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
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臣，不仅是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仅仅是因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英雄。
你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
或欺骗部分人于永远；
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前 言
中华民族走进近代历史的路径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而且在时过境迁之后因信史难觅，也确实难以真实地去追寻其歪斜的轨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 部分秉笔直书的中外历史学家笔端，看到一些真实得令人发颤的屈辱、惨烈的壮举和蒙昧、昏聩的愚行。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愿意深入到近代中国黑暗的 历史隧道中去探寻满清王朝走向毁灭的原因，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心绝对会裂成碎片那样难受。
我读晚清史的体会，宛如读一部腐朽没落的豪门巨贾在其野蛮的先人杀人抢劫起家后，因为子孙后代跟不上世界文明潮流而败家毁业的历史。
满清覆亡之后近百年来，虽然继承其遗产的中华民族中一些不肖子孙，始终不敢真正直面这部糟糕的满清王朝败家毁业史，总想选择性遗忘这段历史中最 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几页，或刻意去曲解它所蕴涵的真正意义，不但讳言清廷君臣们耻辱与丢脸的过往行止，甚至于把这伙昏聩蒙昧的愚人所做的荒唐蠢举包装成光荣 和英勇的经历。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一个当年世界上最大又相对最为落伍的民族后代，在对前辈耻辱和丢脸的历史进行文过饰非，其所产生的最大危 害，无异于又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重蹈前辈的覆辙而铺就一条植满鲜花的歧路。
当跨入人类又一个新纪元，我也逐渐老去难以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再来回顾晚清覆亡的历史并以此展望中华民族在充满希望的新千年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常常会黯然神伤，感慨莫名。
那是因为：
我在为前人而哀伤；
我在为今人而悲悯；
我在为后人而忧惧。
当然，最沉痛的是，
我感到深陷在历史的泥潭中，
而不可自拔的绝望。
一、林则徐是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 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 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 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 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 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 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于是，到了 1838 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 1830 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 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 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 600 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 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 1838 年 12 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 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 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 2 万多箱鸦片现货，于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 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 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 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 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 口货物的 60% 。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 20 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 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 1842 年 8月 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 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所做梦也不可能 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 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 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 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 160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 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 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 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 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 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 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 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 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 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 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 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 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 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 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 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 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 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 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 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 1080 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舰对轰，而是横停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 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 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 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 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 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 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 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 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 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 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 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 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 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 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 “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 “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 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 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 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
二、满清王朝为何只能搞出坏资本主义
已故的旅居海外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不止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过：“清朝晚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按杨小凯的说法，它坏就坏在这一最要命的地方：“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
晚清这种坏资本主义，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追逐一己的私利而**无所不为。它不仅造成了国家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收 入分配严重不公，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中能产生高比率剩余价值的新兴产业，主要为官府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阶级所把持，并按其 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欲望组织生产，因而其生产力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提高。在这种坏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官权控制的新兴产业发展迟滞形成鲜明对照的，则 是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化，及事实上的高收入阶层累退的税收制度（即：越富有和越有权势的人纳税率越低)。
中外历史学家常常惊异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的时间僵而不死。对此，一些西方 的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 Baechler 的名言：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
事实上，我们看欧洲的近代历史，就很容易发现，近代欧洲在政治上长期不统一，其实恰恰给欧洲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能够展开竞争的格局：即，欧洲那 些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在近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国家制度竞争。正是有了这种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和统一的基督教文明背景，从而使近代欧洲成了世界 上最充满活力的一块大陆，也使得欧洲诸国中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有机会胜出，并很快被其他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性地模仿。
在人类步入又一个新千年之际的前后十年间，欧洲十多个语言、民族、制度各异的国家能够和平地走向统一，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是过去的中国人所理解不了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人也是难以看懂的。对此，只要看看当今海峡两岸的纷争，大家也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看来，中国要面向未来，不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的国家制度因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被淘汰的原因进行剖析，所谓今后的国家制度改良就始终是缘木求鱼。
我们知道， 18-19 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不仅其国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结构上全盘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而且还彻底地废除了清初原本实践了一段时间 的诸如给吴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当时的中国，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实行的 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则是按仕农工商的序列实行重农抑商及所谓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学技术的自然经济政策。
满清王朝用这种落后的国家制度统治中国，在西方正在兴起工业革命和代议制政治的时代，会产自然生长出一个世界强国吗？我绝对敢说，即使按当代某 些中国人在一部歌颂康熙皇帝的电视剧中写的一句歌词，“向天再借 500 年”，让康熙皇帝来继续统治中国，这个国家虽然由他统治下，在发展停滞的世界中一度领先于全球而被首次来到神州的西方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 西方的步伐，拒绝对专制王朝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大清王朝将依然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没落帝国。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主流历史学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上和国家制度改革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导致这个富国强兵运动失 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满清的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个运动以坚持满清王朝的政治垄断，没 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自始至终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制度， 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完全无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公平市场的基本法则。
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集中地表现在，政府垄断工业和其它新兴产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 国家经济活动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并时时刻刻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目光短浅地去追求其在市场上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否会因 此而混乱不堪。晚清王朝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蓄意压制有前途的私人企业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满清的洋务运动相比，虽然起步较晚，却成效远远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除了国家的宪法中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 和之外，不仅规定了国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盘西化”，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当时的日本 政府，除了在国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没有私心地发挥公平司法，严格执法的第三 者仲裁功能，从而，使国内的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维新期间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专利法，鼓励国民的创造发明，简化国民创办企业的审批手续和降 低国民创业的门槛，使得私人企业有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就得以广泛在 日本引进、发展和生根。
反观晚清的洋务运动，其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从一开始就排斥私人企业，使私人企业难以获得宽松的创业环 境和发展空间。我们从充斥于正史记载和民间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各级官吏的庇护，其 中，胡雪岩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以李鸿章搞的轮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开平矿务局 (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 年) 为例。对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业，我们很难设想，其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运行机制，居然在制度层面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象李鸿章作为朝廷高官，又是企业的老 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当今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任命各级官员出任董事长、总经理 一般无二。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 全的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总而言之，晚清这些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诸如裙 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却没有近代私人企业的最低效率。
但实事求是地说，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随后清廷制定的经济制度规范下，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国营企业相比，到更像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 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 1904 年月 21 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 1905 年颁布公司登记法， 1906 年通过的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国内私人企业就曾迅速发展，共有多达 272 家注册成立。无奈，晚清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发展趋势，最终却被清廷延缓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国初年的国家动 乱所打断。
公允地说，命运女神和历史老人其实给了满清王朝远多于日本的太多机会，让它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清廷中那些蒙昧而又昏聩的君臣等一干蠢人，却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这样的腐朽没落王朝不走向毁灭，天理何在？！历史的正义何在？！
三、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于中国社会进步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满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作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者，有权利对西方列强予以控诉和讨回公道，并逐一废除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是历史公正性的体现，对此，毋庸置疑。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冲突，却有很多是清政府蒙昧昏聩而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后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朝廷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 内因。在闹义和团事件之前，满清王朝与中国历代任何封建王朝一样，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外国教会和其它诸如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社 团是对朝廷及其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无情的历史事实表明，清廷利用义和团的真正目的，是企图借助于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而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稳操胜券的 不败之地。
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昏聩而又蒙昧的一伙蠢人，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转而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就在这些家伙自以为得计而暗自窃喜时，在国际上却被公认为犯罪的暴行，在清廷放任不管之后，其招致各国联军干涉，自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的结局。
据史载，慈禧太后之所以默认义和团闹事并发展到对当时全世界 11 个列强宣战，陷国家于被列强瓜分的险境，其关键因素是被臣下关于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这一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后失去人心 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再次暴发，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主流历史学家所编造的所谓外国人合伙再次侵略中国。谁要是再在真相大白之后，继续把八国联军平息义和团事件 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而不检讨晚清时的官民愚昧及其对中国未来极端不负责任而产生的负面而又深远的影响，则无疑是在为新的义和团时代到来 而铺路。
实事求是地说，晚清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又不思改进制度而在与西方列强的纷争中，确实在屡屡吃亏后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道义上站不 住脚有待国家强大起来后再逐一加以废除或修订是一回事，但在当时的国际法的法理上必须得到遵守，其实是得到签约双方认同的，则是另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列强把那些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廷，并不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的。按照杨小凯的观点，至少清廷与西方列强冲突后产生的条约， 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到清廷，使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无人敢于挑战的超级垄断地位， 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朝廷及地方官吏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并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这对中国后来建设正常的商业社会有着难以估量 的积极意义。
即使是被现代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实行的“领事裁判制度”，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
根据历史记载，英国最先向清廷索要领事裁判权，是鉴于满清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因 为在晚清时代，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相应的司法公正保障。考虑到英国在租界 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来行使司法权，而是由独立於政府的法庭来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对被告裁定有罪或无罪，这 种公正的司法程式和内容，就是到现在，其先进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以此反观晚清的司法现状，其野蛮、无序简直骇人听闻。例如，最初鼓动义和团闹事，最早将“义和拳”正名为“义和团”并将其罗致在自己门下听用的 毓贤，就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式的基层官吏。这个秀才出身的汉裔旗人，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 1889 年）署理曹州知府，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了当地一千五百余人，居然还以能吏之名而为上级嘉许，以致官运亨通，被清廷提拔使用。当 1897 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在晚清这样的司法官员治理下，外国人如果不争来“领事裁判权”，其在华经商传教 的国民如遇司法问题会是个啥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按照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即使是所谓对满清进行文化侵略的外国教会，其对中国近代进步的促进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晚清，那些平时极 少有反对力量制衡的清廷及其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极权政府鱼肉人民，和 防制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晚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其发生的很多正面作用，更多的时候往往超 过了其负面作用。
当然，从公正性对所有人而言，英国人所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原本也应施于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清廷所坚持的所谓主 权面前，英国人不可能给天朝的国民争来这些权利，而只能争取到英国人所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刻意隐瞒历史，当代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可以看到，通过和清廷 订立的条约和从天朝夺取的租界，英国人把他们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实践，不仅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了清朝的国民看，而且这套制度也的确确惠及了居住在 租界里的清朝国民，并给这些最初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愚民们以宝贵的现代化启蒙。
事实上，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无论是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还是为清廷、北洋军阀或国民党当局所不容的政治异议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中独立于满清 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的司法裁判权，而保护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如果深入考察英国人对租界的管理，他们在中国的租界里基本上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并不是由英国 政府派员直接管辖，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自治机构治理租界。虽然，租界中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 (市政局) 权利的人，由于受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租界中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其实行的租界民主选举制度是真正的少数有钱的外国人才能搞的 民主制度，但是，它却与租界外的专制社会大异其趣，因而为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所羡慕不已，一如现今移居美欧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趋之若 鹜。
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由落后的专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英国的租界无论是从司法、税收制度方面，还是从公共财政管理方面，都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和经济司法制度，提供了最好的课堂和教材，其中，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范例。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其实都深受各西方列强在华租界的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人 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等现代社会的元素，从而为近代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提供了学习的 榜样，它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正面意义，一直为中国那些主流历史学家所一笔抹杀。
在我看来，如果要说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不够快，其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模仿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步履蹒跚，其主要原因，绝对不是晚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造成的，倒是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力度不够而给小日本留下了巨大的机会，使它在甲午战争与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屡次得手，从而彻底地阻断了近代中国向西方 文明学习的几十年机会，以及我们的近代历届政府对西方列强随其侵略得逞而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进制度学习不够而造成的。至于后来的人舍近求远往莫斯科 “一边倒”，去学斯大林的“好制度”，一度饿死几千万人甚至把国家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把家门口的好制度弃之不用，则就不必展开来说，相信读者也都能心知 肚明。
结束语
说实话，每当我看着如今 CCTV 把自己的屏幕让那些梳着猪尾巴的满清王公大臣们占领的时候，每当我看着国内那些知识精英对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历史，乃至对更远的秦皇汉武和开元盛世的文 治武功津津乐道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们在继续胡编乱造中外近代历史,刻意歪曲和篡改中外近代历史，并以此鼓动当代中国的无脑 儿们盲目排外却以为自己的行为是 爱国 之举的时候，我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其实在做着当年腐朽的满清王朝曾经做过的同样糟糕的蠢事：他们不仅在继续有效地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在继 续剥夺广大国民对当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奋力追赶西方现代文明而是在继续拉大和西方世界的距离。如果要再说严重 点，则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将彻底埋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假如你真的是非常爱国的中国人，你自然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你甚至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所掌握的中外真实的历史事实来批判我的观点，但前提是，你得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只要你是中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在新千年中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你真的要非常提高警惕！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并引用了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和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若干章节，在此致谢！引文出处恕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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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猫 (2008-6-19 15:40:40)
前 言
上月27日，我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日志上，发表了拙作《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注）。在这篇写了10 天，共13000余字的读史心得中，我以史实为基础，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得出 的结论是：“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中 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 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 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 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 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近日，我利用两天时间，用Google和百度两个网站的搜索功能，对我这篇小文被传播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发现此文除了被网易、搜狐两 大门户网站刊用外，还被不下100个专业网站和论坛所转载。在细读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时，确实触目惊心，深感我在文中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 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所言不虚。例如，仅仅在门户网站“网易”用繁体字刊载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就达3500条左 右，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留言将近占到90%以上，完全支持作者观点的读者估计也就在1%到2%之间，有所保留地支持作者观点的人，粗略统计不会超过 5%。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因此，我更觉得很有必要再次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林则徐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以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观和罪人观正本清源。
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 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 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 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 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 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 （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 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 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 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 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 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 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 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 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 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 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 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 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 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 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 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 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 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 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 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 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 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 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 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 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 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 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 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 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 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 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 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 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 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 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 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据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 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 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 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就连马克思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 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 随、吏胥不可胜数。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 “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 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甚至就在道光皇 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 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 背景的走私商。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 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 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三，关于英国对鸦片贸易存废的争论
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举国一致拥护这种肮脏的鸦片贸易，同时，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一直能买 到鸦片。鸦片贸易之所以在英国也有争议的情况下，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不仅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而且，也导源于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没 有象现代人这样到位。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鸦片的市场需求巨大，导致贸易额和贸易利润直线上升，英国人凭此可以一举扭转贸易逆差。如1830年 代，鸦片贸易收入竟然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这种贸易对正处于对外扩张的英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不仅可以从鸦片对中国 的出口获得巨额收入，而且，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不过是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普及，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史载，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就是这个专门管理毒品法案，也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英国真正的禁 止鸦片法令颁布，一直拖到了1914年。历史上，英国甚至制造过相当多的含有鸦片成分的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 （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 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虽然鸦片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合法流通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国内就对鸦片贸易没有异议。其实，在英国，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反对鸦片 贸易。早在1780年代就有人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 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 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 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 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 越多。”但是，英国国内禁止鸦片贸易的主张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因为多数英国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其中，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 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很自然的结果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 烟法案。
四，关于林则徐和英国政府全权代表义律打交道的故事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事实是，率先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nt)，居然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其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曾 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罗 宾逊的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而终于被免职，临时才委任义律担当此职。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基本方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甚至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按说，清廷的禁烟举措，有一个也主张禁烟的英国政府代表加以配合，满清的禁烟获得完全成功应该是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的。
事实上，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 一历史使命的机会。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 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但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 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停泊在中国海岸的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的一艘小型护 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由于林则徐当时在收缴鸦片时，并没有坚持让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所以，当义律命令 本国的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全部照办了。可是，当英商马地臣、查顿则通过广东衙门里的内线得知，林则徐禁烟的期望 值，是只要能收缴到鸦片“六、七千箱就足矣”，遂对义律大为不满，便向英国政府告了义律的状。
据史载，在虎门销毁缴来的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了美国商人金（C?W?King）和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 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的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林则徐对这个重要的情报居然一笑了之根本就没有 引起重视的意思，既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意识到他根本就一点也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尤其糟糕的 是，林则徐也没有采取有效而又明确的措施，使进行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半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对一个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新兴帝 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就象后来武昌军营里一个小排长侮辱自己的士兵，而导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一样，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水手上岸酗酒闹事，居然改变了满清王朝后来的命运。
史载，是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这件 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 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 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在这个案件的处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林则徐非常愤怒，遂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必须顺从天朝。8月15日，林则徐进一步将冲 突升级，下令禁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而义律则避其锋芒，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全部登船，并驶离海 岸；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发布命令，严禁所有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 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三点，英国军舰向 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虽然《时代周刊》将此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但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战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颟顸愚蠢，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基本上堵死了和义律这位原本可以和他联手完成禁烟伟业的英国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关于义律，有一件事必须提到他：要求清廷割让香港，就是出自他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第一阶段，林则徐已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后，义律在向清 廷新的钦差大臣琦善提交《穿鼻条约》文本时，又是未经伦敦的批准而擅作主张。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 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满 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终于被免职，而由璞鼎查 （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在事后这样评价义律：“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最后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 英国代办，这也算是与林则徐被贬谪新疆扯平了。
历史，在这里跟林则徐和义律开了个玩笑事小，但却因林则徐拒绝和义律协商处理两国的贸易纠纷，而开启了战争的大门，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现在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次战争被引发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只是一个由头，它把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及其腐败无 能暴露无遗；同是，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专制王朝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 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刚直清廉之士，虽然忧患于朝廷、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敢做敢当，但 是却由于其颟顸愚蠢地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以该死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划上了一个逗号。
五，关于鸦片战争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
话说林则徐和义律在1839年9月5日的武装冲突结束之后，满清对外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即使就在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与禁 烟之前的区别仅在于规模缩小了许多，交易更加隐蔽而已。一个合乎经济学规律的现象是，林则徐销毁鸦片制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 险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 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39年11月4 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 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 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 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 的地步。
即使是战争就要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其实也一直并没有中断。义律在开战之前，曾向林则徐提出了包括运输、贸易以及限制 鸦片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延至1840年5月。此时，抵达珠江口的英 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开始有实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小艇11艘；而义 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却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 赴天津大沽议和，并下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掉头南下。8月，道光帝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革林则 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 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奏报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 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却得寸进尺，决意要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也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 皇帝急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并调湘、川、黔诸省兵丁驰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准备出战。琦善见状急忙复照义律，警告英军勿轻举 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 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斥为 “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 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 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 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 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 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 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 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 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 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一支登陆部队几十人，但终究难挽战况急转直下的颓势。于是，便于27日 签署了《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 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 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 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当初义律起草的《穿鼻条约》和《广州条约》苛刻 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六，关于鸦片战争后果的思考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引起纠纷，并非导致战争的核心原因。所谓万恶的“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人 最先带进中国的罪恶，它早在英国人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之前，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说鸦片是毒死满清王朝的毒品，事实上，不 是因为鸦片才导致满清王朝的腐败，而是满清王朝的腐败才造就了巨大的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和加速了王朝的腐败。
事实上，在那个因鸦片贸易纠纷而最终引发一场战争的年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当时的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英 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贸易设立过什么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有那时的中国社会才有众多的人吸食鸦片而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并进一步 开始动摇满清王朝的国本。而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如同追逐腐尸的邋狗，循着鸦片的暴利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人跟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 的任何活动。
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是关于“黄祸”的传言。其实，那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而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来的祸害。
关于“黄祸”的传言来历，其大致情形是：大约从1820年代起，广东、福建沿海的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当时的俗称是“卖 仔”，后来更被贬为“卖猪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其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这些命运悲惨的华 工，在流落海外期间，为了解除烦恼，从中国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虽然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的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例如， 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一度有三分之一男人吸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吸食鸦 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导致这些国家的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居然自 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的 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 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 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一个彻底败坏中国人声誉的糟糕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居然一度变成了鸦片的输出国，它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到世界各地。随后，这 些伴随着华人而来逐渐成为鸦片消费国的国家，分布于全世界。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 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 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之所以一度制定并实施排华法案，中国人到处传播鸦片如果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 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 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 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才是导致用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而给另外一个民族 或人种以免疫力。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不已，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 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是美国人最先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 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可慈禧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 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La?Mott）在《鸦片民族》一书中，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 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比鸦片的毒性强过百倍都不止的海洛英流毒世界历史的无情事实，证实了她 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 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结束语
平心而论，谈论林则徐在160多年前面对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挑战而彻底失败的历史，是一个极为沉痛的话题。尤其是要按照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把一 个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民族英雄还原于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就象要把自己从“龙的传人”还原为“猪的传人”而一样难以接受。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不 管林则徐的人品有多高尚，其为官有多清廉，其性格有多刚毅，其抵御外辱的态度有多决绝，可他在处理攸关国家、民族和社稷命运的国家大事时的昏聩蒙昧，悖逆 历史前进方向而做出的一系列颟顸愚蠢的错误决断，陷国家和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愚蠢的 英雄形象。
在我看来，林则徐这样的蠢人被当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推崇，可以说，正是这个不长记性的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不幸之所在。这，就是我之所以把林则徐称之为成为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为了你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还是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你都要把林则徐从英雄榜上还原为一个民族罪人。
说明：本文所引全部历史事实均来自于《史书上看不到的鸦片战争》一文，在此向作者“一叶扁舟”致谢！文责有本人自负，与原作者无涉。引文出处恕不一一列出。
hemingwayok (2008-6-20 22: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