赐给功臣为家奴。同年，冯王孙著《五经简咏》“不避庙讳”案，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 迟”处死，“以正人心而神法纪”。也是这一年，一个卖药糊口的老百姓智天豹，谎称遇到神仙显圣，传授《本朝万年历》一部，要献给皇上，邀求富贵，结果拍马 拍到了老虎屁股，落得个被腰斩的悲惨下场。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刘莪将《圣讳实录》印刷贩卖给应试的童生，以谋升斗，养家糊口，刊印中不慎将“庙讳”及 “御名”“全体写刊”，结果也被斩首了事。同年，一个年老多病的生员吴英，写了一通《上陈时务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子侄五人被 判斩监候，妻妾及年幼子孙十余人被赏予功臣为奴。此外，还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统记》案，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诗 抄》案，乾隆四十六年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案，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脑袋，亲属株连者也均被严惩。这些犯人多数是潦倒书生、小商小贩、市井贫民，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不敬”的念头，更谈不上犯上作乱，而乾隆皇帝却无限夸大其严重性，滥杀无辜，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恐慌气氛，以维系皇权的至高无上。

由于乾隆奉行的极为严酷的文化政策，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乾隆朝篡修的《四库全书》，好多文章因避讳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所以鲁迅先生愤怒 地指出，“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从讳例数量上分析，有清一代，共一百八十四例，康雍乾三代就占了一百七十例，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强。 

三代统治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八年，由于执行严酷的避讳制度，给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一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