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8年，欧洲大陆布满战争阴霾。
3月12日，希特勒纳粹军队在这一天越过了德国与奥地利边境，出现在了维也纳的街头。这次入侵将奥地利绑上了纳粹的战车，无数奥地利人的命运从此改变。鲜为人知的是，它也使一位驻维也纳的中国外交官作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他叫何凤山。
这是一位被历史湮没了60多年的人物!在他的身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901年夏秋之交，何凤山生于湖南益阳，七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无力抚养他，只好把他送到挪威信义教会。刻苦求学的他考入美国人在湖南办的雅礼中学和雅礼大学。1926年，他又以优异成绩申领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奖学金，留学德国。1932年，获得该校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何凤山学成归国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7年，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公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号称欧洲的心脏。它的南部是著名的阿尔卑斯山，首都维也纳是一座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古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瓦解，但维也纳在欧洲仍居重要地位。其居民组成95%为说德语的日尔曼人；犹太人有18万，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
何凤山当时36岁，精力充沛，满怀希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尽力。然而，他所处的世界却动荡不安：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利用一战失败割地赔款的民族复仇心理，希特勒在德国推行纳粹主义，叫嚣扩军备战，企图征服世界。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所谓“弱国无外交”，身处欧洲的何凤山等一批中国外交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维护着祖国与外界联系的外交通道。
1938年3月，在英法绥靖政策纵容下，希特勒将纳粹军队开进了奥地利。随后，他宣布这个德国南部邻邦、居民多属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成为德国的一个省。
奥地利失去了独立，对于各国外交使团的影响就是公使馆一律撤消，而降级为总领事馆。中国也不例外。
在这次机构人事变更中，派到维也纳仅仅一年的何凤山临危受命，由一等秘书升任总领事，负责原奥地利地区的护照签证事务，组织上归中国驻柏林公使馆领导。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反犹运动在奥地利肆无忌惮地展开。作为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的维也纳变成为犹太人的恐怖之城。根据希特勒上台后颁布的法律，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被剥夺了公民权，禁止担任社会公职，被排挤出经济部门，犹太人商店一律关闭。自1939年起，纳粹当局强迫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国外。1941年7月，纳粹德国继而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即种族灭绝。德国本土，以及被德国占领的奥地利、捷克、波兰、苏联等国约600万犹太人在最后解决方案中被杀害，占战前欧洲犹太人总数的60%以上。
对于犹太人来说，留下意味着集中营和死亡；离开，才有可能生存。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外国的签证才能离境。然而，当时欧洲由于宗教的、历史的原因，反犹主义十分盛行；欧美几个有影响的大国中，英法实行绥靖政策，不愿因为犹太问题而得罪希特勒，意大利、西班牙是德国的盟友，而美国保持中立政策，无心卷入欧洲争端。同时，由于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深受失业困扰，因而排斥外来移民。英法美都制订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严格限制犹太移民的数量。
奥地利犹太人每天心急如焚地来到各国领事馆前大排长龙，申请签证。但履行了繁琐的手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最后被告知移民数额已满，签证遭拒绝。
当时，几近绝望的人们也来到了中国驻奥总领事馆前。令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总领事何凤山会怎样答复他们呢？会为他们颁发“生命签证”吗!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的租界变成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外籍人士进入时，不需要检查签证和护照。上海成为不设限的东方“自由市”。走投无路的犹太人难民因此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前往上海。但按照纳粹德国的法律，他们离开德占区时，仍然必须持有中国公使馆的签证才会获准放行。
面对无数的犹太人迫切地申请签证，当时的何凤山究竟是怎样的心境呢？遗憾的是，这本回忆录并没有作出详细描述。今天，根据何凤山的家人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何凤山当年的心路历程。
看到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想到正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祖国，何凤山更容易看清纳粹的侵略本质。当时，希特勒掀起的纳粹主义狂热让他发自内心地厌恶。
随着纳粹主义的日益猖獗，何凤山耳闻目睹一些他认识或陌生的犹太人遭到歧视、毒打。德奥合并尚未满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已被押送到达豪和布肯沃德这两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已经在大规模地搜捕犹太人，将他们关进集中营，并即将对他们举起屠刀。
何凤山决定做些什么来帮助犹太人，然而，他能做些什么呢？
可以想像，当无数充满生存渴望的犹太人拥挤到中国总领事馆门前，何凤山是如何的于心不忍。但是，如果他决定颁发签证，而且少量颁发签证也无济于事时，他面临双重压力。首先是来自纳粹的威胁。
纳粹德国是一个利用恐怖手段实行独裁统治的极权国家，它建立起组织严密的盖世太保、党卫军和集中营，对所谓劣等民族、共产党人以及政治异见分子进行无情迫害。尽管外交官具有外交豁免权，但在纳粹肆虐的年代，任何被视为与纳粹作对的人和他的家人都可能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包括秘密警察的人身威胁。
此外，必须提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和德国正处于一段特殊的紧密关系之中。
由于致力于扩军备战，纳粹德国急需钨、锑等战略物资，而中国华南各省的这些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另一方面，中国出于抗击日本侵略的需要，也迫切希望从德国进口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纳粹德国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曾经在军火和战略物资方面交易频繁。
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一度十分推崇纳粹德国的军事体制。他在聘请德国高级军事顾问的同时，还选派一些优秀的青年军官到德国去受训。 1937年，他把儿子蒋纬国派往德国慕尼黑军事学院学习军事，获授德国陆军少尉军衔。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经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出于战略需要，为了拉拢中国，希特勒还送给蒋介石一件军用披风。
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德分道扬镳。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一直奉行亲德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中国驻柏林公使馆曾经对下属有过明确的训示：切勿因犹太问题影响中德邦交。
作为一名外交官，何凤山不可能不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给犹太人签证的风险。一方面，它可能会惹恼纳粹当局，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巨大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将会被指责为破坏中德邦交，危及自身前途。当年，摆在何凤山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
多年后，当人们探究何凤山的内心，从他的回忆录中人们发现，当时，还有另一部分人的观点影响了他的抉择——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后，曾经呼吁团结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于当时遭受迫害、和中华民族有着相似命运的犹太民族，孙中山公开表示同情，他表示犹太民族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1933年，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强烈抗议纳粹的反犹暴行，声援犹太人民。1939年，鉴于欧洲犹太人情势危急，没有国家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秉承父亲孙中山的遗愿，提出在云南划区安置犹太难民的议案。由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居重庆，这项议案最终夭折。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和同情。
何凤山显然深受这种观点影响。当他面对无数充满求救渴望的犹太人，他的内心，一定在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人道主义的人类良知之间，经历了反复的较量!
今天的人们无从知晓当年何凤山内心斗争，犹豫彷徨的过程，但人们知道，他最终作出了抉择，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具风险的抉择：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前途，向危难中的犹太人伸出援救之手。
1938年7月，绝望的气氛笼罩在奥地利犹太人的周围。大批犹太人被公开或秘密地逮捕，剩下的如果不及时离开，等待他们的仍将是集中营。有一个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塔，他的11位亲人都被抓进集中营。如果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搞到出境签证，他的亲人和他自己都将结局悲惨。
艾瑞克·歌德斯塔的经历顿时在犹太人中间秘密传开。人们知道了中国领事馆采取了开放的政策，于是，更多的犹太人聚集到中国领事馆前。何凤山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
1938年11月9号到10号，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一个高潮。那个恐怖的夜晚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水晶之夜”：纳粹党徒纵火焚烧犹太教堂，疯狂抢砸犹太人开的商店，无数犹太人商店被劫掠一空，满街都是打碎的玻璃。在这一昼夜，有3万多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就在10号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的犹太朋友罗森堡打来的。
何凤山的话震住了盖世太保。虽然当时中国是一个正遭受侵略的弱国，但是，因为特殊的中德紧密关系的存在，盖世太保却不得不有所顾忌。
在获得何凤山签证而得救的犹太人中，有各种各样等级身分的人物。其中还有这么一位医生，他叫罗生特。
罗生特医生是奥地利的一名左翼人士，1939年，他孤身逃离纳粹的魔爪，来到了上海。不久参加了新四军，和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后来他成了四野一纵的卫生部长，被誉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解放后，罗生特回到奥地利，才获悉他的家人大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1952年罗生特在以色列病逝。他的一个侄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从罗生特当年的护照上发现，他的签证正是何凤山签发的。
何凤山有求必应给犹太人发签证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引起了上峰的不满。驻柏林公使陈介以影响中德邦交为由向何凤山提出严重警告。何凤山顶着压力继续我行我素，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时，使馆上下出现了一个传闻。
何凤山靠发签证敛财的谣言最后不攻自破。但是不久，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纳粹当局的注意。一个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驻奥总领事馆租住的楼房出现了麻烦，纳粹当局借口它原是犹太人产业而没收拆毁。
失去了领馆，何凤山向上司申请搬迁经费，但上司早就迁怒于他，托词拒绝。身陷困境的何凤山不禁感慨：“分文不给，还来了一顿官腔，我非巧妇，竟作无米之炊!”
从1938年到1940年，何凤山已经发放了两年的“救命”签证。两年里，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因此而免遭纳粹毒手，何凤山本人从没作过统计，至今，学者对此仍然探讨不休。
调离维也纳后，何凤山后来历任驻非洲、中东等国大使，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对他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1997年，何凤山病逝于美国旧金山，台湾无人过问。
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在今天看来，它体现了危难时刻作为一个“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在当时何凤山却背负着损害国家外交利益的指责。这桩义举被尘封于历史长达60多年。
上世纪90年代，一部电影<辛德勒名单>感动世人。二战期间的这位奥地利商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1000余名犹太人。他被犹太人尊为英雄。辛德勒这个名字成了人类同情心和正义的代名词。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辛德勒和其他2万多名帮助过犹太人的国际义士被铭刻于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的“义人园”。然而这时，人们并不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位叫何凤山的中国外交官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于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犹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潘光教授一直在研究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避难这段历史。
1937年以后，为了躲避欧洲纳粹主义的迫害，大约有三万名犹太难民逃到上海，两万多人最后居留下来。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奥地利。
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建立起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区，他们拥有自己的居住区、商会、俱乐部、会堂、学校、医院和公墓园等。在日本占据上海期间，犹太人曾遇到相当的危险，但最终，大多数犹太难民熬过了二战而幸存了下来。上海，被幸存者感激地称为“上海方舟”。
为什么在当时英法美都关起国门的情况下，上海却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呢？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中国人在帮助他们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何凤山进入了学者潘光的视野。
这是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宗教场所：位于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二战期间，它成了所有犹太难民心灵的居所。今天，保存完好的它，作为上海犹太人纪念馆，仍迎接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天，它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位老人，叫司奥徒，退休前为美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当年，他的父母，就是拿着何凤山的“救命签证”从奥地利来到上海的。
如今，来到上海摩西会堂参观的犹太游客们，大多知道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故事。他们对何凤山怀着深深的敬意。
2000年7月，以色列经过长达1年的审查程序，郑重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并将他的名字刻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6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走出历史的何凤山作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良知的表率，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据联合国和国际犹太组织最新统计，二战时期，有80多位各国外交官在欧洲从纳粹德国手中营救出约25万名犹太人。外交官中有的因此献出了生命，有的回国后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有学者认为，何凤山是通过发签证拯救犹太人最多的一位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