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系列讲座讲稿］温柔敦厚诗教也

最新回复

• 兰色流氓兔 (2008-6-13 16:09:55)

  源远流长话诗教------谈诗教的历史变迁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总题目是“诗教”，那么，我们就从诗教的历史变迁讲起，把它放到大的历史坐标当中去。

     “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礼记•经解》是汉代人作的。其中有一段假托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最早的出处。它原来的意思，是以《诗经》为教材进行教育。《诗经》本名就是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以《诗》为教不是孔子以后才有，应该是从一开始采集编纂《诗》，就同时在进行的，虽然未必那么自觉。那时的《诗》教的对象，是贵族子弟。那么《诗》教的结果怎样呢？就是使他们“温柔敦厚”，这里的“温柔敦厚”，是指当时上层社会人们应有的性格修养，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相对形象和态度。孔子之前的《诗》教，使得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赋诗达意，不违礼节，婉转地陈述自己的愿望、要求、观点等等。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 。具体情况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秦国避难，出席秦穆公的宴请，“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为逸诗，现在诗经里连名字也没存，顾名思义，可能是河水归于大海，这里以河喻己，以海喻秦，感念秦相助的恩德；“六月”为小雅里的诗，说的是尹吉甫率兵抵抗异族入侵，凯旋归来，接受周天子赏赐，设家宴欢庆，秦穆公赋“六月”是表示对重耳的赏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秦穆公把女儿怀嬴许配给重耳为姬妾，有一次怀嬴伺候重耳洗手，洗完了重耳挥手甩干（插一句，那时候洗完手是不擦的，只有祭祀时代表受祭人的男巫，叫作尸的，尸体的尸，洗完才擦手），水珠就甩到怀嬴身上了，怀嬴很生气，说秦晋两国是平等的国家，你怎么能这样轻贱我！吓得重耳赶紧脱去上衣，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你看现在宴会上，重耳唱段“河水”，穆公唱段“六月”（当然，都未必是亲自唱，可能类似现在的点歌，让乐工歌妓们演唱），如此对答，非常含蓄得体，又相当贴切诚挚，矛盾化为乌有，本来这个事就是可大可小的吗。而且穆公唱完“六月”，重耳的随从赵衰马上让重耳拜谢穆公，说“您提出辅佐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承担，怎能不拜谢！”后来秦穆公果然派兵送重耳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就是晋文公，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你看，《诗》成了外交的技巧、艺术。可见当时的《诗》教有多么重要。

  我再强调一遍，当时的《诗》教对象，仅只是王公贵族；但又不可否认，这至少在一小部分人中，形成了较健全的人格。  

  孔夫子的贡献在于，他把仅限于王公贵族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在孔子之前，教育是由官方垄断的，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教育机构，周天子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宫”。当然只招收贵族子弟。孔子“设教闾里”，“闾里”就是现在所说的胡同、里巷，私人办学，“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分贵族还是平民，一样地给予教育。他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十条干肉捆成一束，朱熹解释说“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可见，来学习的绝大多数应该是平民子弟，《史记》记载孔子一生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孔子教他们什么呢？又记载说传授六艺，也就是六种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诗》占头一位。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说，《易》和《春秋》，周人不常学习。朱自清先生进一步说《诗》几乎是唯一常用的文字教材，而且必须学以致用。《论语﹒子路》中有这么几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读了诗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们逆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教给你诗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这说明孔子的《诗》教非常注重《诗》在当时的实际用途。

  而关于《诗》的总体作用，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来概括，在《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就是认为诗具有鼓舞人心、观察世情、团结同道、抒解怨愤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孔子把《诗》教推进到了有意识进行的自觉期。我们可以说《诗》教从萌生到自觉，大约600年。

  孔子以后，《诗》教大兴，当时以《诗》为教的，主要是儒家。后来百家著述中，《荀子》引《诗》最多，开汉代《诗》教的先河。

  在汉之前，我们的民族文化曾遭受过一次酷劫，那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刨个大坑，把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推到里头活埋了。焚书呢，就是除了医药、种树等类之外，把其他的书全都一把火烧光，“诗三百”当然也就一篇不剩。焚书坑儒两年以后，秦始皇死，再过四年，秦王朝就完了。可是能背“诗三百”的学者，到汉初还没死绝，正是通过他们的讽诵（背诵、记录），《诗》才又得以流传。起先，讲《诗》进行《诗》教的有齐、鲁、韩三家，到汉武帝时这三家都立了学官，进行官方的《诗》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诗》开始称《诗经》。后来又出现了赵的毛亨毛苌讲《诗》，未立学官，等于说有点象孔子一样，私人办学，进行民间的《诗》教。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注，学毛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三家诗逐渐消亡，只剩毛诗流行，传到现在。

  赋诗明志，引诗见志，到汉代在贵族社会生活中仍然极普遍，这我们从曹操的《短歌行》中直接引用《诗经》成句就可以看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是《诗经》成句，其实是首情歌，“你那青青的衣领啊，老挂在我心里”，这里却是说求贤不得，所以反复沉吟；后引《小雅·鹿鸣》，其实说的是终于把贤人请来啦，好好招待，给他高待遇。

  我们前面说过，周的《诗》教对象仅只是贵族，孔子和汉儒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无疑这是一种进步，可也没有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孔子鄙视体力劳动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层统治者的好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底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日：“胡为乎泥中？” 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从这两个婢女对话还有曹操的《短歌行》引诗经，我们看出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不管所引的诗或诗句原意是什么。古人引《诗经》常常是这样，这在现代汉语中还有痕迹：“逃之夭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再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孔子还是汉儒，他们解释《诗经》，尤其是解释其中的“国风”，往往是牵强附会，明明是热恋中青年男女互相唱答的情歌，偏偏硬说成什么贤王能臣、后妃之德等等。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今天，一般读者只要去领会其中浓郁鲜活的生活气息，体会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澜就可以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解读，聊备一说，知道曾经有人如此可笑地解释过，不知道也没关系。当然专门研究者还可以去争论，比如最近出来一说，《关雎》就是写后妃的，因为琴瑟钟鼓，尤其是那个钟，不是普通老百姓家里能有的。他们争他们的，等到争出一个明确的公认的结果来，我们一般读者采用也就是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的《诗》教，核心目的是教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现实的功利要求，所以才不惜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是占主导地位。时间从战国到两汉，我们可以称之为先儒的狭义“诗”教期，大约700年。

  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文化思想迅速多元化发展，单从文学创作来说，越来越繁荣，并且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评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它们与前代关于《诗经》的论述相比，有了极大变化，不再象前儒那样一味牵强附会地阐述儒家教义，而注重展现诗歌及诗人的艺术成就，揭示有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诗》教”开始成为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诗教”。

  而诗教内容中大量加入在形式和声调方面如何要求，应该是在唐代把诗赋列入科举考试之后。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风格各异长短不一的诗歌很难判别优劣，所以就限定应试诗的句数字数、平仄格式和和修辞准则等等，并将其命名为“律诗”。那么就有理由推断，从律诗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开始，有关的指导就必然一致而且推广开来，这样考生们才有章可循，考官也才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好象现在试卷ABCD选项一样，计算机一扫就判了，很客观。唐代开始，直到清末，科考都要考格律诗，就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客观标准，当然这种形式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字功力和才华。这样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格律诗的普及发展，教格律，成为诗教新的重要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就是教对对子，这是教写格律诗的第一步。从八世纪以后的一千两百年中，读书人个个学格律写格律，直接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可是科举废除了，格律诗词却仍在知识分子当中风行，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广的读者作者群体，这说明它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是为科举服务的“八股文”却早已销声匿迹，这样的对比，很是耐人寻味。这里顺便说到，今后课程，所举例证多为格律诗词，而且要讲授诗词的写作。

  唐宋以来的诗人词家往往在其创作之余发些有关的议论，最早的可能是白居易的《致元九书》，从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之后，《诗话》、《词话》绵延不绝，直到梁启超、王国维。其中除了艺术性探讨之外，也有不少出于社会文化关怀的论述，对儒家早期狭义的《诗》教思想作了补充、完善，这可以说是后儒们的广义诗教期，其时间长达1700年。

  这1700年的后儒广义诗教，情况当然很复杂，有塑造民族灵魂、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作用方面，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但在维持旧秩序、阻止改良反对革命方面，儒家诗教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面。这一点也应该认清并分析。

  “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诗教中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诗教在继续，只是内容更新了，可以说是力图摆脱儒学糟粕的新诗教时期。白话诗出现，但旧体诗仍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诗教呈现多元化，有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的渗入，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不但没有断绝，甚至在培育新一代精英中，与西方思想奇妙地共同发挥作用。鲁迅、胡适、柳亚子、郭沫若、郁达夫等思想、文化的先锋，徐志摩、艾青等一批优秀的新诗人，个个精通诗道，并且以诗教人，担承了在此激变时期以诗来“兴、观、群、怨”的历史责任，这30年的多元化新诗教，影响之大，不逊儒家诗教前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情况特殊，新诗一统天下，旧体诗除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以外，公开发表的极少。教材中虽有旧体诗，但除大学文科外不再教格律，甚至大学也基本不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教被弱化了。可就在这同时，毛泽东诗词却逐渐大放异彩，似乎成为新时代的“诗经”，随处引用，简直有点象先秦两汉的“赋诗明志”，而且普及程度绝对远远超过于那时的局限，工农兵学商社会各阶层无所不及。从建国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年，是可以说毛泽东诗教时期，极具政治强化特点，毛泽东诗词的革命精神和豪迈境界，影响了中国至少三代人，其效果的显著和深刻，历史上没有一位任何领袖或诗人能与之相比。最典型的例证是“四五”运动，几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朗读数以万计的无名作者的诗，如此壮观，只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而95％以上是旧体诗词，词又几乎全部用的是毛泽东所用过的词牌填写，从中可见毛泽东诗教效果之一斑。其中的多数，不合格律，仅押韵而已，当时的作者读者多不知格律为何物。

  这前后60年的新诗教和毛泽东诗教，最大的特点，是把“诗言志”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有些过分，表现到诗歌创作呢，则是思想内容极度张扬而艺术形式游移不定，旧体弃置可又恋恋不舍，新体迟迟没有定型。

  进入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词客、诗人，或者奔走呼号，或者躬身厉行，从事当代诗教，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目标极为明确，那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及，在科学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现代声象网络技术，为我们的诗教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条件和手段。孔夫子能想象在电化教室用大屏幕投影讲《诗经》吗？白居易能想象把他的《长恨歌》配上朗诵音乐舞蹈放到电视屏幕进入千家万户吗？即使是毛泽东，能想象现在有上千个网站网页粘贴着他的诗词吗？单说网站，目前至少几十个在教授格律，甚至有这样的网站和软件，输进你写的诗词，电脑立刻告诉你哪里出律了。可以说，无论主观、客观，当代诗教都有着前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不取得比前人更高的成就，简直是无天理。当今兴起的诗教，正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安定繁荣的产物，反过来又在促进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更趋活跃。当代诗教，与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崛起复兴正呼应，与一个空前盛世即将来临的步伐正合拍，必将铸就无愧古人超迈前代的辉煌！

  
  

• 兰色流氓兔 (2008-6-13 16:10:53)

  于今香火遍瀛洲------韩愈和他的迁谪诗

   

  这节课，我们从一代文学宗师韩愈一首著名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讲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封朝奏九重天”，指的是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派人从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迎取佛骨到皇宫供奉，顿时引起轰动，“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百姓放弃了正常的生业，有的倾家荡产跑到凤翔，跪地拜迎，甚至有人砍断胳臂，或者在头顶上烧香。对皇帝这样一个造成社会混乱的决定，当时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惟有刑部侍郎韩愈挺身而出，上了一道《论佛骨表》。这篇奏章，写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先说上古和商周之际，贤王圣君年皆百岁，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然而中国未有佛”，“非因事佛而致然也”；然后对比，汉以后佛法传入，可是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更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只有一个“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唐宪宗一看，你这不是咒我吗？勃然大怒，要定韩愈死罪，多亏宰相裴度、大臣崔群等官员求情，总算免掉死罪，但要贬他到离京师七千六百多里外的广东潮州，当时那里一片蛮荒，瘴气瘟疫流行，是少有生还希望的地方，这就是“夕贬潮州路八千”。为了替皇帝除掉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欲为圣明除弊事”，这个皇帝再糊涂昏庸，当朝的大臣也得说他圣明，表中就有“圣明”“神圣英武”， “肯将衰朽惜残年”，怎肯爱惜我衰朽的残年，这个时候韩愈52岁了。韩愈一生坚守儒家正统，反对佞佛，尤其反对以朝廷政令推广佛教，而这次更是为了防止社会混乱，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他才冒死上疏，所以他对非罪远谪虽然愤慨，但丝毫无悔。当他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同行，为了一路护持他南行。“雪拥蓝关马不前”，看来当时的山陕高原大雪封山。“马不前”，出自古乐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立马蓝关，漫天大雪，韩愈此时既有坚信自己没有错，老而弥坚，刚直不屈的气概，又有为付出惨痛代价的悲愤。“云横秦岭家何在”，秦岭指钟南山，回看秦岭，漠漠云横，家在哪里，已经看不见了。唐代政令，贬诏一下，即刻就得登程，不允许告别家眷，家眷随后遣逐出京。韩愈最担心的是小女儿，只有12岁，体弱多病，能经得起恶吏惊吓和旅途劳顿吗？果然，这个孩子离开长安不久，就死在陕西商县的层峰驿，临死父女都不可能见上一面。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 后来韩愈在一篇哭女之作中写道：“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云横雪拥，境界雄阔，大气磅礴，但它背后竟是如此悲惨的故事。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 ：“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活用典故，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 ，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集中表现了韩愈忧国爱民的思想和感情。

  韩愈正月十四启程，至三月二十五到达潮州，共71天，我们算得出来，平均一天要走100多里，（这在唐代是有制度的，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资治通鉴》说自"流贬者多不全矣"，后来放宽了。）如此漫长的迁谪行程,对于古代一个52岁的老人来讲,实在过于沉重和残酷，可是韩愈仍然用诗篇记录抒写了一路上的见闻和感情波澜。行至商洛县东武关，适逢吐蕃囚犯流配南方，诗人吟道：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这里固然有他身不如囚之感，又何尝不是宽慰那些囚徒呢？过泷水,诗人从泷吏之口知道了潮州的险恶:

  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他还没到潮州，就已经开始了解那里百姓的疾苦。果然韩愈一到任，着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长期危害潮州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溪中的鳄鱼。此事，不但有韩愈的一篇《祭鳄鱼文》传世，收入《古文观止》，而且在新旧唐书都有记载，可是我们读起来，有点象神话：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一篇《祭鳄鱼文》当然不可能驱除鳄患，我猜想，还应该有具体措施，只不过史书没记载。我们看到的是，韩愈蒙贬谪之冤，怀丧女之痛，经八千里奔波，于此身心俱惫之时，刚一上任便着手治理民生所系的大事，其积极用事、不惧邪恶的精神，其忘怀个人忧戚得失、以解除百姓疾苦为己任的为官风范，让潮州人民深深记取。从此，民众改“恶溪”为“韩江”。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代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写的一副对联：                     

  辟佛累千言，雪拥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可见潮州人对韩愈驱鳄的感激。

  韩愈在潮州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兴办学校。韩愈本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和儒学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朝廷管理教育的国子博士，深知教育的重要，努力改变当地文教落后的情况，写下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官方文书）》，并慧眼识人，任命“潮州唐宋八贤之一”的赵德为海阳县尉，主持州学，陶范潮风。他还“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潮州请置乡校牒》）。此后，潮州文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好学崇文的风气日盛。更为重要的是，韩愈以自己的文化魅力和捐俸兴学的义举，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治潮者。历任州郡长官，无不以韩愈为师，以兴学为首务，使得潮州英才辈出，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故称文教鼎盛的地方为邹鲁），现在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韩愈在潮仅仅七个月，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却影响了千余年。贬潮，对韩愈而言或许是不幸，但对潮州百姓而言则是大幸。一千年过去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潮州留下的印痕依然清晰深刻，有诗句说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像韩江、韩山，韩祠橡木、昌黎旧治、昌黎小学等等，仅有的一所大学叫韩山师范学院，一处处都在述说着潮人从古到今对韩愈的敬仰。宋时就建在韩江东岸笔架山麓的韩文公祠，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韩愈祠。正殿柱上是清代道光年间惠州知府杨希铨所撰的对联：

  原道开理学渊源，吏部文章，长昭日月；

  辟佛作中流砥柱，孤臣羁旅，独占江山。

  还有一幅流传更广的对联，可惜撰者佚名。：

  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在潮州的历史上，曾经来过南宋的小皇帝，也来过数不清的达官贵人，但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并没有给潮州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唯有韩愈如此深入人心，影响历时愈久愈明显呢？原因应该在于现已看不到的一幅对联里，据说曾悬在祭鳄亭：

  不为一已求安乐；

  唯望众生解倒悬。

  韩愈的这种唯望众生解倒悬的爱民思想是一贯的。他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他“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十二岁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少年韩愈随其兄读书，孔孟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儒家“经世致用”、“解民倒悬”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早早地就扎下了根，而且坚持一生，当代学者冯友兰认为“韩愈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   

  韩愈真正作官很晚，25岁中进士，但在唐代，这只是具备了入选官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博学鸿辞科考试，才能授以官职，他三次考试都没通过，直到36岁才担任了八品职衔的监察御史。可是，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因为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长官京兆尹李实，却为了讨好唐德宗，一味压下谄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天灾加人祸，人民生活困苦万状。韩愈向德宗上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庭减免赋税。可是，德宗皇帝听信他的宠臣李实的谗言，嫌他直言多事，贬到连州任阳山县令（在今广东西北），这是韩愈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挫折。两年后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

  在去江陵的路上，韩愈作有这样两首诗，一首是七言绝句《湘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前两句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自古流传是汨罗，猿愁鱼踊水翻波”，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现在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正好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绿蘋和水藻，屈原投江的遗迹荡然无存；当初贾谊还能投书一哭，今日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这是活用楚辞中关于“渔父”的典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心情。空灵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寓有凄楚哀切之情和激昂跌宕之势，把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手法成功地揉为一体，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另外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是长篇五言古体，可是按近体押韵，洋洋洒洒一百四十句，一韵到底。我们节选两段，一段写到前年关中大旱时灾民的惨状：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韩愈上德宗的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可以和诗对照：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实，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

      另一段，是述说遭贬上路时的情形，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见韩愈贬潮州时也是这样上路的：

  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

  明代蒋之翘说：“此诗详切恳恻，其述饥荒离别二段，亦仿佛工部”；

  清代朱彝尊评这首诗：“近《北征》，其笔力驰骋，亦不相上下”；

  民国程学恂说：“直从《九歌》《九辩》来”。

  为什么说“直从《九歌》《九辩》来”？就是因为韩愈的道德文章，直接继承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这样一种视民如伤的情怀和追求理想坚守道义的情操。

• 兰色流氓兔 (2008-6-13 16:21:08)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

   

   

         上节课，我们讲了韩愈。提到韩愈，就不能不讲柳宗元，因为这两个人共同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永贞革新时，韩愈不在朝中，正被贬连州阳山，没有反对革新的行动，不是保守派，只是在《永贞行》等诗文中把领导这场革新的王叔文、王伾等斥为小人，对革新派纷纷迅速升官，踢开元臣故老一意孤行，表示强烈不满。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私交很好，韩愈诗中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最能说明韩柳的不同政见丝毫没影响他们朋友关系的，是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记述并议论柳宗元欲以柳州调换刘禹锡的贬所播州一段非常感人，以后我们会讲到，另外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一项政绩，正说明他们勤政亲民思想完全一致：

  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这实际上，是柳宗元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局部地部分地实施着“永贞革新”。可惜，柳州刺使任上只做了四年，柳宗元就去世了，年仅47岁。

  柳宗元的祖先，在北魏时就是朝廷大员，入唐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2人，但这个家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中，屡遭挫折，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他的曾祖、祖父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他的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中，柳镇携着一家逃亡到吴地，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在贫困艰难中度过。到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从少年时代就亲尝战乱之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所了解，对社会底层现实有所认识，这对他以后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的建树，当然起着深远的作用。

  贞元九年（793）春，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韩愈比他们早一年中进土，十年后，贞元十九年（803），这三个人同为监察御史（柳宗元官名监察御史里行），这一年柳宗元31岁，刘禹锡32岁，韩愈36岁。他们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民本”思想同样地根深蒂固。而“民本”与“皇权”及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冲突的，尽管从本质上讲“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在几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坚持“民本”思想，要去“解民倒悬”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悲剧角色。韩愈因为《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两年后，刘柳二人因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也同时被贬，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和柳宗元同去的，有他67岁的老母，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是并没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一封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是不是很象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作品，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游记、传记和寓言散文，例如《小石潭记》、《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等。柳宗元存诗140余首，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是较少的一个，但其传世之作的比率，大家中名列前茅。作为诗人，柳宗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论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陶渊明并列。

  我们选读三首，体会一下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

  先看他的《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初到永州，柳宗元就写了这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以笼鹰自喻，抒发了当年参加政治革新时的豪情，以及失败后遭到迫害摧残的悲愤，渴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宏伟抱负。

  前四联写鹰击长空，叱咤风云的雄姿。“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一剪”、“一攫”，所向披靡。“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回顾时激昂”，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突出了苍鹰的刚劲凶猛气宇轩昂。这里的“荆枣”、“狐兔”自然蕴含政治寓意，指环境的复杂和对手的狡猾。柳宗元少年得志，位居显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客书》），“永贞”之际，柳宗元怀着济世救民的志向奋力革新的那种气概，正象这只矫健的苍鹰。可是形势陡变，苍鹰突遭厄运，以“炎风溽暑忽然至”，比喻政局突变，以“羽翼脱落自摧藏”比喻自身受到的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小人当道，处境险恶。结尾两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充分展示了柳宗元的期望和自信。

     金代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有论诗七绝30首，评柳诗的绝句是：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准确指出了柳宗元诗歌感情深沉，弦外有音的特点。

  我们再看他弦外有音的一首七绝，《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这首诗写于永州还是柳州，前人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论，只看它的意境。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这位“骚人”本可以乘着“木兰舟”泛游“碧玉流”，悠哉游哉，怡情悦性，如今却远远地停住，遥望怀念起被贬谪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只有以诗代柬，表达无限深情。而这位被贬谪的友人呢，想要采一朵苹花赠给“骚人”，可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春风无限潇湘意”，可能既有迁谪之意，也有怀友之意；既有曹侍御怀念柳宗元之意，也有柳宗元怀念曹侍御之意；但又迷离朦胧，也可能更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意境。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欲采苹花相赠，尚牵制不能自由，何以为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而未由意”，当代学者霍松林认为，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言外之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这言外之意是什么，任凭读者去想象。这更是清代王渔洋所谓“神韵”的最高境界。

  而柳诗中最具“神韵”的一首，无疑是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一首押入声韵的五言古绝。诗的题目是“江雪”，全诗最后两字结于“江雪”，本身就很奇怪。江，当然不会被雪覆盖，雪下到江里，会化成水，这是常识；那么是不是说江上飘着雪花呢？我们读全诗，毫无雪花飘飞的词语，反倒恰恰是大雪覆盖的意思：为什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正是因为“千山”、“万径”都覆盖着厚厚的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诗人把“江”和“雪”这两个形象紧紧联系到一起，似乎连不存雪的地方都盖满了雪，这就正象沈德潜所评“清峭已绝”，明代顾璘则说这是“绝唱，雪景如在目前”，虽不明写雪飘，但是读者会感到“千山”、“万径”、“孤舟”、“寒江”一律被一片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的大雪所笼罩，水与山一色，江与天一色，一派浑蒙。在这样寥廓空旷浩瀚无垠的背景之前，却是似乎很渺小的一“舟”一“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按这四句的诗意画一幅画，“孤舟蓑笠翁”，占不到画面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然而，这正是国画大写意的特点，也正是这首诗的“神韵”所在。

  在这样严寒冷峻万籁俱寂的环境里，老渔翁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我行我素，处之泰然，他的形体虽然孤独渺小，但是其气度，其风骨，凛然不可侵犯。这样一个被幻化被美化了的渔翁形象，正寄托了柳宗元政治改革失败后虽然处境孤独，但是顽强不屈、凛然无畏、兀傲独立、清竣高洁的人格精神。

  比柳宗元晚一些的郑谷，曾有七言绝句《雪中偶题》：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这也是写江雪中的渔翁，但我们看不出作者的意识和个性，所以苏轼评说是“村学中语”，而对柳宗元《江雪》末尾两句，苏轼高度赞扬：“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这里所谓的“人性”，指诗人的个性情感，诗人的主观意识。“人性有隔也哉?”是反问句，“人性难道还有隔吗？”，答案当然是“无隔”，也就是说柳宗元把自己的个性情感主观意识完全融进了他的诗，融进了这个在漫天大雪孤舟寒江中淡然独钓的渔翁。我们知道，即使是游记和山水散文，柳宗元也不在景物描写之外另作议论抒情，而是把思想情感融汇在山水美的艺术境界中，但这些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作者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具体到《江雪》所描绘的境界，在自然界找不到，它只存在于柳宗元的想象，存在于古往今来所有与之神交的心灵。

  与《江雪》约略同时，有大家熟知的张志和《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用古人评诗的语言，这叫做造境，选择的是春暖花开之际，透露的是“烟波钓叟”的怡然恬淡闲适自在。柳宗元与张志和不同，他是个力图建成理想社会的政治家，立足充满矛盾斗争的土壤，而又新遭惨痛的失败，所以，他遣境深冬严寒，达意绝非纵情山水，而是托景言志，塑造一种严正清苦遗世独立的精神。

  我们选读的柳宗元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古体，第二首是近体，第三首是界于古体近体之间的古绝，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苏轼所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真是恰如其分，这是从总体来说，无论古体近体都体现了“贵乎枯淡”的艺术风格。但毕竟古近又有所不同，当代学人梁鉴江说：“柳宗元的古体诗和近体诗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古体工简幽丽，风格更接近谢灵运；近体疏爽摇曳，完全是盛唐继响。”这样具体细微的区别，我不再多分析，观众自可去玩味体会。我这里只请观众朋友细细体会，这首界于古体近体之间的古绝，是不是兼具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既工简幽丽，又是盛唐继响？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是说他的辞赋作品，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我们说柳宗元继承屈原精神之处，不止在他的“九赋”和“十骚”，也在于他的全部诗文作品。他的散文，有很多直接描写人民的苦难，表达出一种高尚的人道情怀；他的诗歌，虽较少对民瘼的咏叹，更多侧重自我内心苦闷和意志的寄托，正因为其苦闷在于欲清明政治而不得，欲救民水火而无力，其意志在于不屈不挠的追求，身处绝逆之境也不改初衷，所以可以说与《离骚》一脉相承。

   

   

• 兰色流氓兔 (2008-6-13 16:22:48)

  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和竹枝词

   

  提起刘禹锡，很多人立刻会想到他的竹枝词，最有名的当然是：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种利用谐音、充满民歌风情的诗，身居高位的人写不出来，不去接近下层劳动人民，不去吸取民歌俚曲的养分，也写不出来。而象这样民歌色彩浓郁情绪健康活泼读来朗朗上口的乐府小章，刘禹锡留给我们几十首。其中有十一首竹枝词。我们再选两首：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从来诗中都是用花比喻女子，刘禹锡却借鉴民歌用花比喻男子，说男人的心意象花红易衰那样容易变，别开生面，另有一番风味。另外象“红花”、“花红”回文，也是民歌常用的手法，更特别的，象“郎”、“侬”这样的口语词汇引进诗中，在别的诗人那里绝少见到。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猿的叫声很凄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是真正让人愁断肠的，并不是由这个声音而来。很明显，原生态的民歌不会这样凝练集中，这样另含深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刘禹锡在学习民歌基础上的升华创造。

      以哪里的民歌为基础呢？就是现在的四川湖南一带，古时称巴楚，那里的巴人，就是现在土家等少数民族的先辈，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有一种歌，边唱边舞，有领有和，这种歌舞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宋朝有个诗人，叫孙光宪，他所作的竹枝词中，有这么一首：

  　　    门前春水(竹枝)白频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撒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巴人歌舞的影子。每句第四个字后衬以“竹枝”，每句句末衬以“女儿”。但是这两个衬词的确切意义，并不是现代汉语词义。有学者考证，这两个衬词只是代表唱竹枝时群相随和声音，但记的什么音已经不知道了。反正不是每唱一句都来个“小姑娘”。而且古代巴人歌舞肯定不叫竹枝词，叫什么无从知道了。竹枝词，是后来文人学习仿照巴人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的名字。竹枝词的得名，就缘于巴人歌第一个衬词。

  刘禹锡是不是第一个学习民歌创造出来文人竹枝词呢？倒也不是。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权威的乐府诗总集，是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其中记载着最早的一首竹枝词：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谁写的呢？是中唐前期的诗人顾况。

  顾况之后，白居易写了四首竹枝词，是他48岁在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时写的。我们先看其中的第一首和第四首：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谙鸟一时啼。

  江畔何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指的是元稹。说明元稹也写过竹枝词。元稹留下的诗作近200首，可是其中没有竹枝词，他的竹枝词没流传。

  在刘禹锡之前，我们现在从文献记载能查到的竹枝词，只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共五首。

  刘禹锡的《竹枝词》有十一首，是他被贬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时创作的。我们前边引的三首就在这十一首之中。

      我们从这十六首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竹枝词是直接学习模仿民歌而创作的，由此派生出三大特点：第一，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第二，百姓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第三，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三大特点，后来的竹枝词，从唐宋到明清一直到现在，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而且越来越发扬光大。

  我们先说第三条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个最容易看出来。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四句都是平起，明显不是绝句。他的十一首竹枝，除了“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之外，其他十首如果按绝句要求，全都不合格律。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竹枝，人多作拗体”。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成为它与七绝诗体的重要区别之一。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有广大的写作队伍，而且最受老百姓的欢迎。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遍于全国各地，无论是通衢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甚至达于海外，作品至少有十几万首。

  前两条，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我们结合起来说。竹枝词从巴山蜀水三峡发源，这十六首中，“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都是那一带特有的地域风貌。而“山桃红花满上头”、“巴人夜唱竹枝后”，都是那一带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唱的简直就是不分时代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青年男女的感情波澜，生活气息浓郁醇厚得令人陶醉。

  我们再看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我们比较一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很美，美在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而“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是另一种美，美就美在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仙境，它明明白白就在我们的身边。山坡上是一层层桃花李花，山头白云缭绕处是冒着炊烟的人家，多么温馨，多么现实。“银钏金钗来负水”，女人们下山来背水，男人们呢？“长刀短笠去烧畬”，什么叫“烧畬”？播种前把田地里的荒草荆棘烧掉，这就是刀耕火种。除了刘禹锡的《竹枝词》之外，还有哪个诗人哪首诗歌把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巴人的劳动生活描绘得这么生动这么亲切？还有一点必须提到，这个“畬”字，现代汉语中有两个音，一个是shē，意思就是刚才那个烧畬，另一音yú，意思是开垦后两三年的田地。专家们论过，可以用“平水韵”来分析唐人作诗的用韵，我们在“平水韵”中一查，这个“畬”字只在上平六鱼，说明在诗韵中它的读音是yú，那么刘禹锡如果是按诗韵来写的这首《竹枝词》的话，就得这么读：“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yu）”，象话吗？这说明刘禹锡没按诗韵写，按的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口语读音来写的这首《竹枝词》。我猜测，那个口语读音应该与“花”、“家”同韵。把老百姓的日常口语都写进诗里，生活气息能不浓吗？

  我们刚才说过，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诗人们都有意识地学习刘禹锡，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形成浓厚的乡土韵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这么一首老北京竹枝词：

  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板拣样挑”。
        后两句就是小贩的叫卖词，“捎家走”，“拣样挑”，就是老北京、河北地区的土话。“叫卖出奇声彻霄”，老北京的小贩就是这么吆喝，只有这样出奇的高声，才能打进深宅大院，让那些住在紧里院的太太小姐们听见，打发丫头出来买他的东西。

  象这样抓住地方风物特点的竹枝词，我们再举一首晚清广州的：

  蕉叶青青蕉子黄，晓妆茉莉鬓边香。双趺如雪满街走，黑辫红绳未嫁娘。

  诗后有注：“粤俗，未嫁女虽二十余，皆辫，不梳头。” 趺，脚背。“双趺如雪满街走”， 说明什么？那个时候广州的女孩是天足，北方内地裹脚的陋习还在延续。

  象这样的竹枝词，根本用不着分析，只要一读，浓烈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时代风貌跃然纸上。我们读一首当代作者写的《山村竹枝词》：

  柏油路入苇塘西，烟柳拂堤月影迷。如此星辰如此夜，阿哥教妹驾轻骑。

  还用分析吗？

  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诗坛的十几万首竹枝词，形成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作为艺术，它们扎根生存的土壤，自然是诗人们各自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而如果我们追根寻源，找它们传承的源头，能找到谁呢？顾况白居易吗？虽然他们的竹枝词更早一些，但不是后世竹枝词作者宗法的典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看白居易的一首：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就艺术水平来讲，当然很高，它的音律符合竹枝词的特点，“蛮儿巴女齐声唱”，也确实是当时三峡一带的风土人情，可是“愁杀江楼病使君”，这还是一个士大夫的愁啊，与一般七绝所表达的情感有什么区别呢？与蛮儿巴女们的喜怒哀乐有什么关系呢？文人味太浓，几乎没有了民歌的影子。而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篇篇写的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情感。“志土风而详习尚”，几乎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歌的优良传统，又完全剔尽了其中的粗鄙，代之以文人的精细和优雅，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水乳交融。

  为什么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他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他自己说：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

  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竹枝词序》

  目的就是留给人们传唱，这就是要以诗教化当地百姓。所以在民间流传很广，《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刘禹锡独特的经历和性格。这点，我们稍详细讲。

  刘禹锡几次被贬，前后共达23年。占满了他整个青壮年时期。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是宪宗皇帝上台，连年号还没来得及改，就把他爸爸（当了不到一年皇帝的顺宗）重用的搞永贞革新的一批官员全部降职赶到边远地区做州司馬，这是唐史中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八司馬里面有两个大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州司马是什么官？台湾《国语词典》解释：“唐朝每州置州司马一人，多以贬斥官员任之，徒具虚衔而无实际职掌。”州司马这个官很小，不到七品。他们一贬就是十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写下近两百篇诗文。

  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学习民歌，作有《采菱行》五首：我们选两首看看：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这是他刚刚开始学习模仿民歌进行创作，看得出没有前边引的《竹枝词》纯熟自然。刚才说了那是他被贬在夔州时创作的。贬夔州，是刘禹锡第三次被贬了。

  那么第二次被贬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有意思。第一次不是贬了十年嘛，好容易调回长安了，可刘禹锡回来一看，朝中很多新提拔起来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家伙，心里挺别扭，于是和朋友跑去玄都观赏桃花，并且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嘲笑满朝新贵，你们这帮子啊，都是我离开长安以后提拔起来的！刘禹锡当时已经很有诗名了，这首诗很快在长安上层传开，那些新贵能高兴吗？就跟皇帝说坏话，宪宗皇帝本来就讨厌搞永贞革新的官员，这回更生气了，贬了你们十年，还不老实，都给我滚得更远点！刘禹锡，去播州！播州在哪儿？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这个时候刘禹锡已经44岁，更难的，是刘禹锡还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了，跟着刘禹锡一起，恐怕走不到播州就得折腾死。后来，大臣裴度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到广东连州任刺史。2月回来，3月就又轰走了，在长安满打满算一个月。

  刘禹锡到了连州，在任六年，继续借鉴民歌写诗，同样也是以诗教教化当地的百姓。连州土著有瑶族，刘禹锡就把瑶族的风俗人情写进自己的诗歌：

  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

  留到今天，这些就成了非常珍贵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原始资料。

  连州原来文教不兴，刘禹锡就积极兴办学校。就在他的栽培下，连州出了当地第一个进士。因为刘禹锡那时名声已经很大，浙江位叫曹璩的士子，千里迢迢跑来拜访求学，留在连州苦读一年，返乡时，刘禹锡写诗送别，最后两句“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

  赞扬连州的山峰景色太美了，画都画不出来。连州百姓很为此自豪，后来还专门建了座“画不如楼”。

  刘禹锡最末一次贬谪重回长安后，又去游玄都观，还写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向着那些打击他的权贵们傲然宣布：“前度刘郎今又来”，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苏轼不到40岁就自称“老夫”，刘禹锡这时候57了，仍然自称“刘郎”，我们都知道苏轼豁达，现在看来，刘禹锡至少不比他差。就在这以后，他吟出了一首更为著名千古流传的佳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居易评这首七律说：“神妙，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

  唐代在中央政府做官的，个个怕贬官，一说迁谪，吓得要死，这一点不夸张，《旧唐书》记载，永贞时的宰相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都不敢看。诗仙李白，多狂傲，一旦流放夜郎，唱的却是“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也曾先后被贬谪的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跟侄孙子交代后事了；一个更不象话，见着个原来也曾在长安住过的妓女就哭了个一塌糊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可是刘禹锡呢，他去欣赏去赞美山川风景，去参与去歌咏丰富多彩的各族百姓生活，真是难能可贵的豁达乐观。白居易称赞他是“诗豪”，恰如其分。甚至到了晚年，虽然是闲废多病，但他的诗句仍然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说，刘禹锡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他的“诗豪”本色。

• 兰色流氓兔 (2008-6-13 16:24:33)

  回首苍梧云正愁------谈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中国历代的诗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然而获得“诗圣”这一称号的唯唐朝杜甫一人。探讨一下杜甫何独以为“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这位“诗圣”境况又确实有点象孔圣人，生前名气并不是很大，甚至有时候相当潦倒狼狈，死后却名声越来越响，地位越来越高。在古代诗人之中，生前死后境遇反差如此之大的，也并不多。探讨一下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节课，我们先谈杜甫生前为什么没名气。从表面来看，唐朝时候诗歌的传播途径，有三条，歌妓演唱、题壁和行卷。前两条好懂，所谓行卷得解释一下，就是把诗文呈献给当世的文坛领袖人物，通过他们去宣传，而对于杜甫来说，这三条途径，有的他不愿意走，有的走不通，所以在杜甫生前他的诗知道的人并不多，不象与他同时的李白、王维，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如果展开讲，这个得一节课，咱们这个系列讲座，时间有限，这些就不讲了，好在也只是表面原因，略去问题不大，我们直接探讨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从杜甫困居长安时期的一首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讲起，慈恩寺塔就是现在西安市南边的大雁塔，唐朝时这里是在长安城中。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我们先作艺术欣赏。

  高塔耸入苍天，周围狂风不止。我不是旷达之士的胸怀，登到这高处心中翻腾起种种忧愁。这里我们作一个比较，杜甫在29岁时候写下了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望岳》：

  宗夫如岱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到了泰山脚下，可是并没登上去，所以题作“望岳”，没登上去，但那气魄比登上去还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现在诗人登上了长安城内最高的建筑，心里反倒翻起种种忧愁，为什么呢？杜甫此时41岁，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六七年，是不是为自己的境遇而愁呢？我们往下看。象教，就是佛教，释迦牟尼离世，诸大弟子想慕不已，刻木为佛，以形象教人，所以又称佛教为象教，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吗，法象庄严；追冥搜，在高远幽深中探索，不仅指登塔，而且暗示着冥思苦想，由于塔是佛教力量的象征，所以登塔也就代表着一种求索，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又是一个问题，继续往下看。“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形容登塔的过程，阶梯狭窄、曲折、幽深，向上攀登，就好像从龙蛇的洞穴中穿过，在幽暗中，绕过一道道支撑的柱子，才到了塔顶。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听到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白天看不到北斗，这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神话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地上的水向东流天上的水向西流，可我们知道银河是星系，无水可流，这也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突出塔之高。诗人还看到“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这又是神话，羲和鞭赶着六条龙驾的车子，载着太阳在天上每天从东到西走一趟，少昊是主管秋天的神，在这就很巧妙地点明了登塔的时间是秋天，这两个神话人物当然不可能看到，还是想象之词，更突出塔之高。谁说杜诗不浪漫，你看这一片神话世界，跟李白的诗有什么两样？从塔顶往下看，秦岭像被切成许多碎片，泾河渭水都看不见了，模模糊糊一大片，哪里是皇州啊？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我们再作一个比较：中唐章八元有《题慈恩寺塔》，看来是题壁诗：

  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但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

  诗中描写登塔的情形很切近，明确可感，但在这一雄伟的建筑面前，抒情主人的形象畸畸琐琐，他想形容塔之高，可是笔力疲弱，所取意象凡近，缺乏相应的胸襟和气魄，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此乞儿口中语也”。

  我们接着看杜甫的诗。下面四句仍然是神话，回头呼叫虞舜，舜所葬身的苍梧一片愁云；周穆王在瑶池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最后四句写眼前的实景，黄鹄飞个不停，哀叫着投向何处？你看那些追随太阳的大雁，各自都有谋取稻粱的打算。什么含义呢？从头到尾我们没看到诗人为自己的困居境遇而愁啊？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似乎也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实，忧愁什么冥思什么，已经深深地蕴涵在杜甫的这首诗中了。  

  这首诗的题目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都是谁呢？有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四人，前两位是盛唐的诗坛俊杰，后二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和杜甫一样都登塔赋诗，题目大同小异，看来这是约好的一次诗会，可谓中国诗史上一次颇有意思的同题诗竞赛，时间是在唐玄宗天宝11年秋。薛据诗失传了，其余三位的也还都留存着。后人评判最差的是储光羲，“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逶迤，群山小参差”，这简直有点象章八元的句子了，“乞儿口中语”，可这位储光羲绝不是乞儿，五个人中他的官位最高，监察御史，这年47岁，早在26年以前就中了进士，他的诗最后说“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也只是说自己居高思危，确实艺术性思想性都不是很高。比较起来今天人们最熟悉的，是岑参那首，“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会背诵这几句的可能比会背杜甫那首的人还多，写景之语确实出众，塔的高峙和登临的感受，读者能比较容易地感受到，但最后落到登塔的感悟是“誓将挂冠去”，这五个字，我看有点做作，岑参30岁进士及第，35岁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登塔之前的一年，回到长安，就是要谋求仕途的发展，果然两年后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登塔正在他两次出塞之间，这年他38岁，说什么“誓将挂冠去”，你信吗？高适这年 51岁，三年前应举中第，授封丘县尉，登塔的时候，他是刚刚辞官回京，为什么辞官呢？因为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登塔之后就入了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为掌书记，他在登塔诗中抒发的是这样的感叹，“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意思是说我在这盛世啊，真惭愧比不上乱世的阮籍，他是不愿意替当局效力，周密布防不当官，我呢是当了官想效力却没有效力的因由，只能在这塔上纵情游览，输效就是报效，斯和焉都是代词这里，前两句是反用阮籍的典故，阮籍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末期朝局十分险恶，阮籍千方百计地躲避政治斗争的旋涡，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竟然大醉60天，昏迷不醒，这事终于没成，这个典故反用得倒是很巧，但含义也不过就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如此而已。我把这三首掰开揉碎地分析，就是为了和杜诗对比，把这三首的意思弄明白了，再去体会杜诗，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同时同题所作的几首当中，杜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其他三首望尘莫及，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广而言之，唐诗中写到大雁塔的有近百首，其中不乏好作品，如果我们拿音乐作比喻，不过是丝竹小调，而杜甫的这首则是大吕黄钟。当然，高适岑参绝对是唐诗大家，他们边塞诗歌的艺术成就，空前绝后，没人能比，但是这两人与杜甫，不在一个重量级。甚至你会产生一种错觉，明明是同一天登上了这座塔的人，似乎不在同一个时代，从而你也就清楚了杜甫生前诗歌不得流传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现在来看看杜甫“登兹翻百忧”，登上大雁塔忧的到底是什么。“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真实在哪？真实在杜甫的忧思想象世界，真实在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仅仅三年之后，盛极一时的大唐江山就真的成了碎片，安禄山反了，一乱就是八年。其实安禄山要反，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几乎与杜甫登塔同时，李白登上黄金台放声痛哭，为什么？他是到幽州习骑射，亲眼看出了安禄山的反迹，朝中一些大臣也不断向玄宗皇帝奏报安禄山要反，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安禄山本人看出来的，而杜甫没见过安禄山，也没到过渔阳范阳一带地区，他是从朝政的极端腐败从社会的严重隐患预感到大乱将至。而且大乱会对当时社会造成何种惨烈程度的破坏，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杜甫那样预见如此的清晰：“焉能辨皇州”，皇帝仓皇出逃，都城长安一片废墟，“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官员东奔西走不知所归，老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杜甫甚至预见到大乱一起，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各派政治势力勾心斗角各有所图，将使动荡迁延时日不能迅速平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听到这儿，肯定有不少观众会说，你分析得也太牵强附会了吧？杜甫有那么清楚的预见吗？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你说得非常对。第一，我的分析确实“牵强附会”。可问题在于，杜甫同时代数不清的诗人数不清的诗，想要找来一首也这么“牵强附会”一番，还找不到呢，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杜甫确实没有那么清楚的预见，他要真是预见到了安史之乱，就不会在此前一年献什么“三大礼赋”，而会上一道明说大乱将至痛陈惨象将生的万言书，但是，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杜甫是文学家，是诗人，他所具备的不是政治家的远见，而是艺术家的敏感。我有言在先，这是“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什么叫“莫名”，“莫名”就是说不清楚。杜甫以他特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描绘“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景象，发出“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的叹息，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竟然成了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变故的图谶和警报，而且竟然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出奇地榫卯相叩。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可能清楚？他同时代的芸芸众生又怎么可能理解他的诗？杜甫的社会与时代触觉极其敏感，艺术审美追求超前，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读不懂他的诗，茫茫然不知所云，所以杜甫诗歌在当时得不到本应得到的倾听与呼应，这是杜甫的悲剧，更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剧。客观地说，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艺术史当中，这样的悲剧太少了，仅有限的几个，因为，以逻辑思维超越所处的时代，绝无可能，凡是这样宣传的都是骗人，而形象思维超前，超越同时代的人们，有可能，但其可能性也太小太小了，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