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十大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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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猫 (2008-6-16 00:03:46)

  （二）流浪者三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为了寻找故乡，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三毛找遍了全世界。

  短暂的一生中，三毛向来不觉得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将心固定下来的地方，她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不过三毛有这样一句话：“人生苦短，不喜平淡。” 

  的确，三毛是过得极不平淡，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她逃学、苦恋、远走高飞、遁入沙漠。。。。。。以及最后自断生命，她大喜大悲、有泪有笑。
  三毛
        [名字的来历] 
        1943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重庆， 浙江省定海县人，本名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 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 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父亲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三岁。后来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凌晨逝世。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肄业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加纳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一九八一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一九八四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共有二十四种。

         三毛英文名叫ECHO，三毛本是笔名，从三毛的《闹学记》序中只提及“三毛”二字中暗藏一个易经的卦。但又是什么玄机，就不得而知了。但三毛本人又曾说过：起初起此名，是因为喜欢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后拜为干爹）；另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写的东西很一般，只值三毛钱。

  
  三毛简历
  三毛于1943年3月26日（农历2月21日）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时期的三毛就表现对书本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期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次坚实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1964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均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在三年之间，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经验和语文进修上有很大助益。

  1970年回国，受张其均先生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开，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6年的荷西重逢。

  1973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华，并受当时《联合报》主编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

  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

  1979年9月30日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事件丧生，回到台湾。

  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同年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1989后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诚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了确夙愿。

  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

  三毛作品欣赏:  《逃学为读书》、《孤独的长跑者》、哭泣的骆驼、背影、稻草人手记、送你一匹马

         台湾女作家三毛已去世多年，可是她的确切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近日，一本名为《三毛死于谋杀》的图书纷纷出现在上海各家书店中。但其中对三毛的很多事都进行质疑，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用三毛助自己出名的动机。

         三毛一生“流浪”过54个国家。1991年1月2日，她因子宫内膜肥厚，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3日开刀完成手术。4日清晨，医院清洁女工进入7楼妇产科单人特等病房，打扫浴室的时候，看见坐厕旁点滴架的吊钩上，悬挂着三毛被尼龙丝袜吊颈的身体。她身着白底红花睡衣，现场没有任何遗书。

         法医推断三毛死亡的时间是凌晨2时。第二天，台湾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三毛的死讯，香港80余家报纸也对此作了详细报道。然而事隔不到半年，就有各界人士对三毛的死因提出疑问，认为警方的现场勘察太匆忙、“因病厌世、自缢身亡”的结论太武断，会不会有真正的凶犯逃脱法网三毛崇敬爱情。1973年，三毛与西班牙美男子荷西在撒哈拉结婚，1979年荷西在北非潜水时丧生，三毛哭得死去活来，从此生活在对荷西的思念中。

         三毛热爱祖国。她很早就提出“两岸不能再分离了”。1985年，她在一个几千人参加的演讲会上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她是在台湾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公开唱出来的人。唱后台下一片肃静，许多人替她担心。

          三毛对大陆文化名人张乐平、姚雪垠、贾平凹、王洛宾等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1989年，三毛到上海与画家张乐平相见，认画家为“爸爸”。她用上海话告诉画家：“我3岁多就离开了上海，那时我刚懂事，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那个到处流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对我影响可大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他乡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取笔名用了‘三毛’这个名字。”

         三毛写过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这首歌在台湾被禁唱了十几年，因为当局认为歌词中“远方”指的就是中国大陆。1990年12月，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参加台湾金马奖角逐，夺取8项大奖，却没有三毛的最佳原著编剧奖。《滚滚红尘》引起台湾某些当权者的愤怒：“刻意歌颂中共、肆意攻击政府、丑化国军……”有人认为，三毛有可能因此成为政治牺牲品。

         书中把对三毛死因的各种猜测，比如绝症无望说、孤单寂寞说、为情所困说、江郎才尽说及自杀情结说等，都一一予以驳斥。书中还引用了10位著名人士对三毛的谈论，认为三毛死得怪异、突然，她没有理由自裁。把三毛的死解释成自杀是对她的不公平，甚至是对她人格的污辱。

  三毛作品文章 　　 《娃娃新娘》、《妈妈的一封信》、《悬壶济世》、《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手成家》、《蓦然回首》　　　　　　　　　
  　　　　 《梦里不知身是客》、《三毛——异乡的赌徒》、 《衣带渐宽终不悔》、《学期作业报告》、《紫衣》、
                  《哑奴》、《往事如烟》、《不觉碧山暮但闻万壑松》、《青鸟不到的地方》、《背影》 、《夏日烟愁》
               　《读三毛的'倾城'》、《爱和信任》、《亲不亲，故乡人》、《浪迹天涯话买卖》、《少年愁》、《长歌杨柳青青》　                《教书不是塔》、《写作不难》、《似曾相识燕归来》、《卖花女》、《翻船人看黄鹤楼》、《极乐鸟》　　　                《芳邻》、《随风而去》、《西风不识相》、《三毛：生命的绝唱》、 《关于三毛》、《三毛的通灵传奇》　　
  　　　
  文集 　　
  《倾城》、《温柔的夜》、《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送你一匹马》、《背影》、《我的宝贝》、《闹学记》《万水千山走遍》、《稻草人手记》、《随想》 、《谈心》

  三毛纪念馆：http://www.eelove.cn/modules/m/?id=sanmao
  流浪的三毛--陈平纪念：http://sanmao.memsky.com

  
  三毛--异乡的赌徒
  桂文亚

  　　她赤足盘坐在小房间的地毯上。
  　　浅棕色脸庞垂着两根麻花辫，闪动一双大黑眼。

  　　“我的写作，完全是游于艺。是玩，就是玩，写完了，我的事情也了结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也很少想到稿费，但是，文章登出来，看排版铅字，是一种快乐。”

  　　三毛，异乡的流浪者，仆仆风尘地回来了。

  　　这晚，她穿着白色麻纱缀花上衣，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一对凹凸雕刻的银镯，比起照片，本人更显得慧黠、灵秀。“我最喜欢做印地安人。”她笑着说。

  　　肤色、装扮，的确使她像个印地安少女，然而，举止神态，又有一股形容不出的吉普赛。

  　　她原本不打算回来。原因是情绪上好不容易安定住，马上又换环境，难免会很激动，另方面，也恐怕把撒哈拉沙漠里培养出来的清朗性情，搅混了。

  　　毕竟，还是回来了。其中一个实际理由是：暂别荷西，可以减少他失业后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总面积八百万平方公里，西属撒哈拉是其中一部份，占地二十六万六千平方公里。

  　　摩洛哥和茅利塔里亚瓜分西属撒哈拉以前，它是西班牙的一省，位于非洲西北海岸，摩洛哥之南，东北与阿尔及利亚一部分接壤。人口包括阿拉伯、北非回教土人Berber和西班牙人。这片仅有七万人的大漠，终年乏雨，黄沙漫漫，深沉而犷伟。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子，跋涉万里关山。生活在那样艰巨的环境里，不能不说是奇异而勇敢的抉择。

  　　《白手成家》一文里，她提到过：

  　　“不记得那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择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天地。”

  　　那时候，她就想，如果去，自己很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土地的女孩子。

  　　“我当时的一大愿望是横渡撒哈拉。可是，一旦面对它，我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

  　　她形容刚去沙漠的感觉，是一种极度的“文化惊骇”。她不能说他们落后，因为落后是比较，但对于那样的生活方式，的确非常吃惊，甚至带着点后悔。

  　　三个月后，她与荷西结婚了，还是决定留下来。

  　　“好奇心上，当然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所看的一切都是自己从来不知道的——大地的本身，就把你带入一个异境里。不过，心情却极端苦闷。”

  　　她发现自己退步很多，荷西下班回来，不是说：早上水停了，去隔壁提水，就是买了便宜的西瓜，东西又涨价了。生活上最起码的欠缺，造成了情趣的枯竭。

  　　“为了补救，我们买了很多有关已婚妇女的心理学书籍——的确，很多心理上的问题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感情适应上的困难，使她一度想与荷西分开。

  　　“不是吵架，”她说：“是对婚姻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失望是我造成的。荷西要娶的我，绝不是那时候的我。当时的情况，几乎陷入绝境。”荷西上班了，她被封闭在家里，热风似火般燃烧，邻居们无话可谈。“我非常苦，非常寂寞，甚至发生这样孩子气的事：荷西上班，我把门一挡，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荷西，你不许去，你一定不许去，你去，我就拿刀杀你！’”

  　　然后，她笑起来了，露出参差可爱的牙齿。

  　　荷西还是走了。她只有呆坐地上，面对干秃秃，没有糊水泥的墙。长期观察一种风俗之后，和做游客的心情不一样了。她细细想，一个一个想，生活里的枝枝叶叶，之后，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沙漠生活中第一个故事：《中国饭店》。

  　　十年前，二十三岁，正确一点推算，她十四、五岁即以“陈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发表在《现代文学》、《皇冠》、《幼狮文艺》、《中央副刊》和《人间副刊》。严格说起来，它们苍白、忧郁、迷惘，充满了对生命、真理固执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达、洒脱不羁。“出国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诗、书和文学了。等《中国饭店》写出来以后，一看，我就说，这不是文学。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变了，我所写的，不再是我过去关心的人生，现在所写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铺直叙述说生活。”

  　　只是，笔也再没有停下。

  　　生活，是一种更真实。

  　　她想起在文化学院选读的哲学课程。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学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学，对我是一种浪漫的选择，当初以为它能解释很多疑惑，事实上，学者的经验并不能成为我的经验。”

  　　她换了一个坐姿，抱着膝盖沉思。深蓝几何图案的地毯上，搁着烟缸、茶杯。书桌一角的台灯，洒下柔和宁静的亮光。“我只能说，生活把我教育出来了，哲学是基础，人生，根本不能问。”沙漠给了她答案。定下来后，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

  　　她开始对四邻产生关切：“以前的好奇还是有距离的。好奇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无知完全没有同情心，甚至觉得很好，希望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对一个观光客来说，愈原始愈有‘看’的价值。但是，后来他们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

  　　不会再把邻人送来的骆驼肉偷偷开车到老远扔掉了，对于风俗习惯，也不再是一种好奇的观察。

  　　“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不能理喻的习俗成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们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在她眼里，他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许多沙漠朋友问：“你认为撒哈拉怎么样？”

  　　她反问：“你呢？”“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重重的说着“最”，代他们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树？有没有看过花？你觉得怎么样？”她又问。撒哈拉朋友说：“在电影上看过。但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沙漠的星空，我们的星，都像玻璃一样——”

  　　撒哈拉人对这片大漠有着无比的热爱，她住久了，也有同样感觉。“想到中国，我竟觉得那是一个前世，离我是那样远，远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开放了。骆驼肉做菜，也发觉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事了。结交朋友，认识环境，《悬壶济世》和《芳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她告诉我，在沙漠里学到最大一门功课就是“淡泊”。（反过来说也许是“懒散”。）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名，也无所谓利；他们就是沙漠里的一种产物，跟沙漠里的一块石头，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他们从不抱怨冷，从不抱怨热，也许知道世局，但并不关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撒哈拉人，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但至少和平。“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说，沙漠里，物资的需求几近于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们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对于回教的“律”却信守不渝。他们也没有看过繁华世界，有水喝，有骆驼肉吃，就很满足了。“政治意义还是要被瓜分时才恍然觉悟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属于沙漠，甚至很有钱的沙漠人到德国留学，回到沙漠后，还跟我说：‘多么快乐，又可以用手抓饭吃了！’”

  　　说这些话时，态度是专注严肃的，但是，她的笑声、手势、连带弹烟灰的姿态，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风霜的历练，似乎使她反璞归真。她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哲学系三年级，她首次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到那里看一次，然后把哲学里的苍白去掉。”终于成行了。

  　　不过，今天的她仍然认为去西班牙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的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出国前，我的个性很不开放，始终所想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常想死，想自杀，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见别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这样也是健康的，并不肤浅。”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下旋舞，毫无顾忌。她想，怎么会这样开放？恐怕自己永远也做不到。日子久了，习惯了，她感染了他们热情的天性，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她庆幸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虑良久，她选择了德国，继续前程。

  　　在萧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导游，赚了点旅费，一张机票，她到了德国，进入歌德学院，专攻语文。一天念十六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但也是我留学生活最贫乏的一段。”她轻轻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我认识的德国，就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回想起来，真是很大的损失。她情愿没有拿到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她学的德文，有“正统”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在德国，也打工。看见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为什么要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寄了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很顺利的应征到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抛头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做蔻蒂化妆品公司的模特儿，卖十天香水。

  　　“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在德国，除了看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她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劳苦的大众来说，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西班牙两年，德国一年，她又转移目标了。她得到一个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提着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一个月后，她谋得职位，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里盖了两百个错误的图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国一年，父母最关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坚持要嫁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学院、政工干校和家专教了两年书，她又想飞了，离开家，继续流浪——

  　　短短十年，遍历大半个地球，甚至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都去过了。不过，她说：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我爱‘人’，这是真的。”

  　　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正是她一系列撒哈拉故事里最吸引人的特色。“年龄愈大，我愈能同情别人的苦痛，而我的同情不是施舍，施舍就成了同情的罪。”

  　　她清晰的音调急切起来：“我这样想，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苦难，而悲天悯人不是你怜悯他，是他给了你东西，因为怜悯别人，自己才会进步。”

  　　“我也没有真正帮助过什么人，到现在为止，我能做的，都是我愿意做的。”从撒哈拉回来，为了节省旅费，买的是半价优待的渔民机票。飞机的行程是非洲——马德里——日内瓦——瑞士——

  　　雅典——曼谷——香港——台北，刚开始，渔人羞涩、自卑，不敢跟她打招呼，也不敢说话。

  　　她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可爱的小故事。有人说，你不要跟渔民一起走，他们素质太差，同行是很辛苦的。她却认为，渔人给了她很多启示和感动。

  　　“虽然，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观念的人，可是，你生下来就被定在一个阶级了。要打破这个阶级，可以，要了解这个阶级，就不容易。”她有点感伤。“‘谢谢你’、‘再见’、‘你好’，这些都简单，但是你在这个阶层的时候，绝不会嫁一个阶层比你低的人。”

  　　“在国外，渔人、农民里可以产生诗人、哲学家，而我们的渔人、农民为什么不能产生诗人、哲学家？他们对于自己的本身，有的只是自卑和不满，对他们的孩子，尽可能不要他再下海下田了，这种职业，对他们不是骄傲。”

  　　她非常认真：“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纠正这个观念，告诉他们，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和总统一样的了不起！告诉他们，不应该这么自卑，你对社会的贡献，不比别人少！”

  　　她也被瑞士航空公司空中小姐的服务态度感动了。

  　　渔人难免脏，难免带点鱼腥味，他们也不知道守秩序；英文、法文、德文，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们耐心的拿着咖啡和茶比较，让他们选择，一个个的帮他们系好安全带。

  　　因为冷，她向空中小姐要了一床毯子，而拿来的是十五床毯子。渔人以为是台布，统统铺在桌上，空中小姐说，这是盖在身上的，啊，原来是盖的，渔人高兴的盖在身上。

  　　“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敬业精神，一种伟大的爱心，她们的笑容是那么自然，完全不勉强，”她顿了顿：“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仁慈的。他们的教养，出自心底。”

  　　到了香港机场，看见自己中国人的态度，却令人痛心疾首。渔人要上洗手间，嫌脏，统统不准进。

  　　“一个渔人对我说：‘他不许我大便。’我就说，‘你进去，这是公共洗手间，为什么不许？’”

  　　渔人去了三次，都被拒绝了，只好坐着等，过了两小时，快哭了，又找她诉苦。“你们有十五个人，可以跟他打呀！”她很愤怒。“这个时候，我就想，自己的同胞为什么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同胞呢？难道五千年文化，把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变本加厉了吗？”她是激动的，而我，竟有无言以对的怆痛。

  　　“在生活上，我是一个赌徒，从小，冰淇淋我是不买的，我一定要打出一个天霸王来，而我发现的一点是，你做的事情，只要尽力去做，就能做到。你要移山，山不过来，你说，过来！它就会过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比喻，但是，我始终对自己有着信心。”她似乎在下结论了：“你要赢得你的人生，你就不能患得患失，是不是能够赢，你尽可去赌，只要不把性命赌掉，可以一赌再赌。“我的赌，是一个正当的赌，我付出了努力，我不是郎中，也不投机取巧。我的赌，是今天有一毛钱我就打天霸王，没有，我就不能打天霸王。知己知彼，战无不胜。”

  　　在她三分之一人生里，下过多少赌？又赢了多少次？

  　　我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她说：“你的失败，比你的成功，对你更有用！”“我之所以写作，也只是有感而发。我的文章，也就是我的生活，我最坚持的一点是我不能放弃赤子之心，至于文章的好坏，毫不在意。”她不愿意广大的读者群渲染她，“做一个特殊的人，是最羞耻的。”“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眼中的三毛，不只一名大漠侠女，也不仅是环绕在爱情、梦乡与诗情里的白雪公主。我真正的感觉是：这样的朋友，相识恨晚！  

   

• 小熊猫 (2008-6-16 00:04:25)

  三）凄苦红尘萧红 

  她的一生是反封建的勇士的一生，但在个人生活却是一个弱者。“我是一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去了，她的一生留下了无数闪光的文字，也留下了无数个迷，正是“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作家简介】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作家生平】

  一、早年生活

  　　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二、求学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第一女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三、结识萧军

  　　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得以离开旅馆，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四、走上文学之路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由于青岛局势紧张，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萧红、萧军处境危险。1934年10月，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

  五、与鲁迅的交往

  　　萧红、萧军到上海后，住在拉都路福显坊内一处二楼上。鲁迅先生非常关心他们到上海后的生活、思想和写作情况，但因当时上海环境险恶，斗争残酷复杂，无法会面，只好通过书信联系。鲁迅先生多次给他们写信，表示极大的关切，在精神上给他们很大鼓舞，为他们指明方向。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他们向鲁迅先生介绍了东北的斗争情况和自身的遭遇，鲁迅先生也给他们讲了上海的斗争局势以及文艺界的情况，并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临别时，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鲁迅先生将一些钱交给他们，并让夫人许广平将萧红的书稿带回。
  　　与鲁迅先生的这次会面，对萧红、萧军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加深了他们与鲁迅之间的相互了解，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也使他们得到鲁迅的悉心指点，从鲁迅那里学会做人、做学问，为今后在上海立足，并从事文学创作，铺平了道路。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此外，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等人的书稿不但被介绍到当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有时还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那里。在鲁迅的热情帮助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随后，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从此，萧红的作品便陆续在上海发行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萧红也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闪亮的文学新星。

  六、文学的收获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七、参与社会运动

  　　1936年6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萧红是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八、情感生活的波动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旅居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但她还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　，以及诗歌《沙粒》等作品，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
  　　1936年月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
  　　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住不多久，萧红又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
  　　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　《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萧红还参加了胡风主编的《七月》编辑工作，并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前两章。

  九、与端木蕻良的生活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
  　　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
  　　在西安，萧红、萧军正式分手。此时萧红已经怀孕。
  　　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
  　　日军逼近武汉，端木蕻良去重庆。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8年被视为萧红文学创作前后两期的分界。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

  十、《呼兰河传》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继《呼兰河传》后，萧红在香港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小说《后花园》，散文《小城三月》、《北中国》，散文《骨架与灵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

  十一、最后的岁月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 小熊猫 (2008-6-16 00:04:55)

  四）浪漫女作家庐隐

  李大钊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多好啊！”

  在“五四”女作家中，庐隐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而且她的创作速度非常快，从不打底稿。所以在她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她以旺盛的热情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小品文、游记和杂文等等。

  虽然庐隐主观上是要求前进的，虽然她具有男人的气质，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对现实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她找不到希望，最终带着对人世间的失望而魂归天国，去寻找她理想中的庐山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　。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庐隐的全部创作生涯只有十二、三年，是一位思辩才识相当健全的女性，她提出了妇女走上社会获得其做人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她性格极其热烈，据她自传说，少时既失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常受命运的播弄，一个热情人处于这样冷酷环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种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样可以蓓蕾？她创痛的心灵要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呢。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她的散文作品有一大类明显地是自我感受的渲泄与陈述。她用“灰色眼睛看人生”，作品不粉饰、不掩盖，即使弥散着“悲哀”也绝对的真诚。庐隐的苦闷，现代人不曾感觉到，但在别人看来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之处。
  　　她的悄然逝去，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她才情并茂、文华出众、极有见地，令当时乃至现在的人折服。她的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的全面修养和综合的审美眼光激发了她们的艺术创造力，这对加强作品厚度，提高作品品位，使文化氛围达到更浓郁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大众喜欢她的作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当今的创作者来说更是一个鲜明的比照。

  庐隐著作书目列表：
         《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
  　　《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
  　　《归雁》(小说)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
  　　《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1931，开明
  　　《云鸥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女子书局
  　　《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
  　　《女人的心》(长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庐隐自传》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
  　　《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
  　　《庐隐选集》1936，中央书店
  　　《庐隐创作选》1936(出版单位不详)
  　　《庐隐佳作选》1947，上海新象书店  
  五四的产儿---庐隐纪念馆:http://www.eelove.cn/luyin
  庐隐姓黄，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庐隐生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四日，父亲为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她出世那天，适逢外祖母病故，有迷信思想的母亲，认为是她克死了外祖母，故对年幼的庐隐厌恶和歧视，使之从小养成孤傲的脾气。三岁时父亲到湖南赴任，他们全家迁往长沙。六岁时父亲因患心脏病不治，死在任上。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只好带着她和三个哥哥，住到她北京舅舅家里。舅舅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生活较为阔绰。由于母亲的厌恶，庐隐备受歧视和虐待，和家里的婢女住在一起。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后来她更加勤奋，学业大有长进，十三岁时又考取了女子师范学校。

      接下来的五年学习生活中，庐隐最喜欢阅读小说，同学们都叫她“小说迷”。她自己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一九一六年，她十八岁时师范学校毕业。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应聘后却很难适应这份工作，她便借口学生对教学有意见，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原北京慕贞学校同学、时任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校长的舒畹荪邀请，前往该校任教。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由于她爱东奔西跑，渴望着生活的风雨，故对枯燥单调的教学琐事，感到厌倦无味，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危险人物，她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终于熬到了暑假，又逃也似的回到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一学期先生。这时“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加之一年多的痛苦的社会经历，使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继续深造。为了筹集学费，庐隐又赴按庆教了半年书，然后回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大学里，“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士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二人很难志同道合，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学里，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开始涉足文艺创作。他先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隐娘小传》，但她对这一作品很不满意，最终一直未予发表。以后她又写了《一个著作家》，这是庐隐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从此，便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并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一期间 她和北大毕业生郭梦良很要好，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古文功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与庐隐同为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

       一九二二年八月，庐隐高师毕业，时年二十二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安徽宣城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等校任教。 次年夏天，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妇之夫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可是正当她创作劲头十足、佳作叠出的时候，仅共同生活了两年的丈夫，却因肠胃病而不幸逝世。受此沉重的精神打击，她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家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后来因无法忍受婆母的虐待，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此时，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记载了这些暗淡愁苦的日子。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一九二七年初，离开上海到北京。先在一所中学当校长，后又到北京师大附中做教员。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还和几个朋友集资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以此排遣伤感之情绪。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这一时期，她完成了《灵海潮汐》集和《曼丽》集及中篇小说《归雁》。 一九二八年，在师大附中教书期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学生、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比庐隐小九岁，却狂热地追求这位年长的女作家。他们通过频繁的书信往还和交谈，而由友谊发展到了恋爱。一九三零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东渡日本，旅行结婚。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于当年年底回到杭州，住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一九三一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进入工部局女子中学任课，她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她完成了《东京小品》、《玫瑰的刺》以及中、长篇《地上乐园》、《女人的心》、《火焰》等。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时日。可惜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走向更高境界的时候，不幸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因难产手术后流血不止，遂于13日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年仅三十六岁。
  

• 小熊猫 (2008-6-16 00:05:22)

  （五）风流才女石评梅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
  
  石评梅是“五四”时期活跃于北京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她的诗歌和散文尤其为人称道。她26年的短暂生涯中，不仅留下了独特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深沉的爱情乐章。
  
  “石评梅的一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是一部恸人魂魄的哀怨的悲剧，是坎坷悲艳的一生。”

  石评梅（1902—1928年9月18日）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山西省平定县城里人。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此外，用过的笔名还有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等。石评梅之父石铭（又名鼎丞），系清末举人；石评梅之母，是父亲的续弦，均视其为掌上明珠。石评梅自幼便得家学滋养：父亲为她发蒙，课之以“四书”、“诗经”。除家教外石评梅先后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成绩优异。她除酷爱文学外，还爱好书画、音乐和体育，是一位天资聪慧、多才多艺的女性。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更为脆弱更为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而是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辩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幻想到现实痛苦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破坏、反抗的全部悲剧起落的连续过程、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她的散文就是她心迹的真实记录。
  　　1919年，“五四”运动将刚刚读完师范的石评梅召唤到古都北京。她原拟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由于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报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她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等，并同庐隐、陆晶清等结为至交。在“五四”高潮的岁月里，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尽情分享着精神解放的快意。也正是在此“浪漫”中，她们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亦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剧本。
  　　1923年秋天，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与已有妻室的高君宇相恋，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高君宇的死，使评梅痛悔交加，自此，石评梅便常在孤寂凄苦中，前来高君宇墓畔，抱着墓碑悲悼泣诉。
  　　1928年9月18日，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君宇墓畔。
  　　石评梅终年不满二十七岁；她的创作生涯仅仅六年。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曾驾驭过；但其成功却在散文。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分别由盛京书店（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和文化书局出版。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石评梅作品集》。第一卷为散文，收入《涛语》、《偶然草》，以及过去未收入的作品；第二卷为诗歌、小说；第三卷为剧本、长篇游记、书信。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综合性的《石评梅选集》。
  　　她的逝去，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她才情并茂、文华出众、极有见地，令当时乃至现在的人折服。她的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的全面修养和综合的审美眼光激发了她们的艺术创造力，这对加强作品厚度，提高作品品位，使文化氛围达到更浓郁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大众喜欢她的作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当今的创作者来说更是一个鲜明的比照。

• 小熊猫 (2008-6-16 00:06:07)

  （六）学林人瑞苏雪林
  
  “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苏学林漫长的一生，曾因为婚姻的不幸而痛苦过；也曾因为研究的的成果而欣喜过。
  
  她做学问的的四大原则：
  
  1.要承认世界文化同出一源； 
  2.要用一贯之的方法，将古今中外许多文化单位贯通起来。
  3.要经史子集打成一片；
  4.要明间文化、官方文化并重。

  苏雪林（1899-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它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珞珈三剑客之一——另类才女苏雪林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省成功大学附属医院，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人走完了她103岁的漫长人生旅程，她就是苏雪林。苏雪林是现代文学史上享年最长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画家于一身，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述 65部，创作两千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在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另类才女苏雪林》中，著名传记文学作家石楠第一次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把这位文坛奇女子的一生完整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为我们复活了一个真实的苏雪林，还原了那段历史。
      苏雪林的一生在那个时代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她靠个人奋斗，从一个安徽太平县普通女子成为一名女师大学生，并出洋留学，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百岁人生可谓经历丰富，命途坎坷。她的求学经历、出国、婚姻、研究、写作等所作所为，真可称得上是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真是一点也不过分。纵观苏雪林的一生都是矛盾的。这既有家庭的烙印，也有社会的影响，更有其个人性格的因素。作者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描述，而是通过苏雪林一生的“另类”行为，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矛盾性格，让我们看到了真实而鲜活的苏雪林的形象。苏雪林是一个内向而感性的人，一生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不知进退。她一生的成败得失可以说都与这种性格息息相关。可谓成于斯，败于斯。
      苏雪林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她的婚姻悲剧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她与张宝龄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方是出身官宦世家的女才子，一方是富商出身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生。但两人在性格爱好志趣为人等等方面都没有共同语言，但为了母亲、为了家族的名誉，她违心地嫁为人妻。婚后在内地的 24年中，两人聚少离多，总共在一起的时间也屈指可数，根本谈不上恩爱，大部分时间她和胞姐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奇特的“姐妹家庭”。在法国时她有过狂热的初恋，她自己亲手扼杀了；她拥有离婚的自由，为了名节，自己却主动放弃了。她终生维持着这桩死亡的婚姻。
      苏雪林一生是矛盾复杂的，我们很难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轻易臧否。她从不标榜自己政治进步，但在抗战危急关头却把节衣缩食省下的五十两黄金（当时堪称一笔巨款）慷慨地捐给了国家。这就是苏雪林，一个充满矛盾的感性的苏雪林。作者“决心要写出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不为她讳，也不为历史讳，客观地写，让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苏雪林这个人。”她做到了。

• 小熊猫 (2008-6-16 00:06:37)

  （七）近代第一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被誉为近代第一才女。
  
  林徽因既是诗人、作家、又是教授、建筑学家，不但风华迷倒众人，学究深厚也令钦佩不已，她的很多思想深入到了文学、艺术、建筑乃至于哲学思考中，自30年代以来，她在诗坛和建筑界便双负盛名。
  
  她所学并非文学，却对语言艺术有着天然的敏感，使其诗文皆能感人所未感，另辟一番新意。徐志摩视她为“唯一灵魂伴侣。”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形容她宛如“人间四月天”，可见其才貌出众，人间罕有。

  简介

  
  生辰：1904年6月10曰
  民族：汉
  祭日：1955年4月1曰
  籍贯：福建闽候
  职业：建筑师、 教授、诗人、作家
  
  
  　   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三十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二十几篇，另有部分篇什为其与梁思成等合著的建筑论文。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 ，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此外，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只可惜她壮志未酬，在1955年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年仅51岁。
  
  

  生平

  
  
         林徽因，原名徽音，曾以“薇音”为笔名。闽县(今福州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徽因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翌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由于当时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而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应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突然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她家，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她当选为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但到了1954年，她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所承担的《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一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的。1955年4月1日，病魔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享年51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着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有《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林徽因寻真》等。
  
  

  个人生活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徽因深爱着志摩，但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林徽因经过一番理性的考虑，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众说纷纭

  
  作为女性的林徽因 我又何苦为难女人？
  
  　　《人间四月天》热映的时候，林徽因的名字响彻耳膜。
  
  　　三个女人的搭配，不是像《时时刻刻》（Thehours）那样愈发凸现出女才子的影响力，而是使我们的眼光在三个女人身上游离，美丽的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的光辉不是想象中那么辉煌。倒不是因为周迅哭哭笑笑双眼开大炮的演技，其实原因在于她和张幼仪、陆小曼一起站在强光灯下，脂脂粉粉背后，是真刀、真枪和真性情的比试，观众的焦点分散也是自然。
  
  　　林徽因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不管是远远向往着的群众，还是登堂入室加入她的沙龙的客人，我们得到的画像，总是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
  
  　　这个中心在让人神往的同时，也让人神伤。梁思成说到林徽因因为爱上了金岳霖而痛苦地找他商量的时候，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哭了”。哭过痛过，伤痕应该还在，只是出于矜持和自尊而不愿意提及。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穿插着许多矜持的缄默。徐志摩是嗓门最大最不知顾忌的，但是碰到林徽因也颇为委婉，并且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坠机身亡，永远沉寂。陆小曼于是也缄默了，素服终身。梁思成也是沉默的，我们只从他第二任妻子林洙那里，知道一些只字片语。林洙也是缄默的，提及林徽因的时候，她永远会想到少女时期去拜见她的情景。金岳霖面对采访者更是如此明言：“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与别人）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或许不允许有什么缄默，爱情事件中的神秘隐讳，更像是在白猿肚子里的《九阳真经》，大家恨不得扒了出来复印之后人手一册地传看。1994年费慰梅所著《中国建筑之魂》一书出版，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出版了她口述的自传，也揭秘了一把。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或许是因为她身边都是男性朋友的缘故，她的一生才没有被一堆回忆录的口水所淹没。在她生前，就有冰心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当林徽因这个名字越来越流行，对于她的崇拜和对于她的伟大的消解同时进行，或许女性观众/读者比男性更关注林徽因，更容易崇拜她或者蔑视她，就像她们关注格雷丝。凯利，前者是一个有爱情有婚姻有事业的名媛，后者是有事业有婚姻的明星。说到底还是林徽因更高一筹，融合了亦舒式女性理想和琼瑶小说的满天诗句。
  
  　　但是，在这一场场的文化关注中，到底有多少男性参与其中呢？这是让我好奇的一个问题。费慰梅的丈夫费正清绝对不会去写老友的传记，张邦梅若是个男子，也不会把自己姑婆的故事拿来做毕业论文。说到底，这么关注他人故事的，总是女人。
  
  　　既然关注他人是女人的通病，林徽因是否是一个例外？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林徽因在1947年见了她一面：“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她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 她即使嫁给了梁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林徽因的举动的确有些让人费解，不由得人家不浮想联翩。她要看什么？张幼仪又有什么好看的？这位高傲的女神还做过另一件颇近常理的事情。徐志摩死后，凌叔华处存有他的日记和手稿，林徽因并不掩饰她对此的好奇和渴望，“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如她所愿，她拿到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但是少了几页，为此她还和凌叔华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我并不想用“看吧，这就是真实的林徽因，她也只是一个八卦的小女人”之类的主题来给这篇应景文章一个高调的结尾，顺便也给自己几盎司的自信。有逻辑的读者应该已经猜出来，我这样关注林徽因的同时，也揭露了我身为一个女人的性别身份。大家都有上不了台面的那一面，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我一边带着后天培养的男性良知，希望死者安息，一边又出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