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西门庆发家的营生
西门庆的主业是什么？
西门庆是《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名著共有的重要角色，已经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恶霸商人的典型形象。
西门庆究竟是靠什么营生发的家，《水浒传》里语焉不详。第二十四回首次介绍西门庆时，说他是个“破落户财主”，在县衙前开个生药铺，“近来暴发迹”，但并没有说明西门庆暴发的缘由。王婆在向潘金莲介绍西门庆时，也只是说他是生药铺主，如何阔绰。但是一个卖药材的商人，如何就能够暴发迹到称霸一方的地步？《水浒传》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
《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是意识到这个漏洞，在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就介绍“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点明他是个“放官吏债”的。第三回里王婆向潘金莲、第七回薛嫂向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也都强调西门庆是“卖生药、放官吏债”的大财主。可见“卖生药”只是西门庆的商业业务之一，而“放官吏债”才应该是西门庆得以暴发的主要营生之一。
“放官吏债”的行业
“放官吏债”就是以官吏为放债对象的特种高利贷行业。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利贷业务。
中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创建一套职业官吏体制的国家，对于官吏的俸禄发放也是精打细算：从来官吏的俸禄都是按照职位发放的，甚至于可以说只是一种“岗位津贴”，只要官吏不在职位上，就没有俸禄可拿。当然同时也就没有了“灰色收入”可拿。
因为没有职位就立刻没有了收入，当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后要到北京去选官，或者官吏因为任满、服丧等原因离开职位后再到京城参加铨选，就都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而要到京城选官，就要准备旅行费用，以及准备拜见座师、上司等等之类的在京城的应酬交际费用。一来二去，支出大于收入就是必然的趋势。
如果在京城选到的是外官，也需要筹备赴任的旅费。虽然理论上国家给予一定的赴任旅费补贴，可是由于朝廷给予赴任官员的旅费补贴实在是少得可怜：比如按《典故纪闻》的记载，明清时知州赴任，给三十五两“道里费”，知县为三十两，县丞、主簿为十五两，典史为十两。赴任时不得使用朝廷的驿馆系统，理由是已经给了道里费了。只有赴任里程在一千五百里以上，才可以由驿馆提供脚力；赴云南、贵州、四川、陕西边远地区的州县官才可以由驿馆提供交通工具：陆路驴车一辆，水路红船一艘，但仍旧不得由驿馆提供伙食。因此长途跋涉的旅费还是要官员们自己设法筹措。
迫不得已的选择
为了应付这些开销，除了本身已经是大富豪的官吏外，大批的普通官吏只好举债。于是“放官吏债”营生就此兴隆，成为中国古代金融业最主要的业务。
早在唐宋时京城里就有这样的特种高利贷行业，也称之为放“京债”。到了明清时此业更盛，不仅是京城，当时中国南北交通干道的大运河沿岸城市也出现了这一行当。《金瓶梅》故事发生的清河县当时是大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所以西门庆以此为业也是很合理的。
奇怪的是按照明清时的法律规定，放官吏债是违法的：“听选官吏、监生等借债，与债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偿，至五十两以上者，借者革职，债主及保人各枷号一个月发落，债追入官。”所以实际上这项营生是一件违法交易。可是对于广大的官吏来说，不举债几乎就没有办法去做官，法律的规定几乎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样一来，这件明确违法的营生有着很宽广的“市场需求”。
高风险和高收益
由于这项放贷根本就是违法交易，所以商人为了这“风险投资”，就要收取更高的“风险利息”。官吏债一般都是“五分起息”，就是按月计算利率为5%，年利率为60%。或者是“九扣”或“八扣”起算（预扣10%或20%）的本钱，然后再按年“加三”（每年30%利息）或“加四”的利率收利息，实际利息也高达年利40—50%。而当时合法的利率最高不得高过“月利三分”（每月3%，合年利36%），一般的当铺月利是两分（2%）。而且历代的法律都规定，放债不准利上滚利、利息累计不得超过原本（号称“一本一利”），官吏债由于本身就是违法债务，所以也都是利滚利“滚算盘剥”。
作为放债的一方来看，这项投资的回报也是相当可靠的：利息收入丰厚，债务人也不敢赖债——一来是怕被揭发违法借债而丢官，二来是如果得罪了债主下一任再到哪里去借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借债的官吏到了任上，都是靠加倍搜刮百姓来偿还债务的。正如清中期小说《歧路灯》第八十四回里所说的：“说起这一官利（吏）债，三个月一滚算，作官的都是求之不得，还要央人拉纤（介绍说合）的。犯了原要过刑部治罪，其实犯的少，拉的多。……若不拉，怎治得行头？讨得美妾？无非到任以后，侵帑克民，好填这个坑。”
《金瓶梅》里西门庆放官吏债的事例，可见第三十一回“琴童儿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西门庆的朋友吴典恩选上了一个驿丞（未入流）的官职，发愁“到明日上任参官贽见之礼，连摆酒，并治衣类鞍马，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求应伯爵帮忙向西门庆借债，写的文契上“借一百两银子，中人就是应伯爵，每月利行五分”。应伯爵一阵花言巧语引得西门庆高兴，结果西门庆一笔抹了利息字样，只要吴典恩将来还本钱就是了。
凌驾于官吏之上的债主
成了债务人的官吏往往就此受债主的控制，比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第四回“成进士债主冤家齐证罪 说仇人泥犁刀剑总生花”，讲一个举人出身的广西柳州府学教谕借了二百两官债回乡，因为服丧不得选官，被债主包围住宅，“敲门打壁的骂”。有一次债主还冲进内室，推倒官员妻子，结果使这位官太太受气不过，发病而亡。
明清时甚至有不少放官吏债的债主逼死官员的事。比如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发生的张有蕴案：贵州举人张有蕴在北京选上山西知县的缺，向商人马廷璧借了“四扣三分”七百两银子，实际到手的是“四扣”（700两乘以40%）的二百八十两，还要按照每月三分（3%）的利率生息，每月的利息就要二十一两。张有蕴到了山西候了一年多才得以署任灵丘知县，马廷璧闻讯赶来逼债。张有蕴把债主请到内衙居住，商量先还一半，可马廷璧定要他一次付清。张有蕴“忧郁莫释”，竟然上吊自杀。两年后，山西放债人又逼死了湖北黄陂县典史任朝恩。乾隆皇帝为此发布上谕感叹“似此已非一案，实属不成事体”。不过他也没有好的办法，只是一般性地呼吁“赴任各官，务宜各知自爱，谨守节用，勿堕市侩奸计之中”。
不一般的角色
放官吏债的商人除了要有足够的本钱外，更要有足够的胆量，以及和当地官府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当时人只要听说某人是“放官吏债”的，就说明这是个非同小可、能量很大的人物，绝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这实际上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人物，比如明代小说《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回“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稍”里提到的人物张多宝，在京城里开解典库、绸缎铺，“专一放官吏债，打大头脑”，居间说事，卖官鬻爵，无事保不定，号为“张多保”。
《金瓶梅》小说为主人公西门庆铺垫了这个身份，在第一回里就特意说明西门庆因为经营这项营生，结识了大批官府人物，“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就足以理解他是如何得以暴发、如何得以结交官府、称霸清河，并得以在京城内外的官场都有路子。至于后来他又籍此强取豪夺，就是小说本文所说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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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猫 (2008-7-06 16:50:55)
《金瓶梅》——西门庆的砒霜
王婆的毒计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以及《金瓶梅》第五回“捉奸情郓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都提到了西门庆与王婆定计，毒死武大郎的阴谋。
两书关于这一段的写法都差不多，都是写王婆首先出的主意，说：“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甚么东西？”王婆道：“如今这捣子病得重，趁他狼狈里，便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西门庆和潘金莲都说好。于是西门庆回家去“包了一包砒霜，递与王婆收了”。王婆仔细教了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掩盖痕迹，终于害死了武大郎。
这两部小说都交代，西门庆是开生药铺的，所以王婆说只有他家里才有毒药。那么古代对于毒药是否有管制？是否药店里都可以自由卖砒霜？
秦汉法律已规定管制毒物
中国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毒药的管制制度。比如从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里，我们看到的秦国的《田律》里就已规定，每年的春季二月时分，不得为捕魚鱉在河池水域下毒。
在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二年律令》里，可以看到很多汉朝法律对于毒物的详细规定。比如《贼律》中有两条条文都是对于剧毒物品的严格管制规定：凡是私人拥有箭毒的，或者是能够用于涂抹在箭头的毒药“堇毒”、“（左米右崔）”毒、“鼷毒”，以及自己配制这些毒物的，都要处以“弃市”（死刑）。只有在皇帝曾经下达诏令、命令边疆地方政府配制的，以及边防军队才可以收藏这些毒物。但是边防军人出外作战、追击后，回到军营应立即归还剩余的毒箭，超过五天还不归还的，就作为私藏毒物罪处以死刑。
另外对于腐败变质的肉食品，也有专门的管制规定。当发现腐败的“脯肉”（肉干）造成了人死亡、患病的，必须立即将所有的剩余脯肉全部彻底烧毁，即使是属于官府的脯肉也要烧毁。应当烧毁而没有烧毁的，按照脯肉的价值计算赃值，比照盗窃罪处罚。
《金瓶梅》时代关于毒药的管制
后来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里，对于毒药有明确的管制规定：凡是使用毒药害人的、与卖给其毒药的人都要处绞刑。不过这条法律有个但书：这里的毒药是指性质、剂量足以使人致命的，而且下毒药的、卖毒药的都是明知故犯、有杀人故意的，如果是可以治病的带有毒刑的药物，卖方并不知道买方是打算害人的，卖方就没有罪。而买方买了毒药没有使用的，仍然要处以流二千里的刑罚。
根据唐律的立法解释，该条法律所言的毒药，是指“鸩毒、冶葛、乌头、附子”之类足以杀人的药物。鸩毒是一种传说中的毒药，据说鸩是一种比老鹰还大的猛禽，鸣声大而凄厉，它的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几乎不可解救。冶葛，学名钩吻，是马钱科胡蔓藤属的常绿缠绕藤木的野生植物，全株有毒。在我国南方分布广泛。乌头是一种毛莨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很广。它含有多种生物碱，会导致人神经麻痹。附子是乌头子根的加工品，是一味用途极广的中药，药效“回阳救逆，补火助阳，逐风寒湿邪”，但剂量过大则会引起中毒。
另外唐律同样规定腐败有毒的脯肉必须立即焚烧，违者杖九十，因为没有及时焚烧有人误食死亡的，按照过失杀人罪处罚。如果是故意出卖使人中毒的，要判处徒一年的刑罚，导致人死亡的判处绞刑。
唐律列举的毒药还主要是以植物、动物性药物为主。实际上砒霜、雄黄之类的矿物性有毒药物的使用也已经很普遍，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浸种撒药，防治病虫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虫鼠害防治。砒霜等药物还用于医疗一些疑难病症，是重要的药物。由于药物发现和生产的扩大，毒药的危害性日益严重。后代的法律加重了对于毒药的管制和毒药害人罪的处罚。
明律明确规定：使用毒药杀人的就要处以斩首，为谋杀目的买好毒药尚未使用的，也要处杖一百徒三年；知情而卖给毒药的，与毒药害人罪犯同样处刑。以后考虑到这些规定过于严厉，将下毒杀人未遂的改为绞刑，知情卖毒药的死罪减一等（流三千里）。药铺货卖砒霜信石，管理不严，“若不究明來历，但贪利混卖，致成人命者”，即使不知情，也要按照“不应得为”罪名处杖八十的刑罚。以后清朝法律进一步加强有毒药物管制的力度，规定在经常有人来往的地方放置毒药灭鼠毒兽，结果有人因此中毒身亡的，要比照无故向有人居住房屋射箭投弹致人死命的法律处理，放置人要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并追给埋葬银十两；如果放置地点是在行人罕至处所而有人中毒身亡的，也要按照过失杀人罪处罚，先判处刑罚、再折合为赎刑向官府缴纳赎免刑罚的款项，由官府转交受害人家属。
因此从《金瓶梅》小说成书时代来说，西门庆拿药、潘金莲下毒，都已经触犯了死罪罪名。
对砒霜中毒症状的描写
砒霜，主要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纯净的砒霜是白色粉未，易溶于水，没有特殊气味。古代往往使用的是它的原料比如砒石、信石。砒石、信石一般是指天然产含砷的矿物或者是经提炼而成的加工制成品。红信石也叫“鹤顶红”，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砒霜是砒石、信石的升华结晶粉末，毒性极强，素有“毒物之王”的别称。砒霜中毒的表现以急性胃肠炎为特征，潜伏期可几分钟至数小时，初觉口腔、喉头有金属味和烧灼感，上腹部不适， 恶心、呕吐，不久则发生腹痛、腹泻，同时伴有口渴、肌肉抽搐、脱水、休克症状，最后因循环衰竭而死亡。
这个中毒症状在《金瓶梅》里描写得非常准确：王婆教潘金莲下毒时提醒说：“他若问你讨药吃时，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疼药里。待他一觉身动，你便把药灌将下去。他若毒气发时，必然肠胃迸断，大叫一声。你却把被一盖，不要使人听见，紧紧的按住被角。预先烧下一锅汤，煮着一条抹布。他那药发之时，必然七窍内流血，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来，却将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没了血迹。”而后来潘金莲真的下毒后，“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分付，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的快。’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的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正是：油煎肺腑，火燎肝肠。心窝里如霜刀相侵，满腹中似钢刀乱搅。浑身冰冷，七窍血流。牙关紧咬，三魂赴在枉死城中；喉管枯干，七魄投望乡台上。地狱新添食毒鬼，阳间没了捉奸人。”
南宋法官宋慈在他的《洗冤集录》中，专门针对服毒身亡的尸体检验做了专门的一节。其中对于砒霜中毒死者的特征是这样介绍的：尸体遍身发出小的青黑色疱疹，“眼睛耸出，舌上生小刺疱绽出，口唇破裂，两耳胀大，腹肚膨胀，粪门胀绽，十指甲青黑”。这本书后来成为元明清时代官府检验尸体的标准指导书，而《金瓶梅》对于砒霜中毒尸体的这些特征也都把握得很准确。第五回里讲到何九叔前去武大家里装殓武大尸首，“定睛看时，见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恶”。虽然畏惧西门庆当场没有说穿，只是装病退身。回到家里，告诉老婆说：“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显然小说作者对于中毒死者的试题特征也是很熟悉的。尽管潘金莲按照王婆所教的办法试图将中毒的表征消灭，但只是将“口唇破裂”稍微掩饰了一下，七窍的血迹虽然当场是被擦掉了一些，可是第二天还是慢慢渗透出血水，其他的主要特征都没有能够消除。
小熊猫 (2008-7-06 16:51:45)
《金瓶梅》——绝望挣扎的金莲与春梅
金、瓶、梅，不同身份不同命关于《金瓶梅》为什么以三个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书名，这部小说崇祯版的序言里是这样评论的：“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说明这个书名是因为这三位女子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而命名的。
对于这三位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崇祯版序言的作者是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出发做的解释。但是我们现在从社会身份这个角度来看，就会看到金、瓶、梅三人的悲剧，实际上还有着不同身份不同命的社会意义。
潘金莲：乐户加婢女
小说里交代说潘金莲，是裁缝的女儿：“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她小时候父亲死了，九岁那年被母亲把她“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所谓的“招宣”就是“乐户”的美称，是当时社会上专门从事表演娱乐服务的专业户，现在说起来是个时尚的职业，可是在古代却是被指定要专门无偿为官府服务，而且也要为社会提供色情服务的，因此在法律上被划为贱民。潘金莲从九岁到十五岁，在这里学艺，小说里说她在这里学到了“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和一般的女子举止打扮都不一样。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儿言，把良民子女卖给贱民乐户是件犯法的事，只能够采用“收养”的形式，潘金莲算是被收养的养女。等到潘金莲十五岁的时节，乐户王招宣死了。既然养父死了，潘金莲的母亲就去与王家争论，把潘金莲赎回家。当时一个九岁的女孩才卖几两银子，到了十五岁，潘金莲的母亲把她转卖给“张大户”，因为她的才艺与美貌，就有三十两银子的身价了。
这种出卖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而言，也是被法律禁止的。首先父母并没有出卖子女的权利，根据唐宋时期法律的明文规定，父母出卖子女为奴婢，构成“十恶”重罪中的“不睦”，可是这个罪名的处罚并不很重，只是应该判处徒一年半。如果是“和卖”（子女自己愿意被出卖的），父母仍然要判处徒一年；但知情的买主要加罪一等，判处徒二年，而且“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也要同样处理。明清时期的法律仍然保留这些规定，只是将父母出卖子孙为奴婢的罪名处罚进一步减轻为杖八十。另外明朝的法律里仅仅允许贵族功臣之家才可以蓄养奴婢，一般官宦或有钱人家只能收买“雇工人”，雇工人要被主人任打任骂，不能保留自己的姓氏，在与主人发生冲突时要处极刑，而主人教训打死雇工人只是个徒二年的罪名。在习俗上和法律上都和奴婢相差不多。因此潘金莲从一个良民之家，先入乐户为贱民、后卖做丫鬟，仍然是贱民身份。
被“收”的婢女仍然是婢女
潘金莲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每要收他，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这种所谓的“收”，算不上是正式的小老婆“妾”，被收的依然是丫鬟，有的甚至是有了孩子的，仍然是丫鬟身份，一般称呼为“小大姐”。小说后面写道孟玉楼嫁了李衙内，李衙内“收”过的丫鬟玉簪儿已经三十多岁，争风吃醋，要孟玉楼带过去的丫鬟称呼“姨太太”，结果被李衙内暴打一顿，立马被转卖出去，而且只卖了八两银子的身价。
被“收”过的婢女丫鬟，必须还需要主人再明确提升为“妾”，才算是小老婆。梳一种主人妇女才可以梳的发式，有自己的一个或一套房间，有自己的丫鬟，称呼为“小夫人”、“姨太太”。
潘金莲被收后，张大户的妻子怕张大户将来把潘金莲升为妾来和自己作对，百般欺侮潘金莲。张大户只好设计把潘金莲嫁给正租着张大户房子居住的武大郎，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为妻。又给武大郎本钱做炊饼生意，常常在武大挑担出去卖炊饼的时候，“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没出息的武大郎在他屋檐下，只是忍声吞气。后来张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死了。大户的主家婆立即下令家僮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
虽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妇女的身份并不因为丈夫的身份改变。后来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上，害死武大郎。王婆出主意，当晚就将妇人箱笼，“都打发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坏凳、旧衣裳，都与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妇人换了一身艳色衣服，王婆送亲，西门庆的家人玳安跟轿，把妇人抬到家中来。
作为被“收”丫鬟的第五房妾
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在把潘金莲弄来之后，却先将自己去世的前妻“陈家娘子陪嫁的，名唤孙雪娥，约二十年纪，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门庆与他戴了鬒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莲做个第五房”。
为什么要先安排一个孙雪蛾为四
从小说的这个特意安排的细节来看，实际上在西门庆家里，潘金莲也就是一个被“收”了以后上升到“妾”的丫鬟的身份。虽然她是“坐轿子”来的，可是她的身份仍然只是一个丫鬟。孙雪娥先前也是被西门庆“收”过的，西门庆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就是要表示“先来后到”，来维护大家庭的身份关系体制。后来雪娥和金莲纠纷不断，也是因为这个身份的缘故，她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比金莲高一头。
不过西门庆本人真正喜欢的是潘金莲，因此他把自己大老婆吴月娘的丫鬟春梅叫到金莲房内，要她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这样潘金莲虽然是被收后丫鬟上升为妾的身份，但是自己一房里倒有了两个丫鬟，比其他的各房小老婆的丫鬟都多。
被出卖的命运
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与陈敬济的奸情被孙雪蛾揭发，大老婆吴月娘就玳安儿去叫了王婆来，叫王婆“领”走潘金莲。“王婆子道：‘他原是轿儿来，少不得还叫顶轿子。他也有个箱笼来，这里少不的也与他个箱子儿。’月娘道：‘箱子与他一个，轿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气头上便是这等说，到临岐，少不的雇顶轿儿。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抛头露面的，不吃人笑话？’月娘不言语了。”吴月娘亲自到潘金莲房中，打点与了她两个箱子，一张抽屉桌，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一床被褥。其余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内。把秋菊叫到后边来，一把锁就把房门锁了。
这种“领”走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到了后来才交代：原来吴月娘是要王婆“发脱”了潘金莲，价钱随便王婆决定。按照当时的法律和惯例，丈夫死后小老婆改嫁要得到大老婆的同意，打算娶小老婆的男家应该向大老婆支付“聘礼”。如果小老婆被大老婆赶出家门的，那么回到娘家，改嫁的聘礼就应该是归娘家的。潘金莲却是被大老婆赶出家门后要“发脱”的，这实际上就是把潘金莲当成了被主人收过的丫鬟，委托给王婆来卖掉。
王婆为潘金莲定了个一百两银子的身价。后来是武松遇到朝廷大赦回到清河，出面算是“娶”、实际是“买”了潘金莲。王婆自己寻思：“他家大娘只叫我发脱，又没和我断定价钱，我今胡乱与他一二十两银子就是了，绑着鬼也落他一半多养家。”就把武松给的大银锭凿下二十两银子，往月娘家里交割明白。月娘问：“甚么人家娶去了？”王婆道：“兔儿沿山跑，还来归旧窝。嫁了他家小叔，还吃旧锅里粥去了。”月娘当即断定武松是为了报仇而假意“娶”潘金莲。果不其然，潘金莲隔天就被武松杀死。
“三级跳”的春梅
和潘金莲情况相仿的是春梅。原来她是吴月娘花了十六两银子、“几匹大布”买来的丫鬟。潘金莲进门，西门庆把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以后西门庆又在潘金莲赞同下“收”了春梅。潘金莲自此一力抬举他起来，“不令他上锅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缠得两只脚小小的。”而春梅性情聪慧，喜欢谑浪，善于应对，也生有几分姿色，很得西门庆的欢心宠爱。
小说描写潘金莲不断的和李瓶儿争风吃醋，不过她和春梅却一直是配合默契。直到西门庆死后，春梅依然忠实于潘金莲，结果被吴月娘立刻发卖。叫来原来买春梅的人贩子薛嫂，“月娘开口说：‘那咱原是你手里十六两银子买的，你如今拿十六两银子来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边收拾了，教他罄身儿出去，休要带出衣裳去了。’这春梅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
不过小说作者给春梅安排的命运却是出乎意料的。她不久被转卖到武官周守备家里，想不到周守备“见他生的标致伶俐，举止动人，心中大喜”。“收”了她不过三天，就“买了个使女扶持他，立他做第二房”。从“小大姐”立刻升到“小夫人”。周守备的“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长斋念佛，不管闲事”。因此周守备把家里各处的钥匙都给春梅掌管，让她来管家。
以后春梅又为周守备生了儿子，“貌如冠玉，唇若涂朱”。周守备“喜似席上之珍，爱如无价之宝”。未几，周守备的大老婆病死，周守备就把春梅“册正”，做了夫人。这个“夫人”不是一般的大老婆，算是朝廷册封的，因此春梅居然从丫鬟上升为“贵妇”，连升了三级。
这种情况只有在武官家里才会有。古代的武官阶层倒是不太计较出身身份的，因为很多武官自己也是从贱民阶层爬上来的。可是文官、特别是士大夫家族里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来安排将小老婆“册正”为大老婆的。
小说作者在写到这里后，又着力描写春梅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在周守备死后不守妇道，最后突然暴毙。
悲剧的根源
潘金莲的悲剧并不在于她的“奸”，春梅的悲剧也不在于她的“淫”，而是在于她们身份的“贱”。作为一个依附于主人的贱民，潘金莲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只能被动的从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的手里，直至最终遭遇毒手。而春梅原来是个连自己本姓都不让提的婢女，吴月娘根本就不去记得春梅的本姓是什么。以后在寺庙里见春梅祭奠潘金莲，还是孟玉楼记得西门庆提起过春梅本姓庞。
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潘金莲和春梅的方法就是尽力充分迎合、讨好男性主人，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而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性姿态。和西门庆其他的小老婆如平民身份的李瓶儿、孟玉楼不一样的是，她们的这种“奸”和“淫”是她们希望摆脱低贱地位的绝望的挣扎姿态，因此才显得特别的疯狂和病态。
小熊猫 (2008-7-06 16:52:34)
《金瓶梅》——“幼嫁由亲，后嫁由身”？
《金瓶梅》里主人公西门庆有好几个小老婆都是寡妇改嫁过来的。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都是主张妇女应该“从一而终”，可是法律是否真的禁止寡妇改嫁？
买通了姑姑就改嫁
这部小说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里有杨家寡妇孟三（孟玉楼）改嫁经过的故事。
媒婆薛嫂向西门庆介绍说，孟玉楼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正妻）”，“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岁，生的长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孟玉楼的丈夫出外贩布，结果死在了外地。公婆都早已去世，也没有子女，丈夫家只留下一个才十岁的小弟弟。她自己有很多的嫁妆，丈夫的遗产也都她在掌管，“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孟玉楼守了一年多的寡，丈夫家的一个嫡亲姑姑，主张要她嫁人，找了薛嫂。这位嫡亲姑姑，是杨家现存的亲属中辈分最高的，也是个没有子女的老寡妇，“只靠侄男侄女养活”，“这婆子爱的是钱财，明知侄儿媳妇有东西，随问什么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几两银子”。原来这位姑姑是打算靠着能够主婚的辈分搞些钱财，薛嫂为此给西门庆出主意：拿上一匹缎子、买上一担礼物，再许她几两银子，就足以“一拳**他（她）”。
反对孟玉楼改嫁的是他丈夫的娘舅张四，他惟恐孟玉楼改嫁的时候带走了她丈夫的财产，因此想招一个上门的“接脚夫”。可是西门庆动作更快，第二天就上了杨家姑姑那里，一出手就是“六锭三十两雪花官银”，这只是“先与你老人家买盏茶吃，到明日娶过门时，还你七十两银子、两匹缎子，与你老人家为送终之资。其四时八节，只管上门行走。”杨姑姑见钱眼开，立即答应，也不管孟玉楼过去是做小老婆的。
张四为了防止孟玉楼带走杨家的财产，到了孟玉楼改嫁的前一天，请了街坊邻居一起到杨家的门口，阻拦西门庆派来抬嫁妆的西门家“小厮伴当，并守备府里讨的一二十名军牢”。要求孟玉楼当着邻舍的面打开箱笼，是否拿走了杨家的财物。孟玉楼只好哭诉：“众位听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谋死了男子汉，今日添羞脸又嫁人。他手里有钱没钱，人所共知，就是积攒了几两银子，都使在这房子上。房子我没带去，都留与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动。就是外边有三四百两银子欠帐，文书合同已都交与你老人家，陆续讨来家中盘缠。再有甚么银两来？”
杨家姑姑赶来，说：“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做什么？”众街邻都赞同：“姑娘见得有理！”杨家姑姑又说：“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最后张四和杨家姑姑大吵了一场，薛嫂乘乱引导西门庆家小厮伴当，并众军牢，“七手八脚将妇人床帐、妆奁、箱笼，扛的扛，抬的抬，一阵风都搬去了”。那张四气的眼大睁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众邻舍见不是事，安抚了一回，各人都散了。
寡妇改嫁的法律程序
实际上尽管儒家后来的学者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极力鼓吹寡妇不改嫁，但是历代统治者很清楚强迫寡妇守寡是很困难的，所以法律上的原则一直是鼓励、而不是要求寡妇守寡，也不设置禁止寡妇改嫁的禁令。
隋朝的法律规定凡曾接受过朝廷封赠称号、可以享受官僚特权的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得改嫁。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既然是享有特权的“人上人”，理应在道德上作为平民阶层的楷模，就要背起当榜样的重担，守寡一辈子。这个原则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凡是“命妇”（从朝廷得到了封赠诰命的妇女的意思），都是不许改嫁的。相反，民间的平民百姓，丈夫死了是可以改嫁的。法律只是鼓励寡妇守寡，比如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如果寡妇守寡超过了三十年的，就可以向朝廷申请树立贞节牌坊，可以免除家中的徭役。不过这项申请要由朝廷礼部来批准，建设牌坊的费用也是由寡妇家自己筹集。
如果寡妇要改嫁，在《金瓶梅》小说创作的时代，法律限定的条件是：
（1）要在为亡故的丈夫服丧期满（27个月）以后。如果是在服丧期间“身自嫁娶”者，要处杖一百的刑罚。而命妇在夫亡服滿后再嫁的，也要同样处以杖一百，并且还要追夺册封的文件，缔结的婚姻无效，双方必须“离异”。明知道寡妇丧服未满、或者是明知道是命妇，仍然与之结婚的，也要比照寡妇的罪名减五等处罚（笞四十），已经交付的彩礼全部没收入官府。
（2）必须得到前夫家家长的同意，以及由前夫家的家长来主婚。
（3）只能带走本身的陪嫁财物，不得带走前夫家的财产。
（4）子女只能留在前夫家。
另外，如果寡妇本人愿意守寡，而家长强迫寡妇改嫁的要严惩：无论是寡妇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还是死去的丈夫家的父母祖父母，如果强迫寡妇改嫁的，要处杖八十；如果是伯叔父母、姑姑、兄长强迫寡妇改嫁的，要罪加一等，处杖九十。尚未成婚的，回到前夫家守寡，男方已支付的彩礼归还；可是已经成婚的，法律又承认既成事实，只是男方已支付的彩礼要搜缴由官府没收。
后来清朝的法律又补充，如果在这样的强迫改嫁过程中导致寡妇自杀身亡的，主持改嫁的寡妇的祖父母、父母，或者是前夫的祖父母、父母，都要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是伯叔父母、姑姑、兄长主婚的，要判处杖一百流二千里。如果是寡妇本人自愿守寡、没有尊长主婚，而是由男方“用強求娶，逼受聘财”，导致寡妇自尽的，男方要判处充军，并支付丧葬费用。
显然，上述的孟玉楼的改嫁基本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姑姑是法律规定的有权决定并主持寡妇改嫁的“期亲尊长”，而反对者前夫的母舅在法律上只是远亲，没有发言权，正如媒婆薛嫂所说的：“山核桃－－差着一槅哩！”不过她丈夫死了才一年多，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出服丧期。这在士大夫家庭会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普通人家已是足够了。她带走的只是大床、箱笼之类动产，没有办法确认是自己的嫁妆、还是杨家的财物，但是至少房产、有关买卖上的债权都确实是留在了前夫家。
李瓶儿的两次改嫁
和孟玉楼相比，李瓶儿的两次改嫁就有点问题，也没有那般顺利。
小说介绍李瓶儿是因
李瓶儿倒贴到如此、还降低身份情愿当小老婆。可是西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反对，说：“你不好娶他的。他头一件，孝服不满；第二件，你当初和他男子汉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连手，买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许多东西。”这事就耽搁下来。不久西门庆遭遇官司，出外躲避。李瓶儿心灰意冷，把做医生的蒋竹山招进门来当倒插门的“接脚夫”。西门庆回来后大怒，设计害了蒋竹山。李瓶儿得知西门庆回来了，赶走了蒋竹山，自愿倒贴进西门家，还把自己的和花子虚的所有财产都给了西门庆。既无媒婆、又无主婚，为前夫花子虚的服丧期也没有满，就这么“后嫁由自己”的进了西门家。这样的不圆满改嫁就为她以后的悲剧下场埋下了伏笔。
不过尽管李瓶儿如此自甘下贱，作者还是给了她最多的同情，安排情节使她为西门庆生了儿子，一举占据了西门庆所有小老婆之首位，这就是所谓的“母以子贵”。然而好日子没有过几天，儿子夭折、自己病重身亡。作者又着意描写西门庆为李瓶儿的死是真的动了感情的，不仅号啕大哭，还大办丧事，来了一个死后哀荣。
孟玉楼的第二次改嫁
由于孟玉楼前一次改嫁比较合乎规则，作者也为她顺利的第二次改嫁打下了伏笔。以后西门庆死后，孟玉楼先是和吴月娘一起守寡。服丧期满后不久，孟玉楼被李知县儿子李衙内看中，派了“官媒婆”陶妈妈来西门庆家“访求亲事”。
根据法律，丈夫死后，守寡的寡妇就成为一家之主，小老婆当然受其管辖，应该说是不能改嫁的。可是这个求婚者的情况不同，是本县太爷的衙内，西门庆的大老婆、守寡的寡妇吴月娘只好推说要由孟玉楼自己做主。而官媒婆陶妈妈允诺让孟玉楼嫁给李衙内做个“正头娘子”，打动了孟玉楼。这位官媒婆又抬出官府的势力，说是如果吴月娘答应这门亲事，就可以得到“门面差徭，坟茔地土钱粮，一例尽行蠲免；有人欺负，指名说来，拿到县里，任意拶打”之类的特权好处。吴月娘只好答应。
等到孟玉楼出嫁前夕，县里派人来抬嫁妆，“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尽数都交他带去”，就连原来的丫鬟也都带走。等到出嫁之时，“孟玉楼戴着金梁冠儿，插着满头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红通袖袍儿，先辞拜西门庆灵位，然后拜月娘。月娘说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独自一个，和谁做伴儿？’两个携手哭了一回”。李衙内和孟玉楼结婚后，两个“女貌郎才，如鱼如水”，确实做了长久夫妻。
幼嫁必由亲，后嫁不由身
从以上《金瓶梅》小说里这几场寡妇改嫁的情节来看，当时社会上，普通平民寡妇改嫁是很常见、也是社会舆论所容许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古代法律所规定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儒家的教义是一种伦理道德要求，而法律的要求是比较低一层次的。除了读书人士大夫、官员以外，对于普通百姓并不严格要求寡妇一律不得改嫁，从一而终。
但是对于寡妇改嫁是否能够自己做主，小说里王婆所引的“幼嫁由亲，后嫁由身”，以及李瓶儿所说的“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法律的原则。妇女第一次出嫁，是必须由家长主持，而在丈夫死后改嫁时，也同样必须经过夫家家长的同意与主持。小说设计的孟玉楼与李瓶儿改嫁的情节，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没有按照法律原则的，就会有坏的结果与报应，而基本符合法律要求的，就有好的结果与报应。所谓“后嫁由自己”应该是有着一些特殊的前提，比如自己父母都已过世，夫家也没有尊长亲属（小叔子不是尊长，没有主婚的权利，所以叫做“嫂叔不通问”）；或者是像李衙内求婚那样的特殊情况。
小熊猫 (2008-7-06 16:53:21)
《金瓶梅》——火葬之禁
《水浒传》、《金瓶梅》里的火葬
所有的读者都会记得《水浒传》里武大郎含冤而亡后，西门庆用了10两银子取买通“团头”何九叔，要他敛尸的时候“照顾则个”。三天后出殡，就把武大郎的尸首抬到城外的“化人场”。何九叔良心过不去，设计“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叫举火烧化。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九叔，且喜得贵体没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诚！”何九叔把纸钱烧了，就撺掇烧化棺材。王婆和那妇人谢道：“难得何九叔撺掇，回家一发相谢。”何九叔支开了潘金莲和王婆，把武大郎遗体火化后，“拣两块骨头，拿去骨池内只一浸，看那骨头酥黑”。何九叔偷偷收藏了，众人将火堆熄灭，收拾骨殖，倾倒在骨池里，各自分散。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把幅纸都写了年月日期，送丧的人名字，和这银子一处包了，做一个布袋儿盛着，放在房里。
同样的情节在《金瓶梅》里就简单得多，只是说何九叔和伙计们七手八脚把武大的尸首葫芦提殓了，装入棺材内，两下用长命钉钉了。王婆拿出一吊钱来与何九，打发众伙计去了。何九叔就问：“几时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说只三日便出殡，城外烧化。”果然三日后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棺材。不一时烧得干干净净，把骨殖撒在池子里。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里讲到来旺媳妇宋蕙莲上吊自杀后，西门庆派人报告县主李知县，只说宋蕙莲因管银器家伙，失落一件银锺，“恐家主查问见责，自缢身死”。又送了知县三十两银子。知县胡乱差了一员司吏带领几个仵作来检验尸体，定为自杀，也不追问原因，就算是过去了。西门庆买了一具棺材，给了“火家”五钱银子，把棺材抬到城外空地，多架些柴薪，正准备发火烧毁，不想宋蕙莲的父亲、卖棺材的宋仁听说了这事，赶来阻拦，叫起屈来。说他女儿死的不明白，是西门庆“倚势**”：“我女贞节不从，威逼身死。我还要抚按告状，谁敢烧化尸首！”那众“火家”都慌乱走开了，不敢烧火。西门庆立即报告了李知县，那李知县和他久有串通，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纲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宋仁鲜血顺腿淋漓，只得写了一纸供状，不再到西门庆家来缠扰。李知县还责令地方火甲，监察西门庆家人，马上把尸体烧化。
“入土为安”的传统
从这两部小说的描写来看，当时的社会和现在一样，火葬相当普遍。“团头”何九叔就是殡葬行专业户，从殡殓到火化，一条龙服务。而另外还有专门帮人火化的“火家”。
可是实际上这些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却是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
从传统文化来说，中国西周到两汉的文化一直有保全尸体“入土为安”的观念。要求子孙完善殡殓死者尸体，安葬入土。尸体如果被火烧到，也算是一件让孝子遗恨的事情。比如这样一件故事：
会稽诸暨人贾恩，刘宋元嘉三年(426)母亲故世，还没有安葬，忽然邻居家着火，延及贾家，贾恩和妻子桓氏怕把母尸烧化，一边哭泣，一边抢救，邻人也赶来帮助，终于使摆放母亲的尸体棺椁完整保存，但是贾恩夫妇却烧死了。地方官把这件事报告中央，皇帝下令将贾恩的乡里改名孝义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赋税，追赠贾恩天水郡显亲县左尉，以示表彰(《宋书·贾恩传》)。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火烧敌人的尸体，算是一件最刻毒的事情。儒家的经典《周礼·秋官·掌戮》里说，西周的法律规定，凡是杀害自己父亲的罪犯都要处死并焚尸。最著名的比如：《左传》记载，公元前470年，卫国的大夫褚师定子等驱逐了国君卫出公。第二年一些诸侯国的联军打进卫国，卫出公将已经病死褚师定子的坟墓刨开，把棺材拖出来烧掉。虽然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国内的贵族都不愿意迎接他重新登上国君的宝座，而是赶紧立了一位新的国君。卫出公被迫流亡越国，最后客死他乡。显然这样对付政敌、侮辱政敌的尸体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突破了贵族行为的底线的。
又如战国时期，齐燕大战，齐国将领田单坚守孤城即墨5年之久，为了驱使百姓死战，竟然故意放风挑动燕国军队挖掘城外的墓地，烧毁尸体。这个暴行激励齐国军民誓死抵抗，最后终于打败燕军。
到了秦汉时，风气仍然如此。比如西汉初年陆贾出使割据现在广东地区的尉佗政权，辩明汉朝发掘病焚烧尉佗先人坟墓的谣言，使尉佗决心归顺汉朝。后来双方立约，赌咒发誓爵不食言，要是有反悔的，就任凭发掘焚烧先人坟墓。
法律对于火葬的禁止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唐律疏议》，对于焚烧尸体行为明文予以禁止。专门规定凡是残害尸体的，包括焚烧、支解之类的行为、以及将尸体抛弃于水中的行为，都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罚——就是要比斩刑减一等，判处流放三千里。如果尸体尚未被完全毁坏，还可以再减一等，这样就只判处为徒三年。但是如果焚烧的是尊长亲属尸体的，就不得减等，毁坏尸体的要处斩首，没有完全毁坏的，也要按照一般的斗殴伤害罪处罚。不过这部法典也给这个严厉的法律开了一个不小的后门：这一处罚主要针对的是恶意的毁坏行为，如果死者生前是有遗嘱要求火葬、水葬的，或者是因路途遥远而打算火葬后将骨灰带回家乡的，都可以不作为焚烧尸体的罪行处罚。在挖渠道之类的工程中挖掘出已经埋葬的尸体，也应该妥善埋葬，如果是烧毁棺材的要判两年徒刑，烧毁尸体的要判三年徒刑。如果是子孙将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已埋葬的尸体烧毁的，就要判处绞刑。
不过从这段法律的“后门”来看，火葬的风俗已经开始在民间出现了。这或许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将印度的火葬风俗作为副产品输入了中国。印度人火葬后一般将骨灰撒入江河，尤其是作为“圣河”的恒河，认为是最好的安息之法。佛教从东汉传入，经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唐朝已经是相当兴盛，影响到民间丧葬风俗的转变。
火葬风俗外来说的另一种说法，是司马光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说汉人火葬是学习羌族的葬法。
另外一个民间实行火葬的原因则要现实得多：那就是很多穷人“无立锥之地”，无法安葬亲属。“死无葬身之地”一直是一个最恶毒的诅咒，可是由于土地兼并，很多穷人失去土地，只好转而接受火葬作为安慰。
因此尽管法律有严厉的禁止条文，实际上民间火葬还是很普遍的。宋太祖赵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三年，就曾经特意发布重申禁止火葬的法令：“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续通典·礼典》)以后宋朝一些大臣又建议立法，各地政府划出“官地”，允许“贫无葬地者”在这些官地“义冢”安葬。被后世骂为大奸臣的蔡京，曾经建议各地官府设立“漏泽园”，供穷人安葬。
潘金莲将武大火葬是犯了死罪
元朝入主中原，对于火葬的禁令有所放宽，尤其是当时活跃于各地的西北少数民族“色目”人，不少是实行火葬的。元朝皇帝曾经应汉族大臣的请求下令禁止汉族人民火葬，但毕竟没有中原汉族皇朝法律对于这种罪行那般严厉的态度。
在《水浒传》、《金瓶梅》成书的明朝，法律对于烧毁尸体的行为仍然按照唐律的传统予以严厉禁止。规定烧毀他人尸体的，要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刑罚。如果是烧毁尊长亲属的尸体的，要判处斩首。如果没有完全毁坏尸体的，各减一等处罚，对于普通人的减为徒三年；对于尊长亲属的减为流三千里。如果是将已经殡葬的尸体烧毁的，就要比照盗墓开棺见尸的法律，一律判处死刑。还特别规定，如果是子孙烧毁了祖父母、父母尸体，或者是奴婢、雇工人烧毁主人尸体的，都要判处斩首。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法律取消了唐朝法律那个“后门”，没有强调处罚的是恶意行为，也没有特别规定按照遗嘱实行火葬的可以免罪。这样一来，这个法律规定就显得过于严厉，难以通融。后来法律有悄悄的修改，就是把这里的死罪都改成了“监候”，也就是说按照法律判处死刑，但并不执行，监禁等候由朝廷最高级官员共同参与的“朝审”（到了清朝称为“秋审”）最终决定是否需要执行死刑。
另外一个漏洞是，像潘金莲这样烧毁丈夫的尸体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的规定。明朝时习惯的操作办法是，比照烧毁尊长亲属尸体的罪名处刑，但需要报请皇帝批准。因此可以说潘金莲将武大火葬是犯了死罪的。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个做法，并作为法定解释，在法律里说明。
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
尽管历代法律都禁止火葬，可是我们在《水浒传》、《金瓶梅》等等明清小说里却时常会发现当时民间火葬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已经成为了专门的行当。而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帮人烧尸的人也是在犯要判处流三千里的重刑的。有的明代小说里还有官府指令进行火葬的情节，比如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说任珪因为妻子与人通奸，一怒之下，杀了妻子与奸夫，以及岳父、岳母、岳父家的丫鬟，一共是五口人。官府按照法律“杀一家三口非死罪者”判决任珪为凌迟处死。另外将被害人全部“尸首烧化，财产入官”。
清朝入关，沿袭明朝的法律，自然法律也是禁止火葬的。但满族在关外期间，是允许火葬的。入关后在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清朝曾公布“丧葬则例”，规定官民人等“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这里的允许官民火葬，就是遵从满族的旧俗。影响到民间，火葬习俗在很多地方相当流行。比如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里就说，广东穷人因为没有坟地，有不少是实行火葬或者水葬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绍兴知府李亨把该府历年禁止的事项，拣出10件“尤为风俗害者”，勒石严禁，其中有一条就是“焚烧尸棺”（乾隆《绍兴府志·风俗》)。显然绍兴也有火葬的风俗。嘉庆道光间，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也有火葬的现象，当地人郑敬怀看不惯，说这是“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诗铎》）。只是这些习俗遭到了士大夫的严厉批评，直到晚清，还有很多汉族士大夫建议朝廷严格执行禁止火葬的法律，或者是编写《禁火葬录》之类的文章。
在中国古代，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法律本身是儒家信徒的士大夫们制定的，是代表“精英文化”的，而社会大众的生活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经济能力的支撑，在无法实现精英文化要求的情况下，就会顶着法律生活。火葬习俗就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