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连载］老学者挑刺易中天：清算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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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猫 (2007-11-18 17:26:44)

  前言：叫好与挑错

  一年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围绕着易中天《品三国》所展开的争论，堪称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奇观。报刊和网络上搞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是嘘声不断。我浏览了网络上和报刊上的一些言论，数量虽然很多，但多是相似的重复。千条万条，概括起来，也不过那么几条。观点方面的，主要是对曹操的评价是否恰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提法，是否会对世道人心有消极影响等等。方法方面的，不外乎这种讲法是否有失教授的尊严、有失学术的品位？还有什么庸俗化、娱乐化、粗俗化、娼妓化等一大堆帽子扣了下来；对学术与商业，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等命题，也都见仁见智，各说各话。
  
  　　有人问我：你对易中天现象及其《品三国》的看法如何？我的回
  
  　　答有两条：一是叫好，二是挑错。这就划清了两条界线：一是划清了与“易粉”、“乙醚”的界线，他们是光叫好，不挑错，这有失理性。二是划清了与“反易”人士的意见，他们是光挑错，不叫好，这有失公正和厚道。
  
  　　为什么叫好？因为易中天对普及历史知识做出了贡献。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从追捧影星、超女、歌星、玩电子游戏、看无聊的肥皂剧的现场拉到“百家讲坛”来。能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总比拿着个荧光棒在台下起哄、迷失自我强得多。人人争说易中天，人人 品三国，总比人人争说那些娱乐明星、人人去关注“超女大赛”有文化品位。
  
  　　为什么挑错？因为我在拜读了《品三国》之后，发现它在内容上还有许多瑕疵，心中感到不安。这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很多青年人影响更大，不能用错误的历史观点、历史文化知识来误导他们，所以我要义无返顾地来挑错。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在赤壁之战以前，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帮助孙权算了三笔账：政治账、联盟账和军事账；现在我要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和语言账。
  
  　　有人断言：“我想易中天之所以会‘火’，本身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至少不会有‘常识性错误’，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易中天，史学界的超女》，重庆出版社：《为易中天补牙》，39页。）
  
  　　但在我看来，易中天的要害之处，不在于他的讲史方式如何，而在于史学观点和史学知识方面不时出现错误，甚至在解读、翻译古书方面，也有些底气不足。有人说：易中天不是学历史的，就不该在电视台上讲历史。我以为不然，史学界这一亩三分地不是禁区，应该欢迎任何人来玩，不管你娱乐化也好、商业化也好、借鉴于评书、相声的手法也好，凡是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欢迎。但不要把科学的历史观点搞乱了，不要把历史知识搞错了，不要把古文资料翻译拧了，逻辑上不要欠通。这是一个底线，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正因为易中天在这些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我要挑错，要帮他算账。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需在不断地清算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百家讲坛”也好，易中天也好，都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有所提高，作出更好的节目，写出更好的书来，为普及文化知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为易中天叫好，也给易中天挑错。叫好不忘挑错，挑错是为了再叫更大的好。当然，希望易中天先生和广大读者也给我挑错，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提出宝贵意见。至于叫好，那就不敢奢求了。

• 小熊猫 (2007-11-18 17:28:38)

  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现象”

  1 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
  
  电视，好象从来就是明星的天堂。打开电视，不管频道有多少，除了新闻及专题栏目外，几乎都是影星、歌星、体育明星、超女、名模在那里作秀；有幸在观众席上拿荧光棒又摇晃，又欢呼，给被他（她）们想得神魂颠倒的“梦中情人”捧场的，大都是“追星族”（听说“追星族”这个词已经宣告死亡，或者至少是奄奄一息，现在时髦的名词叫“粉丝”。我说“几乎”都是明星的天地，当然不是“全部”。除了新闻和时事性，文化性的专题节目之外，有文化品位、知识含量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央视有一档节目，好象叫“发现之旅”吧，很有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头几年我看过两三期，颇有“开屏有益”之感。但我后来就不看了，因为那节目安排在午夜，白天还不重播，以年过古稀的衰老之躯，深更半夜，点灯熬油的，实在是受不了。这么好的节目被打到边缘又边缘的时段，而在黄金时段或准黄金时段，对不起，那主要是娱乐时间，吃的是快餐，喝的是可乐，要想品位陈年老酒吗？也给你安排了，要等到人家都酣睡时，你再打开电视机，但不要把别人吵醒了。总之，现在的电视，娱乐性太强了，文化品位太低了，知识含量太少了，尽管频道不断增多，但再多也是贫矿，没有多大的开采价值。
  
  　　曾几何时，在央视的十套里，《百家讲坛》栏目异军突起，有几位名家，在那里讲汉代人物，讲三国，讲红楼，讲清代人物，他们大多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富于启迪性的叙述方式，再辅以评书、相声等手法（表现的并不突出，只是稍有痕迹），以其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特点，倾倒了一大批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其中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的《品三国》，以其内容生动、有时代感、语言风趣而更为走红，真像俗话所说：“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且说这易中天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还出现了许多粉丝、易迷。文字版的《品三国》出书后，易中天到处讲演、签售，所到之处，虽然不是万人空巷，也堪称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竟至一书难求。在网络上，易中天热不断升温，粉丝们的赞颂仰慕之词，纷至杳来，甚至有的人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不仅此也，据媒体披露：文字版的《品三国》问世后，经济收入也颇为不菲，不仅易中天“一夜暴富”，出版社也都得到了一大包沉甸甸的银子，其商业运作也是非常成功的；出版物的策划、出版、营销的流程，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易中天现象”，不仅人们在茶余饭后唧唧喳喳，也成为各种媒体的热门话题，尤以网络上更为活跃，出现了“人人争说易中郎”的奇观。
  
  　　人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可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不能按照“语录”和“主旋律”统一认识。除了粉丝们那种虔诚狂热的“一边倒”倾向外，质疑、批评、嘲讽、拷问之词也不绝于耳。什么如此“品”法，算是学术吗？是“品”三国还是“嚼”三国？是通俗化还是庸俗化？过分的趣味化，是否会亵渎学术的尊严？是否会使学术异化？还有人提出这是学术的商业化，娼妓化等等，甚至有的历史学者对于易中天闯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颇有微词，说易中天是学中文的，怎能让这样的外行来讲历史？至于易中天的高额收入，人们除了震惊之外，也难免有人吃醋，有人觉得“不平衡”。当然，以上那股热闹劲儿，多来自粉丝和一般观众，学界中人只有少数人上阵，发了言，多数人还没有出来表态，媒体的说法是“冷眼相对”。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啊。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资深的、重量级人士还没有杀出来呢！
  
  　　写到此，性急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你对“易中天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好吧，下面我就分段阐述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不到一家之言，不过是一孔之见耳。

  2 学术的通俗化，趣味化，娱乐化

  学术，从来就被认为是严肃的、崇高的、高深的，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禁脔，芸芸众生是不能靠近，不能染指的。近现代以来，提倡学术大众化的声浪此伏彼起，但时至今日，学术仍然未能很好地从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拿历史学来说，大众化没有什么显著进展，却被影视界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们从电视荧屏上接受了许多“戏说”式的所谓“历史剧”，它们严重地乖离了史实，把历史知识完全搞乱，在荧屏上出现的武则天、唐明皇、雍正、慈禧、特别是反复被改编，版本众多的康熙、乾隆二帝，都远不是他（她）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只是编剧和导演主观意志的形象化。请看下面这则不算笑话的笑话：
  
  　　甲：雍正和乾隆都是谁的儿子？
  
  　　乙：……
  
  　　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雍正是康熙的儿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啊！
  
  　　乙：不，他们都是编剧和导演的儿子。
  
  　　为什么史学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康熙、乾隆等等，“长在深闺人未识”，就让那些胡编乱扯者钻了空子。毛泽东说过：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史学不去占领，胡编乱扯者就要去占领。”这就给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加快史学知识普及化的步伐。
  
  　　学术诚然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我们说它严肃，甚至可以说它神圣，是说我们研究它的时候，要有严肃的、严谨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但一旦产生了成果，除了要用专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写成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专著公诸同行，同好之外，还应该用通俗的形式、把它向广大群众、芸芸众生进行传播，否则你的成果（比如史学成果）就不能产生社会效应，就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由于个人的取向和条件不同，你可以不搞普及工作，而是坐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你的纯学术，这也是一种分工，总是有人要搞这项工作的；但你不能反对别人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学术的成果，不能认为谁那么干就是“不学术”，就是破坏了学术的尊严，破坏了学术的崇高神圣，就应该率领你的“小子们”（研究生、本科生、助教之类）“鸣鼓而攻之”（出自〈论语〉，孔老夫子就这么干过）。你歌你的阳春白雪，他唱他的下里巴人。尽管你是美声唱法，他是民族唱法，但你不能阻止人家赶歌会，录影碟啊。在当今社会，如果从书斋里走出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史学家，对人们说：“学术是不能随便碰的，你想搞史学吗？那就请先熏香沐浴，剃头更衣，然后向藏有《二十五史》、《十三经》、《明清实录》等古书的书库磕几个响头，这才叫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人们必然以为他是疯子。
  
  　　除了所谓学术的严肃性之外，反对易中天如此“品三国”的人，还提出了庸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异化、娼妓化等问题，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
  
  　　什么叫庸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平庸鄙俗，不高尚。”什么叫“平庸鄙俗”？什么叫“不高尚”？这可很难界定，而且庸俗化和通俗化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我们不妨这样说：那些为了取悦观众，提高收视率而胡编乱扯的所谓“历史剧”（其实是以某一朝代为布景，以历史人名为符号的剧），应该算是庸俗化吧？还有相声《歪批三国》中，从“既生瑜，何生亮”，“无事生非”的说法中，引申出周瑜的姥姥家姓纪（既生瑜），诸葛亮的姥姥家姓何（何生亮），张飞的姥姥家姓吴（无事生非），这当然更是庸俗化了。但相声是允许这种庸俗化的，没有人能误会这是学术上的结论。有人批判易中天把学术庸俗化、娱乐化，根据主要是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以追求娱乐效果。如说诸葛亮是“帅哥”（按：此例出现多次，如说周瑜、孙策、袁绍、刘表都是“帅哥”）；把刘备说成是“绩优股”，袁绍是“垃圾股”；把三国各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称为“老板”等。这是易中天讲史的一个特点。我以为不能以偏概全，发现有几处不合适之处，就说全书都庸俗化了。关于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我在下面有专章来讨论，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关于娱乐化。把大众化等同于娱乐化，当然是不对的；但若说大众化不允许有一定的娱乐成分，这就不对了。我们普及历史知识，在内容方面要尊重历史，这是一个前提；但在表达形式方面，加上一些娱乐性的成分（比如借鉴评书、相声的表达表演方式，做一些合适的古今名词，事物对比等），以吸引观众，增加传播知识的效果，寓教于乐，有何不可？问题是：要把握适度，做到乐而不淫，幽默而不庸俗，人们看到的是教授在讲史，而不是教授在说相声。
  
  　　关于商业化。中国古代社会多采取轻商政策，视商业为末业，称商人为“贱丈夫”（孟子语），士人多看不起商业和商人；但在眼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学术和商业也绝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以理工科为例，可以有一部分人搞基础研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生活由国有的或民营的科研部门来承担（通过工资、奖金或提成的方式取得），不必亲自去闯市场。另一部分人则搞应用科学，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商业利益。文史科学隔行不隔理，也有这么两部分人：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提高的，和在十字街头搞普及的。后者当然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取得一定的效益，包括个人的收益在内。从政治经济学的道理来说，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易中天和电视台、出版社的合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运作在内。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学术是学术，商业是商业，学者不屈从商业利益，商业也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学术异化。这样就不是学术的异化、奴仆化，或者危言耸听的娼妓化了。当然，学术和商业二者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商业要求最大的利润，学术则以科学求实为先，如果一味屈从商业利益，那就是卖身投靠，说是异化或娼妓化，岂非不幸而言中？

  3 内行与外行

  易中天在电视上讲史走红，但易中天出身于中文系，在大学讲的是文艺学，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外行，因而有的内行便说：让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讲历史，这怎么行！其实，所谓内行和外行是相对的，有时外行也可以超过内行。在京剧界的老前辈中，有个言菊朋，文化水平较高，当过县长，却迷上了京剧，由票友下海，自成一派，称为言派。这派在唱法上独辟蹊径，非常委婉动听，是京剧中非常高雅的一派。再如鲁迅，本是学医的，却成了大文豪。出身于文学系的易中天，与史学相距并不远，由涉猎而专攻某个朝代或某些专题，从而达到专业的水平，怎么就不行呢！其实人生苦短，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也不可能每个朝代，每个专题都精通。
  
  　　学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把某一学科视为禁脔而不许别人染指。不看出身看水平，不论门派比武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但内行和外行，一般来说，毕竟难免有些差距，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有的人会通过努力，来赶上这个差距，变得比内行还内行，有的人则永远难以弥补。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学医的鲁迅成为文豪，无论在国学根基、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是佼佼者。而言菊朋却不同了，不是科班出身，从小没有练过武功，用内行的话来说：“身上没有东西”（包括武功和做功都不行），尽管创造了优美的唱腔，自成一派，享誉菊坛，却只能唱一些文戏。象科班出身的李少春那样，既是很不错的俞派老生，又是出色的杨派武生，既能演以唱功见长的《借东风》、《将相和》，也能演非常吃功夫的武戏，甚至连猴戏都能演，言菊朋能办到吗？
  
  　　回过头来说易中天。在我看来，他讲的三国，不是象苏文茂《歪批三国》那样满嘴跑火车，至今也尚未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谬误；抛开那有争议的讲述方式不谈，从学术的层面看，还基本上是持之有故的。
  
  　　但话又说回来，易中天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从更高的学术角度看，他研究和讲述三国史，难免会出现底气不足的现象，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运用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清代朴学家王先谦、赵一清、何焯、王鸣盛、钱大昕、沈钦韩、潘眉、侯康、梁玉绳等人的注释考证以及丛书、类书中有关三国史的资料等等还没有充分利用。上述的资料，有许多是零金碎玉，搜集起来颇费功力，但专攻三国史的人，这项工作必须要做。此外，今人之著作，采择面也比较窄，史家和书名太多，恕不一一列举。
  
  　　第二．        文中有不少硬伤及注释翻译欠妥之处，我在后文中将一一指出。
  
  　　第三．        有些逻辑思维方法和学术见解不无需要商榷之处。
  
  　　第四．        易中天的历史观点有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史观只是强调人性、制度、文化等等，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来看问题。现在有些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冷漠了，连自称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尽管不是全集）不算太年轻的易中天在央视上讲史，也让马、恩二公靠边站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最近看到一条信息，易中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是外行讲给外
  
  　　行。首先我是中文系教授讲历史，所以同其他中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都不是同行。其次，我讲三国主要讲给喜欢历史的非专业人士听的，说白了，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我蒸出来的馒头并没有请专家吃啊。别人在吃，你非要在旁边说这馒头不好吃，干吗呀！”（《中国青年报》06年12月29日）
  
  　　有人说：易中天随着声名的如日中天，变得越来愈牛气，越来越霸道了。确实如此。我虽然不是“易粉”、“乙醚”，但我对“易中天现象”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听了易先生的这番话，也不能不感到吃惊。
  
  首先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什么地方？请的人不可能都是各学科的外行，而是在各学科中有成就的人。易先生虽然是出身于文学专业，但人家还是按照内行的要求请你的，认为你对史学的了解不比一般的内行差（当然也不能要求你有大师的水平），这个讲坛的宗旨怎能是“外行讲给外行听”呢？
  
  　　其次，难道摘了“内行”帽子，讲史就可以随便讲吗？讲错了可以不负责任，可以免去别人的批评吗？以蒸馒头为例，我们可以把专家和一些有见解的受众比喻为质量检查和监督部门。你蒸出的馒头，广大的消费者说好吃，却不知道还有质量问题：里面有雕白块，防腐剂超标，还是用硫磺熏的，卖馒头的能对质检部门这样说吗？“我蒸的馒头也没请你吃，你干吗呀！”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余秋雨先生要求摘去作家的帽子，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易先生也要求摘去“内行”的帽子，你们干吗呀？
  
  标题: 4 怎样看易中天的一夜暴富
  内容: 原来在报纸上看到：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的版税收入是180万元，最近又听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爆料说：易中天《品三国》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得到了37.5万元。但我们不知道央视所得的这37.5万元是否包括在易中天所得的数额之内。揣摩万卫的语势，好象不包括在内。那就是说：易中天的个人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另外还得到了37.5万元，加在一起整整是300万元。最近听说由于书的印数不断增加，易中天的收入也不断上升。对此我们不必深究，我们不是易中天的经纪人，管那些干什么！反正结论是“易中天一夜暴富”，这是新闻媒体以显著的版面登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有很大的震撼力。于是人们在下面窃窃议论起来，但在公开的场合（如报纸、网络）议论的并不多见。
  
  　　人们在下面的窃窃私语，归纳起来，不过是短短的两句话：一曰：值吗？二曰：合理吗？对此我的回答也是干脆的：值！合理！
  
  　　为什么？我们不妨链接一下周围的背景材料：
  
  　　一个女孩子，嗓子好，会唱几首歌，长的漂亮，又会作秀，有幸选上了“超女”，其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形象大使、出场费等等，何止200多万，恐怕要以千万计了。
  
  　　一个歌唱演员或影视演员，因为唱红了几首歌（有的是一首），或演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有的是一部）走红，收入也要远远地超过易中天。何况她们的走红，还有幕后的许多的隐秘，也并非全凭实力。
  
  　　一个小孩子（不过是小学的学生），编出几部离奇古怪的童话，自称独立完成，没有爸妈的事，（尽管他爸还是当编辑的，）因为戴着“神童”的桂冠，成为畅销书，版权还卖到外国，其收入也不是易中天能望其项背的。
  
  　　一个体育明星，因为得了世界冠军，国家奖励、地方奖励、社会贤达（多为港人）奖励，这还是个小头，大头在广告收入上，谁也不知道他们一共收入多少钱，恐怕超过易中天多少倍。
  
  　　如果要问：这些都值吗？合理吗？我的回答是：体育明星的暴富，值，合理。因为体育明星能够在世界上夺冠，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还要勤奋，有超人的毅力，最后结出了硕果，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他（她）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骄傲，让他（她）们富起来，人们服气。而且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在公开、透明、众目睽睽之下取得的，没有走后门，没有拉关系，没有给评委送红包，所以太值了！至于其他那些暴富者，恕我不敢恭维。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想必有它的道理，只是老朽过于冥顽，不能理解罢了。
  
  　　我们书归正传，且说十载寒窗（这是套话，其实不止十载），铁砚磨穿，啃过多少书，费过多少脑，写过多少字，讲过多少课，熬了多少夜，点了多少油，现已年近花甲的易中天，由于时来运转，上了电视台，在给电视台，出版社创造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得了那几百万块钱，难道不应该吗？我看是应该的，和那些“超”字号、“星”字号的高额收入对比，一点也不亏心。在易中天那里，学术升值了，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说一声“同喜同喜”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知识分子的份了。我们希望：这是学术升值的一个信号，他代表的不仅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而是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春天！

   

  4 怎样看易中天的一夜暴富

  原来在报纸上看到：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的版税收入是180万元，最近又听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爆料说：易中天《品三国》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得到了37.5万元。但我们不知道央视所得的这37.5万元是否包括在易中天所得的数额之内。揣摩万卫的语势，好象不包括在内。那就是说：易中天的个人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另外还得到了37.5万元，加在一起整整是300万元。最近听说由于书的印数不断增加，易中天的收入也不断上升。对此我们不必深究，我们不是易中天的经纪人，管那些干什么！反正结论是“易中天一夜暴富”，这是新闻媒体以显著的版面登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有很大的震撼力。于是人们在下面窃窃议论起来，但在公开的场合（如报纸、网络）议论的并不多见。
  
  　　人们在下面的窃窃私语，归纳起来，不过是短短的两句话：一曰：值吗？二曰：合理吗？对此我的回答也是干脆的：值！合理！
  
  　　为什么？我们不妨链接一下周围的背景材料：
  
  　　一个女孩子，嗓子好，会唱几首歌，长的漂亮，又会作秀，有幸选上了“超女”，其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形象大使、出场费等等，何止200多万，恐怕要以千万计了。
  
  　　一个歌唱演员或影视演员，因为唱红了几首歌（有的是一首），或演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有的是一部）走红，收入也要远远地超过易中天。何况她们的走红，还有幕后的许多的隐秘，也并非全凭实力。
  
  　　一个小孩子（不过是小学的学生），编出几部离奇古怪的童话，自称独立完成，没有爸妈的事，（尽管他爸还是当编辑的，）因为戴着“神童”的桂冠，成为畅销书，版权还卖到外国，其收入也不是易中天能望其项背的。
  
  　　一个体育明星，因为得了世界冠军，国家奖励、地方奖励、社会贤达（多为港人）奖励，这还是个小头，大头在广告收入上，谁也不知道他们一共收入多少钱，恐怕超过易中天多少倍。
  
  　　如果要问：这些都值吗？合理吗？我的回答是：体育明星的暴富，值，合理。因为体育明星能够在世界上夺冠，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还要勤奋，有超人的毅力，最后结出了硕果，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他（她）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骄傲，让他（她）们富起来，人们服气。而且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在公开、透明、众目睽睽之下取得的，没有走后门，没有拉关系，没有给评委送红包，所以太值了！至于其他那些暴富者，恕我不敢恭维。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想必有它的道理，只是老朽过于冥顽，不能理解罢了。
  
  　　我们书归正传，且说十载寒窗（这是套话，其实不止十载），铁砚磨穿，啃过多少书，费过多少脑，写过多少字，讲过多少课，熬了多少夜，点了多少油，现已年近花甲的易中天，由于时来运转，上了电视台，在给电视台，出版社创造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得了那几百万块钱，难道不应该吗？我看是应该的，和那些“超”字号、“星”字号的高额收入对比，一点也不亏心。在易中天那里，学术升值了，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说一声“同喜同喜”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知识分子的份了。我们希望：这是学术升值的一个信号，他代表的不仅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而是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春天！

   

  5 粉丝两面观

  粉丝，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就做过准粉丝，张飞就做过粉丝。不信，有史书为证。
  
  　　据《三国志·刘巴传》及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巴，“少知名”，是个名士。在家乡零陵郡（治所零陵县，今广西全州西南）做了户籍史主簿（相当于现在民政厅的一名干部。）曹操进攻荆州时，他做了曹操的掾属，为曹操招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不久曹操在赤壁战败北归，刘巴与曹操断绝了联系，便想远赴交趾。诸葛亮当时还在督管临烝（今湖南衡阳东），他仰慕刘巴的大名，想要让刘巴留下来，便派人去追，但刘巴没有回心转意，还是到交趾去了。后来刘巴北返，做了益州牧刘璋的参谋人员。刘备攻成都，向军中下令：有杀害刘巴的，诛及三族。刘备定蜀，用刘巴做了左将军西曹掾（相当于人事局长）。张飞仰慕刘巴，前去拜访，要在刘巴处留宿，以便彻夜长谈；而刘巴根本就不理张飞，甚至竟不屑和张飞谈话，不用说留宿了。张飞愤愤而退。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然是武人，但仰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足下应该稍微屈就一些）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我怎么能与大兵交谈呢？）东吴方面知道了这件事，张昭对孙权说：“刘巴太狭隘了，不应当拒绝张飞。”孙权说：“如果让刘子初随波逐流，取悦刘玄德，交非其人，怎么能称得起高士呢？”以上的故事说明，诸葛亮仰慕刘巴，但还算不上是粉丝，只能算是准粉丝；而张飞却可以称得起粉丝了。
  
  　　另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当时有个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孙策因为一场误会，把他囚禁起来，要杀了他。他的朋友和“时人”（当时的士人、百姓等）在孙策的官邸前静坐请愿，孙策登楼眺望，见人群填满了街巷，长达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竟把高岱杀了。易书《品三国》里也谈到了这件事。看来这么多的“时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丝。而东吴的粉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规模了。
  
  　　粉丝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冲动的虚拟满足方式，明星成了“梦中情人”，追星实为一种爱恋的冲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粉丝是一种崇拜狂，崇拜某个公众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辩是非，把崇拜对象神圣化、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实在因为粉丝（原来叫追星族）在我脑中盘旋了许多年，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回到正题，我听说易中天也有许多粉丝，在网络上出现了“易粉”“乙醚”等名号。我的态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标题所揭示的，要做“两面观”。
  
  　　一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部分人的崇拜对象转移到学者头上来，总是粉丝族文化层次提高的表现，崇拜知识、崇拜学者，总比拿着荧光棒在台下为娱乐明星狂呼乱叫强得多，起码可以学点知识，远离无聊。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种粉丝的出现，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学术是理性的、平实的、又是严肃的，岂能照搬娱乐界的一套运作方法？何况娱乐界的粉丝现象也不算正常？粉丝现象在社会上的蔓延，既或不算这个社会得了重病，也算是伤风打喷嚏，不可取法也。学术要的是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现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场上说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议）：易中天拒绝粉丝！
  
  　　不叫粉丝叫什么？叫学生、学员、学友、同学、弟子。按照古代习俗，亲身传授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为门人。另外还有徒弟、门徒、门下、门生、学子……名词多着呢。

   

  6 戏说与趣说

  从语义上来讲，戏说与趣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近年由于《戏说乾隆》等“戏”字号的电视剧的出现，“戏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解释，就是专指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胡编乱扯的作品而言。于是戏说有了特定的含义。
  
  　　我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国演义》在内。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但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它却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如果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说它“七实三虚”是可以的，甚至说它“九实一虚”也未为不可。但从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又何止“三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战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全是没有史实为根据的。其他如关羽的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华容道放走曹操、斩车胄、玉泉山显圣等等，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历史上的实事。中国朝代众多，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三国，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三国演义》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得之于史书，这样就把历史知识搞乱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堆本来不是历史，却误认为是历史的三国故事。至今在若干旅游景点中，有许多假的三国遗迹，是根据《演义》附会而来，而人们却当做真的遗迹来瞻仰，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所派生的戏曲、评书等所形成的误区。当然，不仅三国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作品，也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清史的剧目迭出不穷，仅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编剧和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就是瞎编），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在人们的头脑中，清史成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涂，观众都成了“小糊涂仙”、“小糊涂神”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 小熊猫 (2007-11-18 17:30:23)

  第二章　切磋30题

  1 三国的年代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才归入《晋纪》中。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公元220－265年，是三国时期。以后中国的史书大都遵循这种划法，解放前后出版的大中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年表，也大多沿袭这种划法。这是以汉朝皇帝的在位与否为根据的。
  
  　　但当代史学界多认为这种划法有问题。自汉灵帝中平无年（公元184）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权已经逐渐名存实亡，国家分裂，皇帝逐渐成为权臣的傀儡，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三国开始的年代，不应以曹丕篡汉为标志，而应以东汉政权实际上的崩溃为标志，因而这个年代应该提前。而且如果三国从公元220年开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说。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而官渡之战发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战发生在公元221－222年，岂非只有夷陵之战才算三国时期的战争，官渡、赤壁二战都不是？再拿人物来说：吕布死于公元198年，公孙瓒和袁术都死于公元199年，袁绍死于公元202年，郭嘉死于公元207年，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荀彧死于公元212年，庞统死于公元214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为了争夺地盘而自相火并，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这还不能算是新朝代的开始，因为新朝代的开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旧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实亡；
  
  　　2.        新王朝已经诞生或事实上已经诞生。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公年190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小皇帝汉献
  
  　　帝（只有10岁）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还只能算是一个军阀，还没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于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吴，这时还没有一点影子。曹操还是奉袁绍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军事力量；刘备率一小股军队还在地方上游荡，上不了台面；孙坚还依附于袁术，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汉朝尽管已经奄奄一息，日薄西山，毕竟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奠基。这时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包括汉献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么，汉献帝是第二把手吗？不是，连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线人来摆弄，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仅仅是一个符号，毫无实际内容；而魏国的太祖曹操，已经为新政权奠了基；所以应该以这一年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
  
  　　再说下限。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在两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国已经灭亡，到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变成了晋、吴南北朝对峙。因此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就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了。
  
  　　易书以公元280年作为三国的下限，也是沿袭了已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这时已经“三分归一统”，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以前，还有吴国的存在，不能认为三国结束。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如东汉、唐、宋、明、清等，在建国之时，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以后经过若干年（长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到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时，才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所以我们不应以统一之年作为三国时代的结束，而应以晋朝建国之年作为结束。
  
  　　总之，易书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为三国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是沿袭了旧说，其实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划法要更合适一些。这样说来，三国历史的长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应该是69年了。
  
  　　事实上，汉末、三国和晋初的历史共有100年左右，这百年历史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时期，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个历史时期，讲三国史的人（包括《三国演义》）都是把这百年历史联系起来讲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连贯，首尾分明。但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划几条线，把汉朝、三国（魏）、晋朝明确地分开。

   

  2 历史的三种形象

  易中天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他又说：“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9页）
  
  　　三种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还原、比较、分析，立意也很好。这样来品读三国，自然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对读者可以大有启迪。不过，在这三件事中，“还原”和“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史书和古代资料可以作为凭据，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例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和诸葛亮是历史形象，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以及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诸葛亮的形象为文学形象，（称之为文艺形象、似乎涵盖面会更宽一些）。我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可以和演义小说以及舞台上的文艺形象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我们会发现：曹操的历史形象并不像文艺形象那么坏，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不像文艺形象那么神。当然，这种复原只是相对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难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综览易书，发现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复原与对比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形成了易书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两件事做起来也并不太难。
  
  　　最难的是“分析”。所谓“弄清历史形象究竟为什么会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这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就拿《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说：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罗贯中主观编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传承的，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那么，从什么地方传承来的呢？除了史书之外，我们现在只能从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曲（元杂剧）保留到现在的少量剧本中得到一些信息。于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义、王允巧使连环计、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借东风、关云长单刀赴会、陆逊被困八阵图等等。在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了。而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也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但我们再往上推：宋金戏曲、唐宋传奇……可惜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于零了。这件事，应该通过思想史、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来进行研究。但既然没有资料，谁也难作无米之炊，怎么个研究法？
  
  　　至于民间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曹操，我们通过史书，可知其历史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和戏曲，可知其文艺形象；但谁又知道曹操的民间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个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白脸，其实也是从说书唱戏中得到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艺形象，并非另有一个民间形象。据我所知，民间关于关羽和周仓的传说甚多，在传说中，周仓是一条莽汉，关羽则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仓折服，周仓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领导。这应该算是关羽的民间形象吧，但这形象竟与那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关羽的历史形象大相径庭，和关羽的文艺形象也相差甚远，似乎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传说，与历史形象，文艺形象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演化的痕迹。
  
  　　总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种形象的还原、比较和分析，分析是弱项，民间形象也没有什么着落。当然，分析历史形象怎样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只能靠资料来说话，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以外，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去发掘，那工作比沙里淘金还难，成本高、费力多、收益少，不用说像我这样年届八旬的人难以办到，就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计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贫、甘愿为学术作出牺牲的年轻的仁人志士出来，在国家或某一大财团的赞助下，来干这件事，也许一生中翻烂了古书，会找出几条来（不会太多）。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易书在这方面语焉不详，我不妨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与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应为历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说，应与这历史形象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来有人编成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文艺形象（或文学形象）。在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好恶、审美情操等，对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不断地丰富、发展、修正甚至异化，便出现了民间形象。当然，也有原生的民间形象，不是来源于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而是由民间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自发地形成的。如解缙、徐文长、唐伯虎、刘罗锅（刘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间形象。而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可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深了，把以前的民间形象给冲淡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三种形象呢？目的应该是：
  
  　　第一，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提高人民的历史知识水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生活的借鉴。
  
  　　第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为历史学、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学等提供素材。
  
  　　第三，对当今历史小说、历史剧的写作提供素材和借鉴。我心目中的历史题材的新的文艺作品，不应该是三种形象的异化，而是三种形象的和谐统一。就是说：文艺形象不能歪曲历史形象，而应该使历史形象更充实、更丰满、更具有感染力。至于民间形象，随着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应该基本符合历史形象。三种形象和谐统一局面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3 历史的三种读法

  易中天说：“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
  
  　　但究竟怎样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易中天没有解释，恐怕钱穆先生提出的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说“历史意见”吧，古人多矣，立场并不相同，究竟岳飞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还是秦桧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至于曹操、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人，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就说历史学家吧，陈寿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以蜀为正统，意见也是大相径庭，谁的意见算是“历史意见”？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似乎又不能这样认识问题。今人有个人意见，历史人物也是有个人意见的。岳飞、秦桧、诸葛亮等人的意见，谁也不能代表“历史意见”，而只能算是“历史人物的个人意见”。现代人的不同意见，则只能算是“时人的个人意见”。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见”呢？我认为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而不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例如：诸葛亮才华横溢、德高望重。刘备死后，他没有篡位，而是扶保懦主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用现代观念来看，他是“奴才哲学” 、“顽固的保皇派”；而用当时的道德观、价值观来衡量，却是高风亮节、是忠臣的典范，而为人所景仰。
  
  　　第二，用当时通行的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例如：易书中常常征引的陈寿、裴松之、孙盛、傅玄等史学家的观点，便可以代表当时的“历史意见”。尽管他们的观点互有出入，毕竟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主流意识，是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念的。
  
  　　但我们用“历史意见”来看待历史，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理念，了解历史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而科学地认识历史，还得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时代意见”。具体地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过去的历史。而在历史观点方面，我们今天不宜太强调“个人意见”，而应将个人意见统一于唯物史观中，不然岂不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史观，可以易书所征引的张升的词为代表：“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三国演义》卷头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这个意思。这大约就是中国的“无是非史观”，也可称之为“闲话史观”，“笑谈史观”，既然历史成为“闲话”，“笑谈”，还有什么凝重、严肃的品格？还有什么启发借鉴作用？

   

  4 “真小人”与“伪君子”

  易中天在讲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时，根据孙盛《杂记》的记载，说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宁可我对不住别人，不能让别人对不住我。）”这句话由裴松之收在《三国志》注中，又由《三国演义》渲染成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于是千载以来就成为曹操的一大罪状。毛宗岗说“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詈，音立、骂的意思）、争欲杀之矣。”（毛宗岗：《三国演义》批语）毛宗岗接下来又说:
  
  　　“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
  
  　　易中天也和毛宗岗的意见相同，并引申说：“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毛宗岗和易中天的意思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如果只有这两种选项，那就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易中天认为:作为“真小人”的曹操，他是蛮可爱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不虚伪，说真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就是小人，我就是杀了吕伯奢一家，我就是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你能把我怎么的？
  
  　　小人说真话也可爱，真是匪夷所思。假如在一个长途大巴上，有几个歹徒劫持了司机，把住车门，手持尖刀，对乘客说“我们是歹徒，也就是劫匪，我们要抢诸位的钱和值钱的东西，请诸位配合一下，把钱、手机、珠宝首饰都拿出来孝敬我们，隐匿不交的或者敢于反抗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说的是真话吗？是。可爱吗？你说呢？
  
  　　又假如：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正在发表“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言论，碰巧吕伯奢回来了。（因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世语》：曹操杀人时，吕伯奢没在家）他看到曹操杀了自己的一家，又说出这一番话来，会觉得曹操“可爱”吗？那么，说曹操“可爱”、“过人”，恐怕不可能是“历史意见”，也不可能是“时代意见”，更不可能是吕伯奢的“个人意见”，只能算是毛宗岗和易中天的“个人意见”吧。
  
  　　易中天在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这桩公案时，实在是费尽了脑筋，又运用了咬文嚼字的技巧。据孙盛《杂记》记载：曹操发现自己因为误会错杀了吕伯奢一家，“继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悲伤之意。易中天从这两个字里发现了曹操的“人性”，发现了曹操还有一部分“善心”，并没有为自己杀错了人而理直气壮。但我们却不明白：如果曹操还有一点“人性”，一点“善心”，那么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就应该有点负罪之感，起码是抱歉之感，就应该说：“我负人矣！”怎么还会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样霸气十足，毫无悔改之意的话来呢？易中天是这样解释的：
  
  　　“（曹操的）意思是：虽然我错杀了人家，对不起人家，但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品三国》15页）
  
  　　易中天不但口才好，文字功底也不错，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但在这个地方，却令人觉得文字竟是那样蹩脚，道理也讲得苍白无力，为曹操所做的辩护词，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其实，孙盛《杂记》的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用“凄怆”的语气说出那么霸道的话，总使人觉得感情和语气无法调和。我试验着表演过，总是很别扭，有点违反表演规律，就像是“难过地笑着说”、“高兴地哭着说”，你怎么表演？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这样：曹操发现自己错杀了人，一开始有些难过，接下来把心一横，换了一付狰狞的表情说：“错就错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是这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曹操有两重人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一刹那间，这两重人格几乎是同时显现了，终于还是魔鬼那一面占了上风。
  
  至于所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个命题也很蹩脚。你只提出了“真小人”和“伪君子”两个选项让人家选，这立项本身就有问题。就好像你问人家：用枪杀人的强盗和用刀杀人的强盗哪个好一些？包养二奶的贪官和到澳门豪赌的贪官哪个好一些？你叫人家怎么回答!
  
  　　有人说：“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好些，因为“伪君子”之所以伪，是还有一些顾虑，还考虑道德底线。但我虽然不同意易中天的“真小人”比“伪君子”好的看法，也不同意“伪君子”比“真小人”好的看法。“真小人”和“伪君子”都是小人，至于谁更坏一些，那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真小人”更坏，有时“伪君子”更坏。“真小人”由于其无所顾忌，心安理得地在做坏事，有时确实表现得更加凶恶，如董卓就是一个“真小人”，其暴行令人发指，从来就不加掩饰，又无意节制，只能坏上加坏；而“伪君子”由于其含而不露，可以精心策划出一些大罪大恶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在旧史家看来，王莽就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从现代视角来看，他还是个改革家），作出许多假象来争取人心，最后却篡夺了西汉的政权。司马懿也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他在历史上有一定贡献），此人外表沉静老练，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有时“真小人”窃的是钩；“伪君子”窃的却是江山社稷。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曹操是“真小人”，曹操这个人要复杂得多。是不能简单地用君子、小人的概念来加以界定的。

   

  5 曹操好说真话吗？

  易中天认为曹操的可爱之处是好说真话，“想什么就说什么”。“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品三国》20页）这里出现了悖论：奸诈怎么会是真实的、本色的？残忍、暴虐怎么能用“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来形容？这对残忍、暴虐是批判还是欣赏？古有嗜痂之癖、逐臭之夫，还没听说有欣赏残忍、暴虐的！
  
  　　易中天为了说明曹操的真实、本色，举了很多例子。但那只能表明：曹操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对某些人说的是真话，而不能说明他不说假话或少说假话。下面我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证明曹操说假话。其中的例子易中天也讲过，只是说明的问题不同罢了。
  
  　　例一：据《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操少年时放荡无度，他的叔叔经常向他父亲曹嵩打小报告，曹操当然会因此受到父亲的责难。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叔父，装作口斜脸歪的样子，叔父问他怎么了，他说中了邪风。叔父赶紧向曹嵩报告，曹嵩唤来曹操问道：“你的叔父说你中了邪风，已经好了吗？”曹操说：“我并没有中邪风，只因失爱于叔父，所以叔父才说我的坏话。”此后，叔父再向曹嵩报告曹操的事，曹嵩便不相信了。曹操因此便更加肆意而为了。
  
  　　可见曹操从小就撒谎。
  
  　　例二：建安二年（公元197），张绣投降了曹操，曹操纳了张绣守寡的婶母，“绣恨之”。张绣有个贴身的卫士胡车儿，勇冠三军，曹操暗中拉拢胡车儿，送给他金子。为了这两件事，张绣降而又叛，把曹操打了个措手不及，曹操中了流矢，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贴身的爱将典韦都战死了。事后曹操对诸将说：“张绣投降，我错在没有取他的家属作人质，以致于打了败仗。我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大家可以看到：今后我再也不能打败仗了。”（见《三国志· 武帝纪》和《张绣传》）
  
  　　曹操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并没有如实说出张绣降而复叛和自己打败仗的根本原因。他的“真诚”在哪里？“实话”何在？
  
  　　例三：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入邺城，祭祀了袁绍的坟墓，还哭了一场。（见《三国志· 武帝纪》）晋代史学家孙盛认为曹操是在作秀。他说：“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脱）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克制自己的怨恨与人家友好，是古代哲人引以为耻的；遇到故人之丧而停车吊祭，没有假哭的道理。如果走不到一起，友情破裂了，哭个什么劲儿！）（《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宋代学者唐庚说：“刘、项（刘邦、项羽）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为盟主，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不因为私恩掩盖公义），亦不以义废恩（也不因为公义废除私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怎么算是做得不对呢？）（《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唐庚：《三国杂事》卷上）
  
  　　唐庚所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曹操和袁绍虽然过去是朋友，又共同起兵讨董卓，毕竟两个人已经反目为仇，双方已经打得难解难分，还有什么友谊可言？曹操不是作秀是什么？其目的很明显，不过是演给冀州人看，以此来缓解冀州人对他的反感，消除冀州人的观望怀疑心理，以便更好地吸收冀州的官僚士大夫继续为自己干事，使冀州百姓服从自己的统治，如此而已。不久，曹操下令：免除河北（冀州）今年的赋税，禁止豪强兼并百姓土地，于是“百姓喜悦”。（《三国志· 武帝纪》）这和哭祭袁绍陵墓加在一起，是争取河北官僚士大夫和人民的一整套措施。
  
  　　曹操在政治上需要作秀，哪有那么多的“真实”与“本色”！
  
  　　例四：曹操在征讨袁绍之子袁谭时，河渠中的水结了冰，命百姓出劳役去凿冰。同时规定：逃亡者不许自首，抓到一律处死。后来有的逃亡百姓到曹操那里自首，曹操说：“不处分你吧，算是违令；杀了你吧，你又是自首的。赶紧回去躲起来，不要让官员抓到你。”百姓感激垂泪而去。但后来还是被官吏捕到杀死了。（《三国志· 武帝纪》）
  
      看来曹操只是许了一个空头人情，他放走了百姓，只是虚晃一招，百姓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根据这件事，你说曹操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例五：建安十五年（公元210）12月，曹操让出了阳夏、柘、苦三县的食邑两万户，只留下武平县的一万户归自己享用。他为此下了一道令，公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简称《述志令》）。在这道令文中，他述说了自己起兵以来的经历和自己的志向。如说：有人教自己让出兵和权力回到自己的武平侯国去，这是不行的。为什么？恐怕自己交出了兵就要为人所害。为子孙着想，也为国家着想，我都不能这样做，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
  
  　　这大约是肺腑之言。
  
  　　同时他又声明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也就是没有篡夺皇位之心。这是不是实话？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个人也认为这并非实话。这个令文写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他统一中国的希望已成泡影，三国鼎立之势已逐渐形成，他不得不放慢了篡夺皇位的步伐。正如清人黄恩彤所说：“始知大物不能骤致（这才知道国家政权不能一下子到手），利器又不可假人（兵权又不可交给别人）。于是豪夺之计，一变而为巧偷矣。（豪夺是篡位称帝，巧偷是逐渐盗窃国家权力，为自己或儿子的篡位做准备。）（《三国志旁证》卷二引文）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也就是曹操逝世的前一年，孙权上书称臣，并“称说天命”（说曹操是天命所归，劝他称帝），曹操“以权书示外“，把孙权的书信广为宣扬，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听一听群僚的意见。曹操说：“这小子是想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接下来，群僚果然反应强烈，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以及大将夏侯惇纷纷劝进。（《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魏略》。另据同书同纪裴注引孙盛的《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惇劝进之后，曹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有归，吾为周文王矣。”按：“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把我的主张落实到政治上去，就是起到了当政的作用。言外之意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当皇帝，实际上是起了皇帝的作用。如果天命归于我曹氏，我就作周文王吧。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没有推翻商朝，到他儿子周武王时，才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曹操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的子孙篡汉自立准备条件，打下基础。
  
  　　用以上的资料来解读《述志令》，可以表明曹操并不是没有篡位称帝的野心，只是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篡位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成为众矢之的，就像被放在炉火上烤一样。他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为什么非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不可呢。位还是要篡的，那就要留给儿子来干了。由此可见，曹操在《述志令》上说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乃是谎言，而且不是一般的谎言，乃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例六：曹操马踏麦田，以发代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出自《曹瞒传》（《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易书也引用过，是做为正面的例子来引用的，说曹操的法令不仅是约束士兵的，自己也在遵守。其实这也是在做秀，如果你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叫“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精神，为什么不砍掉自己的脑袋？易中天认为：“其实割发在古代也是一种肉刑，叫髡（音昆）。后来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见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装模作样。”（《品三国》114页）髡刑是全剃，周围留一圈，俗称“鬼剃头”，样子非常难看，以表示对人格的侮辱。而曹操割发，割多少？资料未提，但肯定不是“鬼剃头”，估计不过是割下几根，做做样子罢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象征性的而已。《曹瞒传》作者（不知姓名）的结论是：“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但他似乎说得有点重了。“以发代首”虽然不是“彻底革命”，但在古代将帅中还是很难得的。当时其他的将帅未必能做到，就是象征性的也未必能做到。但现在我们的节目不是“今日说法”或“法制在线”，我们讨论的是曹操是否常说真话？是否真实、本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曹操是在作秀。
  
      曹操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也说真话，也在一定的场合，对一些特定的人，说一些肺腑之言。但不能因为他说过真话，而忽略他也说假话，而且有时还是弥天大谎。在易书中，曹操说真话的资料很丰富，几乎是搜罗殆尽。而对于曹操说假话、不本色、作秀的一面却忽略了。因此我补充了几个例子，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在《三国志· 武帝纪》之末，陈寿有一篇评论，其中有“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的提法。什么叫“矫情任算”？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充分运用自己的谋略。换句话说：他为了运用谋略，就要作秀；所谓“不念旧恶”，也是作秀。其本质不是真实的，而是虚伪的、造作的，绝非本色的。有实有虚，有真情有假意，有出自内心的，有徒具形式的；作为政治军事统帅的曹操，在三国那种极其复杂甚至万分残酷的环境中，不这样行吗？

   

• 小熊猫 (2007-11-18 17:31:46)

  6 曹操的复杂性格

  关于曹操的性格，易中天说“
  
  　　“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品三国》20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也不神秘，人性中本来就有善与恶两种成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叫做“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过易中天上面所概括的却更加生动有趣。
  
  　　问题在于：只是把曹操的复杂性格，通过故事展现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增加人们的困惑。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性格，应该怎样解释？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源在哪里？易中天在书后附录《我的历史观》中说：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品三国》224页)
  
  　　可惜他的“品三国”下卷，现在还没有出版。对此我想先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与广大的读者(观众)共同思考，也许对易先生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易中天在《我的历史观》里谈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我就以此为切入点，开始直抒己见。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在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毫无结果。直到近现代，由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现，才使人的思维方式有所更新，另辟蹊径。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人性是善还是恶？我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尽管是高级动物)，最初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善恶，而只有本能，这种本能和其它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其目的是维护本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延续。老虎吃羊，对于羊来说不是好事，是残暴、是恶(姑且借用这些名词)，而对于老虎来说，是本能的需要，最正常不过了，无所谓善恶。原始人吃鱼、吃动物，甚至在原始社会对同类的以强凌弱，都是本能，都是生存的需要，无所谓善恶。原生态的本能(包括人和兽)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自私、个人主义(顶多是亲族主义)和生存竞争，这不是恶，也不是善，是维护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孟子把“赤子之心”作为善的开端，不是的。所谓“赤子之心”反映的就是本能，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把几个一两岁的孩子放在一起，在他们都饥饿的时候，你扔下一块点心，保证他们会抢夺起来，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这就是本能。所谓孔融四岁让梨，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已经不是原生态的“赤子之心”了。
  
  　　但人与其它动物不同，是社会的动物，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人们组成了社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保障全社会的利益，就产生了本能以外的社会规范(习俗、制度、道德、法律)，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当人们服膺于社会规范，自觉地抑制本能、抑制个人主义膨胀的行为，就叫做善，反之就叫做恶。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虽然创造了许多社会规范，使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本能意识逐渐让位于社会意识，但本能中的恶的一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大公无私实为大公有私。试问：有多少人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工资、职称、行政级别、汽车、房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私之心谁都有，但发展严重了就成为恶的根源。本能的自私心理和社会规范的矛盾，是人性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克服了人性之恶，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便是圣人；有的人虽然仍有自私之心，但能以社会规范为先，便是君子；能保持社会规范的底线，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便是常人；无视社会规范，我行我素，损人利己，便是小人。圣人和小人毕竟是少数，真正称得起君子的，人数也不算太多，大多数人是常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性中有善有恶。既矛盾，又统一；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
  
      归结到曹操，在他的复杂的性格中，便体现了善与恶两种因素的矛盾与统一。而由于他的性格是敏感型，开放型的，地位又比较特殊(易中天说他是准皇帝，我看他是太上皇，比皇帝还皇帝)，处于一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地位；而他的政治利益(主要是争夺地盘、篡权窃国)，又经常面临着严竣的、激烈的挑战，就使他的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而随着权势的不断膨胀，愈往后便愈恶。从另外的方面看，他读了很多书，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诗文写得很好，颇有才华，也很富于感情。所以他人性中的那个天使，出场时光彩焕发，极富魅力，往往非常动人；而他人性中的那个魔鬼，显现时又异常狰狞，其坏无比，常常令人发指。这既是人性上的问题，也是制度上的问题，当然，制度后面还有更深的根源。因篇幅关系，不便展开讨论。
  
  　　曹操为什么有时善，有时恶？对什么人善？对什么人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有踪迹可寻的。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对自己有害的；一个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一个是由于感情的冲动。
  
  　　曹操对于保皇派很残酷，心黑手辣，剪草除根。如对所谓“衣带诏”一案的处理，对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一案的处理，都充分显示其恶。对于杨修，说杀就杀，绝不手软，这是因为怕以后干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嗣位之争。许攸和荀彧　都对自己有大功，但曹操竟也翻脸无情，除掉了他们。这都是认为对自己有害的，那就对不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了。
  
  　　陈琳替袁绍作檄文，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曹操却没有杀陈琳，还让他进了自己的写作班子。这是因为陈琳有才，对自己有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宽恕陈琳一事作秀，让冀州人看到；像陈琳这样的人我都不杀，你们还怕什么？不管你为袁绍干了什么，我都可以许可他重新做人(与之更始)。可见这也是策略上的需要。当然，这有一个前提：要认定陈琳是无害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量陈琳也不会兴风作浪。
  
  　　魏种是曹操最信任的人，但他却去投了张邈。曹操非常恨他，声言不会饶了他。但魏种被俘后，曹操说：“惟其才也。”(他是个人才啊)“释其缚而用之”。别驾毕谌因为母亲、弟弟、妻子都被张邈劫持，逃到张邈那里去。后来被俘，曹操因为他是个孝子而宽恕了他，还用他做了鲁国相。因为他们都是老部下，原来对曹操很忠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投了张邈，现在张邈已经一败涂地，不会再起来了，魏种和毕谌对曹操都是无害的，宽恕了他们既可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在策略上是大有好处的。至于边让的被杀，是因为他有才不为曹操所用，留他只能便宜了别人。
  
  　　曹操屠徐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他的魔鬼的嘴脸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例子。他打着“复仇东征”的旗号，颇有血亲复仇的色彩，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争夺地盘的需要。不发生曹嵩一家被杀事件，曹操也是要争徐州的，不过是这件事使他找到了借口而已。他屠徐州，当然和感情冲动有关，但这恐怕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时曹操既要对付吕布，又要争夺徐州，他的兵力和物力都比较紧张，屠徐州是为了削弱陶谦的人力物力(因为徐州百姓既是兵源、役源，又是赋税的来源)，然而他却因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善恶有凭，功过昭然。曹操的复杂性格其实也不难理解。
  
  　　像曹操这样心黑手辣的人，竟然在《遗令》中不谈军国大事，写出“分香卖履”那样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话来，这是为后人所难以理解的。然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据明人孙能传《剡溪漫笔》记载：司马光对他弟子刘元城(刘安世，号元城)说：
  
  　　“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汉朝皇帝把天下禅让给曹氏)？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内容: 司马光的意思是：曹操故意这样做，其实是把天下遗留给子孙，自己则享有“汉臣”的名声。这样看来，如果司马光的发现是对的，那么曹操的《遗令》不过是虚晃一招，用婆婆妈妈、儿女情长的闲言碎语转移人们的视线而已，可谓欺世盗名了。哪里还有什么真实？怎么能算是“说实话”？

   

  7 能臣·英雄·奸雄·奸贼

  曹操去见汝南“月旦评”的坛主许劭，大约是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曹操想让许劭给自己下一个评语，以便炒作，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取得一些名声。但许劭一开始不想给曹操下评语，由于曹操威胁他(用什么手段威胁，今已不详)，他便只好开口了。这个评语传留至今的，有三个版本：
  
  　　1.        孙盛《异同杂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2.        《后汉书》：“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3.        《世说新语》：“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三个版本，实际上是两个版本，《后汉书》和《世说新语》基本相同。它们何者为真，后人看法各异。张作耀先生认为《后汉书》为准，易中天则认为《异同杂语》较胜。我个人也认为《异同杂语》应为正版，因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曹操想一下，在治世做个“能臣”固然很好，在乱世做个“奸雄”也没有什么不好。乱世嘛，你不“奸”也雄不起来。何况“奸雄”和“英雄”也没有什么泾渭之分，人嘴两扇皮，怎么说的都有。失败了，可以落个“奸雄”之名；成功了，谁又能说他不是“英雄”？曹操大约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听许劭说完后，便大笑而去。
  
  　　这评语的本意应该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但易中天还有另外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品三国》25页)
  
  　　我觉得后一种理解是与文势不合的。这三个版本虽属传闻异词，但文势是一样的。如果“治世之能臣”可说成“治理天下的能臣”，那么“清平之奸贼”能说成“清平天下的奸贼”吗？“治理”是一种动作，“清平”是一种状态。而且“想扰乱天下”云云也不合理，只能有人要治理天下，哪有人要扰乱天下的？就是有人真的在扰乱天下，他也不会公开承认是在扰乱天下啊。
  
  　　在我看来，能臣、英雄、奸雄、奸贼等四个概念，在曹操的身上是可以相通的，这恰恰是他的复杂性格的具体体现。
  
  　　曹操是“能臣”吗？
  
  　　是的。在年轻时做雒阳北部尉，执法如山，不避权贵。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奏免其八。”“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武帝纪》)好厉害呀，这是说济南国十几个县的县令，县长(汉制：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因为阿附贵戚，贪污腐化的，被曹操奏报朝廷，罢免了八个。济南国的不法之徒，纷纷外逃，境内的秩序非常良好。
  
  　　曹操在朝廷中任司空，加强法制，广招人才，兴屯田，通河渠，使朝廷的直辖区（畿辅）秩序井然。
  
  　　曹操不是“能臣”是什么？
  
  　　曹操是“奸雄”吗？
  
  　　是的。按照易中天的解释，“奸雄”是“奸”而“雄”者。曹操用尽奸谋独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消灭了二袁、吕布等军阀，当然算是又“奸”又“雄”了。
  
  　　曹操是英雄吗？
  
  　　是的。自己吾起兵直到病逝雒阳，三十多年来，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当然算是英雄了。
  
  　　曹操是奸贼吗？
  
  　　是的。他挟持了天子，专断了朝政，在汉室老臣的眼中，是一个窃国大盗。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说：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现在解释一下：自从献帝随曹操定都许县以后，仅仅守着那个皇帝的虚位，毫无实权。宿卫宫殿的禁军，都是曹操的党羽和亲戚。议郎赵彦，曾经向皇帝陈述时策，曹操犯忌把他杀了。其余内外之人，被杀的很多。后来曹操有事到殿中朝见献帝，献帝不胜愤怒地说：“你若能辅佐我，就应该待我宽厚一些，不然的话，请你开恩舍弃了我吧。”曹操闻言大惊失色，没过多大一会就告退了。按照汉朝的老规矩，三公领兵来朝见皇帝，要由禁军架成刀阵，朝见者从下面穿过。曹操钻出了刀阵，看了看左右，已是汗流浃背。从此以后，便不敢再朝见皇帝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曹操挟持皇帝，皇帝有如囚徒，他实在受不了啦，便请求曹操“垂恩相舍”。但那像匪徒劫持人质一样，岂能轻易放你？在《述志令》中，曹操说自己并无“不逊之志”，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杀死有身孕的董贵人以及害死伏皇后时，连她所生的两个皇子也被杀死了。
  
  　　曹操最残暴的行为是以报父仇为名血洗徐州。此案共杀了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三国志·武帝纪》说是“多所残灭”来个障眼法，显然是有意回护。《三国志·陶谦传》说是“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水经注·泗水注》说：“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由是数县人无行迹。” 《后汉书》说是杀了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参考了《后汉书》及它书，说是“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又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我们去了一个最高分(数十万)，去了一个最低分(万余)，取其中间值也不下十万之多。从这些记载来看，曹操给徐州人民带来多大灾难！“三光”政策也许不是曹操发明的，但至少他是个执行者。
  
  　　曹操还大量屠杀战俘。官渡之战袁绍失败，过黄河逃走。“余众伪降，尽坑之。” 《三国志·袁绍传》但“伪降“之说，似乎不大可信。当时袁绍和重要将领已经退走，树倒猢狲散，群龙无首的几万降卒竟是“伪降”，谁组织的？怎么个组织法？几万人怎么就这么心齐？这件事实在是太蹊跷了。若说有一小部分忠于袁氏的死硬分子伪降，还是可能的；若说全是伪降，只能是曹操屠杀降卒的借口而已。或者是发现一小部分伪降者，就罪及全体，借机杀之。曹操未免太残暴了。
  
  　　曹操坑杀了多少降卒？不太清楚。张璠《汉纪》说：“ 杀绍卒凡八万人(《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而《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献帝起居注》则说：“凡斩首七万余级。”上面所说的“八万人”或“七万余级”，是把在战场上杀的人包括在内的。坑杀的降卒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大体上也应该有数万之多。
  
  　　曹操挟持皇帝，迫害后妃、杀皇子(包括肚子里的皇帝子女)，屠徐州、杀降卒，还不算是奸贼吗？
  
  　　总之，正像曹操的性格非常复杂一样，他的为人也同时扮演着几个不同的角色：既是能臣，又是英雄，又是奸雄和奸贼，一身而四任焉，反正什么都沾边。易中天用“革命阶段论”的思维方式，说“能臣”和“英雄”、“奸雄”都是曹操的选项。他最初想当“能臣”，后来“能臣”之路行不通了，便做了乱世中的“英雄”，又因为种种原因，后期又做了“奸雄”。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曹操的为人同时就具有多面性，只是因为时机不同，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

   

  8 曹操的四“可爱”

  易中天在《奸雄之谜》这一集里，把曹操的“可爱”之处归纳为四个方面。我们不妨也来品尝一下他这四杯爱酒，看看能否爱得起来。
  
  　　一曰生活中的曹操很可爱。
  
  　　他列举了曹操的衣着打扮不考究，会见宾客时风趣随和。这些当是事实，可以说明曹操平易近人。但世界上这样的人多得很，平淡无奇。如果不是对曹操有特殊的粉丝情结，似乎也说不到有什么“可爱”。
  
  　　在曹操的私生活中，玩弄女人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说“玩弄”，而不是说爱呀、情呀，就是因为作为“奸雄”的曹操，给人的印象是色魔，而不是情种。曹操有多少女人，已经无法统计，因为遗留至今的资料很不全面。从《三国志·后妃传》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曹操最早有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后来拜为王后)。另从《武文世王公传》中，知道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这些人所以能载入史册，是因为她们(丁夫人除外)一共给曹操生了25个儿子，没生儿子的女人，当然还有。曹操在《遗令》中说：
  
  　　“吾婕妤伎人，皆著铜爵(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
  
  　　这里解释一下。婕妤(音捷予)，帝王妃嫔的称号。曹操为魏王，他的妻妾除王后之外，下有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这里把婕妤与伎人并称，表示婕妤以下，地位卑贱，与艺伎差不多少，而艺伎除歌舞之外，也是曹操的泄欲工具。上述王昭仪以下的孙姬、李姬等共六个姬，都是婕妤以下的小妾。铜爵台，即铜雀台、爵、雀二字在古代通用。朝晡(音不)，指古代的两顿饭。古人采取两餐制，第一顿饭称朝食，在辰时吃(上午7－9时)；第二顿饭称晡食，在申时吃(下午3－5时)。脯(音府)、肉干、果干之类。糒(音备)、干饭。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死之后，我的婕妤与艺伎都住在铜雀台。在铜雀台的大厅上放一张八尺的床，挂上带穗的帐子、朝食和晡食都要供奉干肉、干果、干饭之类，初一十五，要朝着帐子歌舞。
  
  　　对女人的这些遗言，流露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她们的感情。所以陆机(西晋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但仔细想想：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们，可能有几十人，也可能上百，孤孤单单地住在铜雀台上，每日两餐都要向那张空床上供，初一十五还得对着那张空床歌舞。生活有困难，可以编点丝带草鞋之类的东西去卖(这是防止政治上有变故，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活着，你们要陪我；死了，你们也得守着那张冰冷的空床。这表现的是眷恋还是自私？是缠绵还是没有人性？
  
  　　但曹操生前有这么多女人，还要不断地采择野花供其玩乐。易中天说曹操“生活上是比较随便。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女人大约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品三国》34页)其实不然，在战场上他也不将就，吃的也是白菜心。
  
  　　例如：吕布部下秦宜禄之妻生得非常漂亮，被关羽暗恋着。曹操和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曾几次对曹操说：希望城破之后，能把这个女人赐给自己。曹操爽快地答应了，正如易中天所说：曹操是“豁达开朗，大气磅礴”的。但城破之后，曹操发现“这个女人不寻常”，竟把她纳为己有了。美髯公的心情如何？天知道！(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蜀记》，并说“《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还有，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操发现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纳入帐中，逼使张绣降而复叛。**之徒曹操被打败，自己中了箭，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都战死了。何苦来的！你对得起谁！
  
  　　我们不能用现代观念去苛责古人，但也不能用现代观念去美化古人。古人对男女关系，对爱情的理解不可能和现代人一样，尤其是古代帝王的思想感情更不能和平民相比。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昇的《长生殿》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诠释，失之于把帝王平民化；而易中天对曹操及其众多女人的感情的诠释，则既把帝王平民化，又把古人现代化了。
  
      女人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如何？下面引证两个小故事来说明。
  
  　　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有一爱姬陪曹操午睡，曹操枕着爱姬，对她说：“过一小会儿叫醒我。”她见曹操睡得很熟，便没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来，发现自己睡过了头，便怪罪爱姬，把她活活打死了。
  
  　　另据《世说新语·假谲类》：曹操常说：“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能随便接近，有人接近我，我便要砍人，我自己也没有知觉，左右之人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他在假寐，有一爱姬给他盖被子，他马上便把这爱姬杀了。
  
  　　以上所说，未必完全属实，但却是可能发生的事，绝不属于情理之外。帝王总是要防备有人害他，而且这种人根本就不尊重妇女的人格甚至生命。
  
  　　生活中的曹操可爱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曰战场上的曹操很可爱。
  
  　　战场是什么地方？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一不小心就得人头落地。每个人一到战场上，就像凶神恶煞一样。即或是指挥战斗的将领或主帅，到了那里也得聚精会神，高度紧张。即或平时是温文尔雅的人，在金戈铁马的环境里也不能再有多少柔情蜜意了。
  
  　　曹操与吕布战濮阳，中了濮阳大姓的反间计，误入城中，又顶烟冒火退了出来，从马上坠下，又伤了手掌。亏得司马楼异的救驾，才得以脱险。众将领的反应如何呢？《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是“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都担惊受怕。
  
  　　另据晋袁晔(音夜)的《献帝春秋》说：曹操败逃时，吕布的骑兵追到曹操，却不知是曹操，问道：“曹操何在？”曹操说：“那个骑黄马的便是。”于是对方舍弃了曹操，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曹操得以乘机逃脱。不要以为这件事有趣，接下来就应该是一桩命案。敌人都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那人的脑袋还能长在脖子上吗？
  
  　　延津之战，曹操利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的六千名骑兵，又斩了文丑。那是玩命，曹操玩命的事多了。
  
  　　通过上述的例子，曹操的军事生涯给人的印象是恐怖，惊险与尴尬。
  
  　　易中天说曹操在战场上可爱，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韩遂的士兵争着看曹操，曹操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易中天接下来评论说：“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品三国》27页)
  
  　　这故事出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的确，话说得很风趣，算得上是战场上的一个花絮。但怎么这就“可爱”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与可爱不可爱不怎么沾边。
  
  　　三曰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
  
  　　易中天举了曹操祭祀桥玄的例子，讲了只鸡斗酒之约。这很风趣，如果曹操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说是“可爱”是可以的。可惜并不是这样。《曹瞒传》说曹操“酷虐变诈”，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的评语中说曹操“矫情”(克制感情，就是虚伪)，都说明曹操并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真诚，本色”。
  
  　　《魏书》说：成皋的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就是朋友，但他因为误会，竟杀了其家人。作为朋友，这“可爱”吗？
  
  　　陈留太守张邈，原来是曹操最好的朋友。汴水之战，张邈派卫兹率兵帮助曹操。曹操征陶谦，临行前对家里人说：“我若是回不来，你们去投靠孟卓(张邈的字)。”后来曹操平安地回来了，与张邈“垂泣相对”。曹操以东郡太守出任兖州牧，全靠张邈和他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自己的部将陈宫为他活动。可是后来张邈、张超、陈宫等又都背叛了他，迎来吕布作了兖州牧，差一点把曹操逐出兖州。这件事实在很蹊跷，对他那么忠心耿耿的陈宫，和他那么要好的朋友张邈，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而且迎来的还是名声很臭，“轻狡反覆，唯利是视”(陈寿语)的吕布。难道他们以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些人就是认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因为那时曹操杀了名士边让，特别是他几次血洗徐州，使人们忽然发现：阿瞒这小子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吕布不过杀了丁原和董卓，而董卓是国人皆曰可杀，杀了他反而是一大功劳。他们可能认为：就算吕布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吧，但也比杀得徐州泗水不流、鸡犬皆尽的曹操好多了，而且武艺高强，是个英雄。张邈背叛了曹操还有一个隐情：当时袁绍是盟主，曹操与袁绍联合。袁绍有骄矜之色，张邈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而且还听说吕布和张邈关系很好，曾“把手共誓”，便怂恿曹操杀张邈。虽说曹操并没有照办，但张邈会想：曹操这个杀人魔王毫无信义，早晚会杀了我的。后来曹操杀了张邈全家，张邈被自己的士兵所杀。陈宫后来为曹操所杀。
  
      这件事很复杂，应该说双方各有是非，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想说：通过这件事来看，朋友认为他是不可爱的，所以和他反目为仇。
  
  　　据《三国志·崔琰传》：许攸“少与袁绍与太祖善”，和曹操是朋友。曹操击败了袁绍、许攸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许攸得意忘形，语言放肆，毕竟罪不当诛。而曹操却杀了他。从这件事来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曹操和韩遂是年轻时的朋友。在与马超、韩遂的交战中，曹操在阵前与韩遂叙旧，引起了马超的猜疑，二人失和，导致作战失败。当然，兵不厌诈，从军事上说：曹操的作法无可非议。我只是想问：作为朋友，曹操可爱吗？
  
  　　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有个叫娄圭的人，“少与太祖有旧”，是曹操年轻时的朋友，在曹操手下为大将。有一次，曹操与诸子出游，娄圭也随从前往。他对左右说：“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这爷几个，看今天那个高兴劲儿！)”有人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认为娄圭“有腹诽意”，于是便治了他的罪。
  
  　　“腹诽”，在心里诽谤，犹后世之所谓“思想犯”。但思想犯是把思想说出口来，而“腹诽”则不必说出口，我认为你那么想，你就是那么想，纯属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娄圭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就算是“腹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倒是同传裴注引《吴书》，说得更明白些：南郡人习授与娄圭同坐一车，看到曹操父子出游，习授说：“看他们爷几个那个高兴劲儿！”娄圭说：“人生在世上，应当自己干出个样子来，怎么能只是观望别人呢！”习授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便杀了娄圭。曹操杀老朋友，大约是因为觉得娄圭有野心，话里话外，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当然这是扑风捉影，无限上纲。)随着曹操权势的日益膨胀，他更加疑神疑鬼了。
  
  　　我们还是不禁要问：通过这件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总之，由于曹操特殊的身分与地位，他一生中朋友是不多的。年轻时和桥玄的那段忘年之交，或许有些可爱之处，但那只是孤证特例。从他一生中总的情况看来，他未必是交友的典范，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别人的友情，大部分都破裂了，在这方面，我们只觉得现实是严峻而充满变数的，用“可爱”二字来概括，不是太小儿科了吗？
  
  　　四曰曹操最可爱之处是说真话。
  
  　　关于所谓曹操说真话的问题，我在上面已有专节讨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9 皇帝这张牌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把颠沛流离、穷途潦倒，年仅16岁的汉献帝刘协从雒阳迎到许县，开始打起了皇帝这张牌。易中天用长达三集的篇幅讲述了皇帝问题。仔细读来，主要是阐述了三个问题。下面我们便依次对这三个问题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董卓、袁绍和袁术三个人，在皇帝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董卓是废立。废掉了少帝刘辩，扶立了陈留王刘协为帝，历史上称为献帝。献帝是谥号，是死后才得到的称号，生前史书上称为帝、天子等等。臣僚们则称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们现在讲史，则常常称呼他的谥号献帝，这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区别。
  
  　　袁绍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刘馥等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由于关东各路诸侯意见不一，特别是刘虞本人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袁术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术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自号仲家。
  
  　　易中天认为：对待皇帝问题的这三种错误态度，是董卓、袁绍和袁术在群雄角逐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皇帝问题不能估计太高、言之太重。
  
  　　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汉室凌迟、皇权衰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当回事，皇帝这张牌，并不那么灵了。拿孙策来说，他过江作战，把江东看成好像是无政府的蛮荒之地，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而孙策败刘繇、捉王朗、降华歆，并未考虑到朝廷的因素，丝毫也没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这几个朝廷命官，也没打过朝廷和皇帝的旗号，他们和孙策之间似乎只是军阀之间的争斗，凭的只是实力，扬州、会稽和豫章等州郡，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王国，和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皇帝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军阀之间的角逐也无不如此。就说官渡之战吧，袁绍有抢皇帝之心，曹操也时时提防皇帝被他抢走，但这仅仅是名义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曹操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这和打扑克不同，打扑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为烧了袁绍乌巢的军粮和许多其它因素。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废立和袁绍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废立。尽管当时人们出于维持现状的心理而表示反对，袁绍还因此和董卓闹翻，“横刀长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还是一意孤行，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当了皇帝，是为献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们照样三呼万岁，人们还是接受了。当袁绍要另立冀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还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刘虞，我还是西向长安尊奉当今的皇帝(献帝)。”可见曹操承认了董卓废立的事实。人们反对董卓不是因为他废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动地由刘辩当皇帝，还是废了前者由刘协当皇帝，人们都照样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他控制朝廷，专断朝政，是因为他的跋扈和残暴。在人们的心目中，“废立”这个因素，并不占什么太重要的位置。
  
  　　袁绍的另立。袁绍、韩馥等人提出后，串连没有成功，计划流产了，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呢？袁绍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这只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凭的是实力，要的是硬件，手里有个皇帝，也吓不倒谁；别人反对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许大家会因此吵一阵子，双方都拿皇帝说事。但吵归吵、骂归骂，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裁决。
  
  　　袁术的自立。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很多人只能承认由刘邦传下来的那一支姓刘的人来当皇帝。刘辩、刘协、刘虞他们谁上谁下，人们并不那么在乎；而由姓袁的出来称帝，人们就无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么样？“八世三公”也不行！于是袁术便成为众矢之的，吕布打他，曹操打他，刘备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不收留他，终于在颠沛流离之中死于江亭。
  
      看来在易中天所举的废立，另立和自立三种错误做法中，废立和另立影响并不太大，实际的负面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的；只有袁术的自立却遭到现实的报应，使他自取灭亡。看来这在当时是一条高压线，是随便踩不得的。无怪乎曹操把自立称帝形容为“放在炉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问津了。
  
  　　第二个问题：易中天关于皇帝问题的论述，特别剖析了“奉天子”和“挟天子”的本质区别。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毛玠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贾诩说：“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绍方面的说法则是“挟天子”。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进一步分析说：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这些话乍读之下，似乎令人觉得满有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问题也并非这么复杂，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虚之感。其实，袁绍方面所说的“挟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说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义说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奉天子”说得客气一点，隐蔽一点，“挟天子”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赞曹操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是说曹操“真实”、“本色”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方面说的不是真话，反而袁绍方面更为真实、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强，皇帝淪于权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刘邦、武帝刘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那就会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诸侯”了，就不需要权臣这么干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权臣之手，他就是傀儡，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第三个问题：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认为：在皇帝问题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易中天说：
  
  　　“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品三国》71页)
  
  　　这话说得很对。这就叫取得了政治优势，迎奉皇帝确实有一些好处。但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些好处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说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么太灵了。
  
  　　在书的另一处，易中天又说：
  
  　　“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
  
  　　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品三国》68页)
  
  　　这话也说得很对。但和前面的观点相对照，则是矛盾的，起码在分寸上相差甚远。前面的说法把奉迎皇帝的好处绝对化了，这一说法则相对化了，甚至说曹操手里有皇帝也没有人听他的，打天下还得靠武力。
  
  　　易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论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使人觉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里却不是矛盾的，这里说过了头，那里又拉回来，正反都有理，但却使读者糊涂起来，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
  
       易中天又说：
  
  　　“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品三国》74页)
  
  　　这话不对。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为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于给曹操上了紧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曹操是不会这么想的，曹操不是孙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观世音，他们是不能给曹操戴上紧箍咒的。
  
  　　若说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应该是：奉迎皇帝也给曹操带来了政治包袱，落了个挟持天子，专权窃国的恶名。在那个年代，挟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轮番上演着：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后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来皇帝又相继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杨奉手中，曹操迎献帝都许，人们认为也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挟持皇帝的人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汉朝官员的眼里，曹操是一个奸臣，甚至是奸贼，他们的反抗此伏彼起，从来没有间断过。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医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讽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被诛灭。皇帝的妻子(董贵人、伏皇后)、儿子(伏后所生的二皇子)也不能幸免。看来曹操并不那么善良可爱。易中天说什么他不是“挟天子”，而是“奉天子”；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品位、格调高等等，使人很难置信。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还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曹操在前期是真心实意地“奉天子”，并无个人野心，后来又从“奉天子”转变为“挟天子”了。这话又怎能令人相信呢！其实曹操对皇帝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一开始就是想用天子的名义实现个人的野心，不过是后来随着权势的增长，越来越霸道而已。

   

  10 “衣带诏”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易书在第七集《先入为主》和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都有论述。易中天在第七集中说：
  
  　　“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品三国》75页)
  
  　　又说：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冬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品三国》75页)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三国志·先主传》的一段记载抄在下面，并译成白话。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译文)先主(刘备)没有离开许都时，献帝的岳父董承自称接受了皇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应该诛除曹操。刘备参与了密谋，但并没有发动。这时曹操从容地对先主说：‘现在天下的英雄，唯有你刘使君和我曹操而已，袁绍之流，是不能算数的。’这时先主正在吃饭，闻言大惊，吓得把小勺和筷子掉了下来。于是便和董承和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共同谋划诛除曹操的事。碰巧被曹操派遣到徐州去堵截袁术，这事便没有发动起来。后来事情被发觉，董承等都被杀了。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有没有“衣带诏”这件事。
  
  　　按照上引的《先主传》，说“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辞受”，是自己说接受了“衣带诏”，别人并没有见到这种东西。
  
  　　袁宏的《后汉纪》说：
  
  　　“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被诛。”
  
  　　这里仅仅谈到董承等人要谋杀曹操，并没有提到“衣带诏”的事。《三国志·武帝纪》也谈到了“董承被诛”，但没有说因为什么被诛。
  
  　　言之确凿的是《后汉书·董承传》：
  
  　　“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
  
  　　《后汉书·献帝纪》中也说：
  
  　　“(董承)受密诏诛曹操。”
  
  　　但《后汉书》成书较晚，不仅大大晚于《三国志》，比《后汉纪》也晚了50多年，资料的原始性是逊于二书的。到了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没有采用《后汉书》的说法，而是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写道：
  
  　　“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把《三国志·先主传》中的“辞”字改为“称”字，意思就更明确了，是说董承自称接受了“衣带密诏”，别人并没有见到原件。
  
  　　综合各种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董承为了诛除曹操，自称接受了皇帝的密诏，与刘备、王服(王子服)、种辑、吴子兰等人秘密结盟，策划诛除曹操。由于刘备被派往徐州堵截袁术，没有发动。事情暴露后，董承等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夷灭了三族，并殃及了董贵人，多年后还殃及了伏皇后，她和二皇子都因此遇难。至于汉献帝，看来并没有搞过什么密诏。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性情聪慧的小皇帝，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董承不过是假借皇帝的名义而已。
  
  　　易书引吕思勉《三国史话》的话说：
  
  　　　　“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付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吧？”(《品三国》122－123页)
  
  　　但我们知道：这时候董承的女儿已入宫为贵人，董承是献帝的岳父，就算他
  
  　　不是“公忠体国”的人，也应该为女儿和女婿着想啊。尽管他没有受到皇帝的托
  
  　　付，却自发地搞了一个反曹的小同盟，那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刘备加盟和出走的经过。
  
      对于这件事，《三国志·先主传》和《资治通鉴》的叙述是一致的。《资治通鉴》应该本之于《三国志》，不过有些环节说得更得清楚一些。按照二书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排列一下：
  
  　　1.        建安四年(公元199)，董承对刘备说：自己接受了献帝的衣带密诏，要
  
  　　与刘备共同谋划诛除曹操。刘备答应了，但没有马上发动。
  
  　　2.        刘备与曹操共食(所谓“青梅煮酒”是《三国演义》的说法，史书上只说
  
  　　刘备“方食”(正在进食)，曹操说了一句：如今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二人，吓得刘备失落勺子和筷子。
  
  　　3.        刘备坚定了诛除曹操的决心，便与董承、种辑等人正式结成同盟。
  
  　　4.        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他这一去就没有回来。杀了徐州刺史车胄，
  
  　　背叛了曹操。
  
  　　5.        董承等事发被杀。
  
  　　纲目既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了。
  
  　　易中天说：“董承受献帝密诏谋杀曹操，刘备原本是没有参与的。”(《品三国》123页)
  
  　　证据是：《先主传》的开头，有“先主未发”四个字。但“未发”不是没参加，而是没有发动。就是说：董承和他谈了“衣带诏”之事后，他答应共同去干，但并没有正式发动。下面还有一句：“会见使，未发。”是说与董承、种辑等“同谋”(共同谋划)后，碰巧派刘备到徐州去堵截袁术，所以还没有发动就走了。如果“未发”作“未参加”解，那么刘备既己与人“同谋”，结盟已成，为什么还说“未参加”呢！大约因为这两个“未发”的寓意有些模糊，容易造成误解，所以《资治通鉴》都删去了。
  
  　　刘备东征袁术，是曹操派他去的，还是主动请缨？易中天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刘备主动请缨，刘备的人品却变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会盟，立券书名，赌咒发誓要消灭曹贼保卫皇上吗？怎么才见了根井绳，就像见了蛇一样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万岁爷的安危重要，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你刘备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吗？你应该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应该留在首都观望一阵，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怎么能只顾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于不顾呢？”(《品三国》123页)
  
  　　易中天发了一通议论之后，下结论说“恐怕是刘备请缨，曹操批准的。证据是：《三国志》董昭、程昱二传说：刘备走后，二人都对曹操进行劝阻，曹操回答董昭说：“吾己许之矣。”“许之”二字证明刘备是主动请缨，曹操允许，他才去的。而程昱劝阻后，曹操的反应是：“悔，追之不及。”
  
  　　但据我看来，这里并没有主动请缨的意思，而且这段话前面还有“后又遣备至徐州要击袁术”的话，你怎么不引证？明明说的是“遣备”，派刘备去的呀！何况《三国志·先主传》中，先说“曹公遣(注意这个“遣”字)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接下来又说“会见使”，既说“遣”，又说“见使”，说得多明白呀。所以“许之”二字，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他要去，我准许了。”而是董昭要求把刘备追回来，曹操说：既然我让他去了，怎么好去追呀！“许之”可以理解为“让他去”。
  
  　　由此可见，刘备与董承等人密谋后，碰巧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他就走了，也就将计就计，没有回来。并不是不顾别人，先跑了。
  
  　　易中天觉得这事可疑。说是本来刘备没有参加（他把“未发”解作“未参加”）谋杀曹操之事，碰巧曹操说他是英雄，他就参与了。又碰巧被曹操派遣东征袁术，这才没有卷入此案。这么多的碰巧，不可疑吗？（《品三国》123页）
  
  　　我们说：历史的必然性是由许多偶然性体现出来的，没有“碰巧”，就没有历史。拿官渡之战来说，袁绍的一万多辆粮车碰巧由草包将军淳于琼押运；碰巧许攸来投，提供了信息；碰巧袁绍决策错误，未派重兵支援乌巢；碰巧曹操率兵伪装袁军率轻骑偷袭，一路上骗过了袁军……。如果没有这些碰巧，曹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吗？
  
      第三个问题：曹操为什么不杀刘备，却放走了他？这不仅是易中天的困惑，大约也是许多史学家和读史书者的困惑。其实，我们后人研究历史，主观推理的成分太多，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段历史，没准那实际情况会是这样的：
  
  　　当初刘备投靠曹操时，程昱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见《三国志·武帝纪》从曹操的话来看，他不杀刘备，一是因为要“收英雄”，使刘备为其所用，二是怕影响不好，但第一点还是主要的。曹操虽然认为刘备是个英雄，但当时还没有把刘备看做是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刘备当时还是一个流浪汉，还看不出将来有称王称霸的可能。虽然他对刘备难免要提防一些，可也没有把刘备太当回事。论实力，他都不如袁绍的一个大姆脚趾头，拿他当回事干什么！那天与刘备共同进食，难免要喝点酒。大概曹操是喝多了，谈起天下英雄，顺便说了一句“唯使君与操耳”。曹操不过是自我陶醉，顺便也恭维刘备一下，未必是“敲山震虎”或“火力侦察”。《华阳国志》叙述此事有一句话：“公亦悔失言。”(曹操后悔自己失了言)(《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竟触动了刘备那根敏感的神经，吓得丢了勺子和筷子。刘备毕竟反应快，竟拿打雷来自我解嘲。据《华阳国志》说：当时外面下着雨，正赶上打了一个响雷，刘备说自己丢了勺子和筷子，是“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这事过去后，刘备那根敏感的神经却没有恢复常态，竟正式与董承等人结盟，共同谋诛曹操。(史书上虽无更多的记载，但应该有歃血为盟，共饮血酒之类的举动。)但曹操还被蒙在鼓里，还把刘备当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为了堵截袁术，把刘备派往徐州，给他调拨了兵，还给他配备了朱灵、路招两员大将共同前往。可见曹操这时对刘备并没有猜忌之心，而是放心地委与了重任。直到董昭、程昱二人提醒了曹操，曹操才后了悔，但已经来不及了。碰巧(又是碰巧)袁术走到了徐州，并没有强行通过，而是又折了回去，刘备并没有打过什么仗。于是他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公开地叛变了曹操。
  
  　　从这件事来看，曹操并没有对不起刘备，而不顾哥们儿义气的倒是刘备。看来此时抱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理念的，倒不是曹操，而是刘备了。

   

   

• 小熊猫 (2007-11-18 17:34:02)

  11 官渡曹兵知多少？

  　　易书在第九集《一决雌雄》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曹操虽然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军事力量却明显地不如袁绍。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怎样出奇制胜，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品三国》85页）

  　　官渡之战是一场“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争，是迄今为止，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看法。但再具体地说：袁、曹之间的兵力究竟相差多少，却是一个历史之谜。易书在《胜败有凭》一章中说：“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品三国》99页)对于双方兵力对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看来易中天基本上采取了一万对十万的说法，但这是大有问题的。

  　　先说袁绍的兵力。据《三国志·袁绍传》：袁绍的总兵力是“众数十万”，在这次战争中，出了“精卒十万，骑万匹”。而《世语》却说：“绍步卒五万，骑八千”，总共不到六万人。孙盛评论说：“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众，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按照孙盛的推论，只是冀州就可以有三十万兵源，再加上幽、并、青州，兵源应该不下五十万，官渡之战出兵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曹操方面能有多少人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有一度失去了信心，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说出了想退兵的想法。荀彧给曹操写了回信，建议曹操不可退兵，必须要坚持下去。信中有“公以十分居—之众，画地而守之”的话。这表明曹操的兵力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三国志·武帝纪》说：“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说的也是一万左右。上述荀彧给曹操的回信中，还有“公以至弱当至强”的话，表明二者的兵力相差悬殊。

  　　再看袁绍方面的说法。田丰说：“曹公……众虽少，不可轻也。”沮授说：“北兵(袁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曹兵)。”(皆见《三国志·袁绍传》)都说曹操的兵力少。不过，对于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裴松之却提出了质疑。下面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介绍如下：

  　　“魏武(曹操)初起兵之时，已有兵五千。以后百战百胜，打败仗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已。仅仅是破黄巾那一次，就接受了降卒三十余万，此外所兼并的兵力不能全记。虽然在战争中会有损失，但剩下的不该如此之少啊。结营相守和交兵决战是不同的。本纪说：‘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用兵虽然变化莫测，谋略世间少有，怎么能以数千之兵和十万大军长期去对抗呢？从道理上讲，我以为是不会的。袁绍的营盘东西数十里，曹公能够分兵扎营和他相敌，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一。袁绍若是有十万大军，理应形成全面包围的形势，使出入断绝；而曹公派徐晃去攻击他的运粮车，又自己出去攻击淳于琼等，扬幡而进，竟没有遇到阻拦，说明袁绍是力不能制，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二。诸书都说曹公坑杀袁军八万，或说七万。八万人逃跑，不是八千人所能抓到的，而袁绍的大军却都拱手就戮，是什么力量能制服他们呢？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三。这大约是记事的人想要以少见奇，并不是实录啊。根据《钟繇传》所说：‘曹公与袁绍相持，钟繇为司隶校尉，送马二千余匹以供给军队。’本纪和《世语》都说曹公那时有马六百余匹，钟繇的马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另外，裴松之又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有关曹操与吕布作战的部分注释说：

  　　“当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却说有兵十万之众，虽然是夸大之词，毕竟表明不是兵力寡弱。更足以证明官渡之战，不能说是兵不满万啊。”

  　　清代学者何焯说：

  　　“上面已经谈到分兵扎营相敌，那么这是专指曹公自己率领的亲兵，但也必然有一二万人。说是兵不满万，并不是实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根据裴松之和何焯的分析，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思考，当时曹操的兵力少于袁

  　　绍，但也不会太少。所谓“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除了指双方在前线的兵力有差距之外，也是指总的兵力(加上后方的)和总的实力(特别是供应粮草的能力)而言。据《三国志·武帝纪》：袁绍在前线依沙堆扎营，东西数十里，曹操也扎营与之相敌，这需要用上很多兵力。裴松之和何焯都注意到这一点，以此来证明曹操的兵力不能太少，是很有见地的。这些守营之兵像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机动性很差，曹操手里能够机动灵活运用的兵，数量就不多了。何焯认为所谓“兵不满万”，仅指所率的亲兵，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他还认为：就是亲兵，也不止这么多。愚意以为：袁绍出动十万大军，曹操至少也得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但尽管用在前线上的兵力不会太少，双方总的实力却是相差悬殊的。假如袁绍的总兵力是三十万人，曹操的总兵力是十万人，人家用十万人上前线，后方还有三分之二的后备力量；曹操用五六万或七八万人上前线，尽管不算倾巢而出，后方也是相当空虚了。何况大部分兵力都被钉在东西数十里的营盘里，手头的亲兵还不太多呢！所以这次曹操实在是孤注一掷，是玩命、是哀兵。所说的“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如果这样来理解，大概就符合或接近真实情况了。虽不中，亦不远矣。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因其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易书第十集《胜败有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但其中并无新意。因为对于曹操战胜的原因，从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起，直到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籍(包括大中学教材)都是着重从政治层面和个人素质方面给袁绍和曹操作鉴定，而很少把着眼点紧扣战争的实际。曹操手里有皇帝，有“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打胜吗？曹操知人善任，能倾听僚属的合理意见就一定能够打胜吗？也未必。政治和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只有和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首先是上了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等人的当。这些人很有谋略，但也很会拍曹操的马屁，有时使曹操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对曹操的赞颂，当然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总是忽悠得太过分了，而且有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视为经典，而应该理性地看待。如果他们吹捧曹操的话完全符合实际，那曹操就不是“奸雄”，甚至也不是“能臣”、“英雄”，而是“圣人”了。在无限拔高曹操的同时，他们又大力贬抑袁绍。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绍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用易中天的话来说：不是一个好老板)，但也不至于孬到那种程度。如果袁绍一直是个垃圾股，从来没有升过值，怎么能在群雄角逐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实力那样强大，以巨无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尽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说袁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那是给部下上政治课的，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后代读史的人有时胡涂罢了。

  　　从政治层面上看，曹操的谋士们所说的曹操胜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问题上。关于皇帝问题，他们说：曹操手里有了皇帝，就有了正义。谁若是攻打曹操，就等于是攻打皇帝，使自己处于亏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曹操是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其中的第二项“义胜”，谈的就是皇帝这张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在这以前，荀彧曾说过：“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三国志·荀彧传》)所以郭嘉所说的“奉顺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里有皇帝。袁绍的谋士们，有时为了刺激袁绍一下，也拿皇帝说事。如沮授说：“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是不正义的)”( 《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易中天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说法，说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关键是在于皇帝问题。然而，皇帝这张牌真那么关键吗？其实也未必。上面谈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方面声称自己“奉天子”是正义的，但人家也可以说你挟持天子，是个篡权窃国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陈琳为袁绍写的那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曹操“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挟持皇帝迁都许县），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想杀谁就杀谁），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在公众场合说曹操坏话的，被公开处死），腹议者蒙隐戮（内心里不满的被秘密处死），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见皇帝问题不单纯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脸上抹黑，并不是“一抓就灵”的。至于这个问题与曹操的胜利有什么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还看不出来。

  　　至于在用人方面，袁绍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达大度，这与曹胜袁败确实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主帅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就难免在决策上犯错误，影响战局。反之，能吸收正确意见，就可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从曹操和袁绍的个人素质来看，荀彧和郭嘉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袁绍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曹操当机立断，应变灵活；袁绍装腔作势，沽名钓誉，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虚套；袁绍繁礼多仪，曹操体任自然。从治军的层面上来看，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袁绍不懂兵法，好玩虚招，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当然，荀彧和郭嘉所说有许多夸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点，我们打折的来看就行了。

  　　不过，给主帅的为人作出鉴定，并不能代替军事方面的总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还得紧扣战争的实际来分析。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袁绍自己也引兵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刘延。他接受了荀攸的声东击西(实为声西击东)之计，不去白马而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绍上了当，赶紧驰援延津，曹操突然带领一小股(说是不满六百)轻骑兵奔袭白马，由关羽斩了颜良。曹操然后循河西撤，袁绍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斩了文丑。若说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战胜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敌人，这个延津之战是这样的。

  　　延津之战后，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绍在阳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间，依沙堆修建营盘，东西绵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带“分营与相当”，当然也得绵延三十多里(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个证据)。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起土山地道进攻。又构筑高橹(瞭望楼)向曹营中射箭。这时对于曹操来说，战争非常艰苦，士卒疲惫不堪，粮食又出现了危机。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提出来要退兵。亏得荀彧回信激励他坚持下去，他才没有退兵。

  　　接下来，曹操采用了荀攸之计，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了袁绍的粮车几千辆。正在曹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时候，许攸背叛了袁绍，来投靠曹操。按照许攸之计，曹操亲自率步骑五千人，火烧乌巢粮车一万多辆。在这个关键时刻，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绍军心动摇之时，全军出动，围攻袁绍军的营盘，一举将其击破。于是袁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袁绍和儿子袁谭过河逃走，余众投降，都被曹操坑杀了。

  　　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曹操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从军事层面来看，许攸和张郃的投降，特别是许攸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本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偶然会转化为必然。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特别是没有许攸的来降，曹操不烧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这些军粮安全地运到官渡前线，袁军吃饱了肚子就不会崩溃；而且曹操不到乌巢去烧粮，张郃、高览也不会来投降，只要再过几天，顶多用不上半个月，“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曹操(曹操对许攸说粮食可支一月，那是谎言)，就会支持不住，被迫退兵，袁军就要追击曹军。饱汉子追击饿汉子，饿汉子受得了吗？不打就得趴下。到那时，曹操手里有皇帝呀，曹操知人善任呀，曹操治军有方呀，曹操的个人素质比袁绍强呀，什么都没有用了。荀彧和郭嘉所忽悠的“四胜”、“十胜”云云，岂非都成为千古笑谈！曹操是险胜，是侥幸取胜，是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在中外战争史上，偶然事件竟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并不少见，官渡之战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我们反过来看，把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曹操换成袁绍，袁绍换成曹操，比如说：曹操方面有人投降了袁绍，向袁绍献上了烧粮之计，“多谋少决”的袁绍没有及时行动，错过了良机，他能够取胜吗？在这种情况下，偶然性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偶然性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需要有许多其它的条件。

  　　第一，曹操主意正、胆子大，没有被袁绍那个巨无霸所吓倒，敢于面对强敌，奋勇应战，而且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还是瘦驴拉硬屎，对部下说什么袁绍“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那恰好都是孝敬我的)当然，曹操说这话，是为了安定军心而作秀，大约他的心里也在打鼓。但他的骨头毕竟是硬的，如果他是一个草包，早就吓得不战而降，向袁绍俯首称臣了。

  　　第二，曹操很有谋略，也能信任身边的谋士，言听计从，在关键时刻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自己也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取得胜利。如开局的白马之战，曹操如果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挫败了袁绍的锋芒，延津之役，曹操如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骑胜五六千骑，来了个开门红，一开始就被袁绍打趴下，整个战争的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第三，曹操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了。如果他不听荀彧的劝告，中途退了兵，那就会像荀彧所说的那样：“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曹操非死即逃，以后还有戏好唱吗？

  　　第四，曹操在听到许攸的情报后，马上行动，甘冒风险，出奇制胜地在乌巢打败淳于琼，烧毁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为击败袁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果曹操错过良机，该出手时不出手，不是也没有戏了吗？

  　　第五，袁绍刚愎自用，自己没有谋略，又不能接受身边谋士的正确意见，在战术上一错再错，因而也就成全了曹操。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果把袁绍换成了卧龙，凤雏，或顾曲周郎、吴下阿蒙，曹操岂不仍然是没有戏吗？

  　　总之，以上的这些条件，既是偶然性的，也是必然性的，无数的偶然性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就成为必然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13 曹操的用人之道

  　　易书第十一集《海纳百川》和第十二集《天下归心》，专门论述了曹操的用人问题。单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用人，给予了高度的甚至是顶级的评价。本来曹操在用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是古今史家和学者都承认的，但与易中天不同的是：古往今来的论者大多用理性的、分析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而易中天则是用粉丝的痴情和文人的浪漫一路在唱赞歌，把曹操的胸怀比喻为广纳百川的大海，其社会效果则是“天下归心”，令人颇有顶礼膜拜的感觉。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的卷末评论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运用谋略，征服海内)。揽(总括)申、商之法术，该(具备)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根据能力，授与官职。)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终于能够全盘掌握重大的机遇)，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易书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没有加以说明。这里谈到了曹操在群雄角逐中成功的秘诀，重点是用人之道。最后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对曹操的高度评价。但他在总结曹操的用之道时，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地方是“揽申、商之法术”。申、商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他们都是法家，在君臣关系方面，主张运用君主的威势，以权术来驾驭臣下。另外一个地方是：“矫情任算”。矫情，是克制感情、故意做作。任算，是运用权术。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所说的“刘备以性情相契”，就是以真诚来团结臣僚，如他对于关羽、张飞、法正等。“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就是用感情来相处，如孙策之对周瑜；孙权之对鲁肃、周泰、吕蒙等。而曹操的“以权术相驭”，则没有真情可言，用赵翼的话来说，就是“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和易中天所说的曹操真实、本色，恰恰是相反的。毛宗岗在《三国演义》批语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虽然其反曹情绪甚浓，但我们只要不为他的过激情绪所影响，冷静地考虑他的合理成分，还是会有所启发的。他说：

  　　“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令勿为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盖曹操待冀州之民，与其待袁绍无以异耳。杀其子，夺其妇，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则其哭也，真为慈悲乎？假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复常人意量所及。”(《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批语)

  　　如果我们从易中天的思维中跳出来，从古代学者的上述一些观点(权术、矫情、饬伪)来考虑问题，那么有关曹操在用人方面许多做法的奥秘，便可迎刃可解了。

  　　那么，曹操在用人方面，都用了哪些权术呢？

  　　第一，广泛搜集人才。每打下一个地方，必然把当地的名士、宿儒，当过官的老干部，没当过官的潜在人才都挖出来，加以利用。从敌人营垒跑过来的，要用；背叛过自己又回来的，也用；骂过自己的，要用；打过自己的，不打不成交，照样用。这就是陈寿所说的“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上述各类人才也有被他杀掉的。

  　　第二，知人善任，因材使用，能把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特长。这就是陈寿所说“官方授才，各因其器。”

  　　第三，用人不拘一格。有德的，用；有才的，用；有才无德的，包括盗过钱、偷过嫂子的，也用。总之，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不管你是什么人，能给我干活就行。

  　　第四，用人观其大节，不拘小过。史称郭嘉“不治行检”(品行不好)，但曹操不闻不问。看来在曹操那里不搞“生活检讨会”之类的活动。

  　　第五，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起来绝对大方，不小气，不抠门儿，常常使被赏之人“过其所望”。

  　　第六，不埋没臣僚的功勋，时时把它挂在嘴上，写在奏章、教令上，使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说得当事人心里美滋滋的，觉得领导心里有一本账，我没有白干。如对荀彧、荀攸和郭嘉的功勋，不知说过多少次，仅仅在史书上可以查到的便有数次。当然，史书所著录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第七，御人有术。曹操都用了一些什么方法监控下属，我们还所知甚少。从史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至少有三招。

  　　一招是严刑苛法。

  　　犯错误、犯罪的(有时是被认为犯错误、犯罪的)，决不轻饶。有个何夔(音奎)，被曹操任命为司空掾属，“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三国志·何夔传》)这是说：曹操对下属很严厉，掾属在公事上出了错，往往要打板子(打脊背或屁股)。何夔经常带着毒药，准备到该打屁股时便吃下去，以免受辱。其实，在曹操手下做事，打屁股不过是小菜一碟，杀头或灭三族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招是让将领和掾属的家属集中住在邺城或许都，实质上是扣留人质。建兴六年(公元228)冬，诸葛亮进行第二次北伐，把魏将郝昭包围在陈仓。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靳详劝说郝昭投降。郝昭说：“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意思是：魏国的法令，你是知道的；我的为人，你也知道。我受国恩很重，而家里的人口很多。你不用说了，我只有必死而已。这是说：按照魏国的法律，投降是要杀全家的，我家那么多人口，宁死也不能投降呀。这是魏明帝(曹操之孙)时的事，曹操已死去数年，但这种规矩是从曹操时就立下的。我们查阅史书，发现曹操的部下很少有叛逃的，可能与此有关。

  　　再有一招是加强监察力度，侦察文武官员。曹操为丞相后，在府内置右刺奸掾和刺奸内史，相当于监察机构。曹操还设立了类似特务机构的校事官。“上察宫庙(皇宫)、下摄众司(监察一切官员)、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以上十六字是说校事官的职权没有范围，随心所欲，什么都管。)”(《三国志·程昱传》)

  　　总之，曹操的破格用人，是一种权术，是一定时期的政治上的需要。而当曹操地位巩固，羽翼丰满时，他对人才的态度便有了变化。正如赵翼所说：

  　　“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札记》)

  　　曹操杀了一些什么人才？难以统计。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公

  　　元218)，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造反，进攻许都。《三辅决录注》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说是吉本的儿子吉邈率领家僮及杂人(临时拼凑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人)攻击丞相长史王必，烧了王必的军营，王必受伤，十多天以后死去。另据《山阳公载记》说：当时曹操在邺城，听到了这个消息，迁怒于朝廷的百官，把百官都押到邺城审问。曹操问他们：“贼人烧王必军营时，你们干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救火。”曹操说：“好吧，救火的站在左边，不救火的站在右边。”众人认为救火的必然没有罪，便都站在了左边。曹操说：“不救火的并没有帮助乱党，救火的其实都是贼人。”于是把百官都杀了。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件事太离奇，未必可靠。但这时曹操杀人毕竟还找到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他父亲被杀，是陶谦手下将领干的事，与徐州百姓无干，不也迁怒于百姓吗？这时迁怒于百官，杀了他们，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从当时的背景看，曹操统治地区的官员，在名义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朝廷的官员，称为“汉官”，一部分是由曹操直辖的丞相府和冀州的官员，曹操称魏公、魏王后，称为“魏官”。有的汉官不满曹操的统治，有时闹点事，但那只是一小部分，而曹操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了大清洗，这又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吧。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杀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认为自己是汉官，不买曹操的账，经常说些三七、四六的疙瘩话，还戏侮曹操，曹操罗列罪名，杀了他。

  　　建安十七年(公年212)，董昭及列侯诸将建议曹操进位为魏公，荀彧持有异议。曹操派人给他送去食物，打开食器一看，里边是空的，于是他便自杀了。这种做法古代称为“隐诛”。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尚书崔琰被曹操“赐死”(令其自杀)，原因是根据崔琰的一封信而无限上纲，说他“傲世怨谤”、“意指不逊”，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尚书仆射毛玠也因为这件事的牵连被罢了官，险些丧了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丞相主簿杨修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被杀。杨修是个才子，曹操原来很赏识他。当时曹丕和曹植弟兄二人争做太子，杨修站在曹植一边为谋士。曹操指定曹丕为接班人后，怕杨修日后会怂恿曹植闹事，这是杀杨修的真正原因。

  　　总之，重才、爱才、惜才的是曹操；轻才、毁才、灭才的也是曹操。实则曹操不是大海，士人也不是滔滔东去的江河，所谓“海纳百川”，不过是黄粱一梦而已。至于所谓“天下归心”，那更是谈不到的，曹操并不能和“握发吐哺”的周公相比，他的名声并不那么看好。

   

  刘备鞭打督邮

  　　易书在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讨论了刘备是不是英雄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刘备是英雄，因为他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在论证刘备的英雄之气时，他举出了刘备鞭打督邮的例子。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鞭打督邮就是大兵撒野打人，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无理取闹。

  　　若了解鞭打督邮的事实真相，根据《三国演义》是不行的，因为《三国演义》不仅是移花接木，把打人的凶手换成张飞，而且事情的真相和性质也被歪曲了。

  　　据《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讨黄巾有功，拜官安喜县尉。(安喜县在今河北定州市东)。督邮因公事到县，刘备去拜谒，门下不给通报，刘备直闯而入，捆绑了督邮，用棍棒打了二百下，解下了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把他绑在拴马桩子上，弃官逃亡而去。

  　　《典略》也有记载，在情节上与《三国志》略有出入，而且要详细一些。说是州郡接到朝廷的诏书，凡是因军功而作了地方长吏的，都要淘汰，刘备听说自己也在被淘汰之内，刘备听说督邮住在传舍(驿站)，想要求见，督邮称疾不肯接见。刘备怀恨在心，回到了衙门，率领手下吏卒又到了传舍，突然闯了进去，诈称：“我奉府君(太守)密令，收扑督邮。”说着便从床上把督邮捆绑而去，押解到中山国的边界(安喜县隶属于中山国)，解下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把他绑在树上，鞭打一百余下。想要杀了他，督邮苦苦求饶，方才住手而去。

  　　根据以上的史实，我们不禁要问：刘备鞭打督邮，有其合理性吗？就是说：是否打得有理？督邮到县，是奉了朝廷的诏命，来解除刘备的县尉之职的。同时被解职的，一定还有另外一些人，分散在各地。上命差遣，公事公办，督邮本人并没有决策权，仅仅是执行命令而已。何况当时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已经逐步形成，朝廷要淘汰武人出身的地方官员，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刘备恨督邮的原因，是本想见督邮，走走后门，打通关节，而督邮却称疾不肯见他。这从消极方面来说：督邮有官僚架子，盛气凌人；而从积极方面来说：也有堵住后门，不徇私情的意思。当然，从督邮的角度来看，见一见刘备，做一些解释工作，缓解一下矛盾，也未为不可；而从刘备的角度来看，只因为人家不接见你，便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未免太过分了。这适足以表现他作为一介武夫的嚣张气焰，打得不算有理。

  　　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和他当代的一般统治者相比，确有仁厚宽宏的一面。但此人“喜怒不形于色”，很内向，有时也流于狡猾。在处境不利时，深明韬晦之道；而在机会到来时，出手又很毒辣，并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好人。在当时群雄角逐的环境中，如果他仅仅是一个老好人，恐怕早就被逐出政治舞台了。作为一个“不甚乐读书”的武人，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有过动手打人的“前科”，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若说这是英雄之气，那就不沾边了。就算刘备是个英雄，总不能说他所作的任何事情都是英雄行为吧？

   

  15 刘备是英雄吗？

  　　易中天说刘备有“英雄之义”，这提法不够严谨。在他的当代人中，袁绍说他“弘雅有信义”(《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而吕布的部下却说他“反复难养”(同上书·裴注引《魏书》)，前者说他有信义，后者说他没有信义，是互相矛盾的。其实，无论是古人或今人，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而作为群雄角逐中的一“雄”(不管说他是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就更为复杂一些了。他究竟有没有信义，还得从他的行动中来考察。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

  　　在前期，他没有地盘，或者有地盘也未能保住，主要是寄人篱下，借地生财。易中天说刘备“五易其主”，是指其荦荦大者，其实要更多一些。我们算算：

  　　1. 最初跟随校尉邹靖讨黄巾。(《三国志·先主传》)

  　　2. 在平原人刘子平的推荐下，跟随了史失其名的青州从事。(《三国志·先

  　　生传》裴注引《典略》)

  　　3. 投靠大将军何进的都尉毌(音贯)丘毅。(《三国志·先主传》)

  　　4. 投奔幽州公孙瓒。(同上)

  　　5. 与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屯兵齐国(今山东淄博市)，受田楷节制。(同上)

  　　6. 离开齐国投归徐州牧陶谦。(同上)

  　　7. 陶谦死后，刘备领徐州牧，旋被吕布击败，投降吕布，屯兵小沛(今江苏

  　　沛县东)。(同上)

  　　8. 被吕布打败，投归曹操。(同上)

  　　9. 在徐州被曹操打败，投归袁绍。(同上)

  　　10. 离开袁绍，投归刘表。(同上)

  　　真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