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高位房价”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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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04-25 12: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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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房价是由地价；建材；工资和利润组成的。
“住房私有化”既是自古以来解放之前中国的“国情”，也是开放之后出现的“新鲜事物”。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者把中国人民的土地“卖”给中国人民，作为一笔形成“英国皇冠明珠”的高额收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政府”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中国人民以致贫困人口无法得到住房，却是一件怪事。
有人说，这是“控制土地流失”的一件“举错”。
然而，我们既然可以用“打土豪分田地”无偿的将土地“分”给人民，也能以“土地国有化好”无偿的收回土地成为“土地国有化”，难道政府真的除去“买卖土地控制土地流失”就无法用其他的“举错”“无偿的提供”给“穷人居住”的土地吗？
有人说：这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国家建设需要。
然而，“税收”的来源在于社会生产的“增值”，没有社会生产的“增值”，就没有税收。
社会生产的前提，却是“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
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只有“乐业”，才能“增值”，只有“增值”，才有“税收”。
“高价出售土地”以致不能“安居”，是为“饮鸠止渴”“釜底抽薪”之计。
作为“殖民者”的异族，只本民族的利益，用被殖民人民的血汗来增加自己“皇冠上的明珠”是不难理解的事，然而“本是同根”相煎何急？
其实，住房问题，说到头来，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
农业劳动，是个体根据当地自然条件进行生产的劳动方式，工业劳动，是一种集中生产商品的劳动方式，因此，当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时候，农业分散的居住环境就会变成工业高度集中的居住要求。这种要求就会形成城镇建设的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对于资本的运用者而言，这就是利用社会需要追求利润的“商机”，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就是面临“土地使用转型”的“危机”，在这种社会自发“转型”的过程中，因为减少开发土地的成本，资本的利用者，就会侵占耕地，破坏农业劳动方式的生产资料，使之变成自己“利润”的一部分。
这种个人“追求超额利润”的行为，既剥夺了农业生产资料破坏了农业生产的社会生产力，又因为建设的是商品性质的居住用房和消费用房而不是工业生产的工厂，因此，并没有形成工业生产力。所以，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处理不当就形成了一种失去两种生产力的“危机”。
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看，当某些个人利用社会劳动方式转型的需要谋求自己超额利润的时候，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不但不能利用无偿得来的土地成为追求利润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能推波助澜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成为“制定追求利润游戏规则”的主导者。
在自然转化的过程中，只有在建立了工业生产方式之后，分散的农业生活方式才能转变为集中居住进行生产活动的工业生活方式，工业劳动者才能以自己的劳动所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必然会受到盲目追求工业利润者的损害，而形成“残酷剥削”贫富差异对立的历史时期。
面对这种劳动方式转型的客观需要，对于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而言，不但不能成为这种盲目自发转变的推波助澜者，而且必须限制农业生产资料耕地的“非生产”转移，限制农业生产资料变成少数人的生活资料，必须在确保原有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建立和形成工业劳动方式必要的生产手段―――工厂，在工业手段形成的就业过程中，由政府无偿提供从分散居住适应个体生产的需要转变为集中商品生产需要的土地条件，限制个人利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牟取暴利的行为，逐渐完成包括改变将社会劳动力固定在某一土地自然环境内适应土地劳动需要的“农业户籍制度”，为社会生产结构和社会劳动力重新适应工业社会劳动力集中生产需要的工业城市生活方式提供引导。
毫无疑问，在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客观需要的面前，原来分散居住的农业劳动力，为了生存必定要改变自己适应旧有土地劳动形成的生活方式，重新适应工业劳动必须集中生产的需要，源源不断的“进城打工”，把自己原有适应农业生产的分散居住的生活方式，改变为适应工业生产需要的集中居住的工业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客观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房价”是不会因为某种主观“宏观调控”更不会因为政府参加土地买卖牟取利益的推波助澜而进入“拐点”的。
当然，即使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社会转型也会完成，只不过会付出更大的历史代价和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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