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太宗的诗歌具有独特的政治见识与深刻的历史现实意识。它表现为对儒家传统典籍的研习与尊崇;对国家政治策略、历代君主失败教训的反省与自我劝勉;对儒家崇高政治理想的向往。太宗政教诗的形成除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之外,还与他的文学思想有关。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政治家之一。
他武德九年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太宗在政事之余,也“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十首·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是初唐文坛首屈一指的帝王文学家。
本文想通过对太宗政教诗的阐述来剖析这位帝王诗人的政治品格及其诗作的文化渊源。
一
《全唐诗》录存太宗诗六十八题,共九十八首,《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又补入十首。在这百余首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诗作对儒家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规范极尽推崇、赞颂,并在政治实践体验的基础上,对唐帝国
的命运作了深入的理性反思,它一方面是诗人自己政治道德思想的表白,另一方面亦是在自觉地对社会民众进行政治教化。
历代帝王诗中,当然不乏此类政教诗,但多属曲终奏雅劝百讽一之作。太宗的政教诗则不然,这些诗是李世民文治武功业绩较为全面集中的写照,具有一个杰出帝王所特有的政治识见与深刻的历史现实意识。
从太宗诗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儒家传统经籍的极力尊崇和刻苦研读:“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仍淹留,欹案观故典。”(《帝京篇》之二)这种对儒家典籍如饥似渴的研习当然反映了大一统王朝对德服天下,收束人心之大一统社会政治哲学的现实需求。它不同于把儒家典籍仅仅当作点缀风雅的应景之作,其描绘的重点在于帝王废寝忘食对儒家经典百读不厌的具体生动场景。
诚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太宗读书生活的实录:“披览忘倦,每达宵分。”(《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子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中。”(《贞观政要·论悔过第二十四》)“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废书钦叹!”等等。
然而,临灯披读,韦编再续所极力表现的更是垂范天下的姿态,即以自身对儒家典籍的膜拜来推动新兴王朝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以期确立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地位。早在秦王府时期,世民即“锐情经术,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全唐诗》卷一)既即位“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故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等人既是当世的大儒,又是辅弼朝纲的军政重臣,所以这些学士文儒就是当时推行和确立儒家正统思想的主导力量。
贞观二年,太宗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尊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收天下儒士,他本人还数幸国学。“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儒学之兴,古
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崇儒学》二十七)贞观四年,太宗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并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熟习,诏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可见在太宗的推重之下儒学之盛。
如果我们对上述政教诗联系史实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太宗不只以皇权来强制推行儒学,更从主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强调后天学习之重要:“夫人
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2](《贞观政要·崇儒学》二十七)并由此确立他的人才选拔观念:“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
……。”(《贞观政要·崇儒学》二十七)
太宗这种学而后成其美的人才观可以追溯到荀子那里,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君子知夫不会不粹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荀子·劝学》)这样太宗对儒学的推重倡导就建立在外部社会强制力量与内在人性发展需求相统一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一观念有利于破除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确立科举制度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将儒学教育提升到人性全面发展的水平来看待,使太宗这类政教诗在表现新兴王朝进取精神的同时,获得了深刻的人格本体意义。
太宗常言:“朕每闲居静zuò,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贞观政要·求谏第四)“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这种以民生社稷为本的治国思想固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而对亲身经历隋代丧乱的李世民而言,他的君道原则无疑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历史背景:“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征求不已……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也正因此,太宗的政教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循躬励己的现实危机感常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粤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怀柔八荒定,指麾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赋尚书》)“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
康。”(《执契静三边》)所有这些也恰恰展示了一代新兴王朝在那个历史时期所可能具备的较高的自身精神,同时也是唐太宗君臣具体政治实践的生动写照:“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帝京篇》之十)“庶几保贞国,虚已厉求贤。”(《春日玄武门宴君臣》)
太宗还有一系列表现儒家崇高政治理想的咏怀言志诗。这类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全归为政教诗,我们仅撷取与儒家教化思想有联系的几首诗作简要的论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帝京篇》之十)“戢戈耀七德,升
文辉九功。”(《执契静三边》)“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幸武功庆善宫》)“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元日》)文治武功,抚远怀近,德披天下,无为而王,这是最为传统甚至带有理想色彩的儒家社会政治理想,即以政教、隆高、文理去达到君王天下的终极目的。
毫无疑问,太宗这类政教诗的政治境界正是在儒家文化经典的深厚基础上生成的。如“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荀子·君道》)“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王霸》)又所谓“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荀子·强国》)
太宗与荀子虽相距千年,但对社会政治理想的阐述犹如神交,在荀子时代许多还是空想的思想在唐代已成为现实,因此勿宁说,太宗这部分政教诗也是对大唐王朝的热情期望与赞颂。
那么,作为一位创造了“庶几成康,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末之有也。”(《全唐诗》卷一)业绩的杰出帝王,太宗政教诗同唐代其它帝王政教诗相比有何不同呢?《全唐诗》存录高宗、中宗、玄宗、德宗、文宗、宣帝等帝王诗,绝大多数是应制宴游之作,仅有少数政教诗,也以歌颂升平景象,赞美朝纲整肃君王教化有方居多,偶而点缀一些儒家典籍词句,与通篇内容比,反而更苍白无力。如:“皇道颇敷陈,恭己每从俭……戒兹游衍乐,书以示群臣。”(德宗《三日书怀因示百僚》)“至乐非外奖,浃欢同中诚。庶敦朝野意,永使风化淳。”(德宗《九月十八日赐百僚追赏因书所怀》)这当然是劝戒的警语,但过于浓重的宴集酬答色彩大大削弱了道德说教的力量,也遮蔽了作者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的感情。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感受真挚的作品,如:“长怀经伦日,叹息履庭隅。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玄宗《过晋阳宫》)与太宗诗极相似,但毕竟是少数。因此就政教诗的创作而言,无论是诗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思考的问题之深,蕴含感情之真,创作数量之多都是有唐其他帝王无法比拟的,太宗政教诗较全面地揭示出他作为政治家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人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