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青未了：富民与强国
据考证，这十辆车，三十八匹马只是一个中等贵族的殉葬品，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那么，两千多年前，究竟是谁力挽狂澜，使内乱中的齐国转危为安并迅速走向强大呢？
在那场速度与智慧的竞赛中，一只暗箭悄然拉动，公子小白口吐鲜血，跌落马车。射箭的人名叫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得到消息的公子纠大喜过望，顿时放慢了脚步。然而公子小白并没有死，管仲射中的只是他的铜制带钩，他先是吐血装死，随即快马加鞭，终于登上了君主的宝座。这就是齐国的第15代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即位后的齐桓公要拜自己的老师鲍叔牙为相，但鲍叔牙没有接受。
雄才大略的齐桓公最终听取了鲍叔牙的建议，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并给予他崇高的礼遇和无比的信任。
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幕就此拉开，一种富民强国的执政理念也开始付诸实践。
为了富民，进而强国，管仲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在“均田分力”的基础上，管仲又提出了“案田而税”“相地而衰征”的农业地租政策。
公元前594年，同样的改革在鲁国出现，《左传》中留下了“初税亩”的记载。所谓“初税亩”，就是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许多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分水岭。
继鲁国之后，各个诸侯国纷纷“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的浪潮蔓延开来。而此时距离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已将近百年。
土地制度的改革很快使齐国“粟如丘山”。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坚定的改革者，管仲的目光早已越过脚下的粮仓，他所眺望的是整个天下。
在与齐桓公的一次对话中，管仲意味深长地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就是国家的基本民众。在管仲看来，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是争霸天下的重要基础。
“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刀，自古便是武力的象征，但在春秋时期，这些外观酷似刀具的青铜却被赋予了武力所远远不能企及的威力，它们被称为刀币。而在所有出土刀币中，齐刀币最具特色。
那么，在齐国，这些铸造精良的刀币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
春秋时代，重农是各国普遍的治国理念，为什么唯独齐国会对商业和贸易如此重视呢？这还要从管仲说起。
据说，年轻时代的管仲曾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尽管鲍叔牙给了他诸多帮助，但管仲并没有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不过，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工商和贸易对于迅速积累财富、致使国家富强的巨大作用。于是，一旦为相，便把重商理念变成了国家政策。
用现在的话说，叫招商引资。比如关税是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五十而税一，三十而税一五十而税一就已经很少了，到后来干脆就不收税了。再比如说，外国的商人到齐国做买卖、经商，它规定带一辆车来的小商人，免费就餐。带三辆车来的中等商人，还免费喂养他的马匹；带五辆车来的不但吃饭免费，免费喂养马匹，而且要给他这个商人配三个到五个的服务员。
这些措施，使各国客商汹涌而至，一个富饶的大国开始屹立于东方。连日后位列春秋五霸的晋文公重耳，继位前都曾在齐国流连忘返，发出“必死于此，不能去”的感慨。
当形若兵器的齐刀币转化为不计其数的财富，齐国拥有的是雄视天下的强大。但齐国并没有滥用这种强大。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带着这样的雄心和使命，齐桓公逐步成就了号令诸侯、雄霸天下的伟业，位居“春秋五霸”之首。在总结自己的霸业时，齐桓公曾志得意满地说：“寡人南征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517年，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来到齐国，这时，管仲已经去世了一个多世纪。在与弟子的一次谈话中，孔子对管仲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改革往往伴随着流血，但从现存资料看，管仲的改革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对，因为变革、开放、务实和兼容等治国理念，早在齐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根基。
公元前十一世纪，即将出猎的周文王做了一次占卜，卜辞上说：“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当文王行至渭水北岸，一老者垂钓岸边，白发飘飘，气度不凡，文王上前施礼、同车而去。这位老者便是日后辅周灭商的开国功臣姜尚，人称姜太公。
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因首功被封于齐地营丘。姜太公被认为是东海上人，即今天的山东日照人，太公来到齐国，实际上是回到了熟悉的故乡和风俗。然而，太公的人马尚未到达，一个名为莱夷的强大部落已经对营丘虎视眈眈。
两军终于相遇，太公指挥自若，莱军告败而归，齐国正式建立，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得以巩固。
然而，开国时的齐国虽已臣服于以农耕见长的中原政权，但它并没有农耕所需要的千里沃野。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迥异于中原地区的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赢得了战争的姜太公将如何赢得东夷人的尊重？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流传甚广。“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就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
在位于临淄城东的姜太公衣冠冢，姜太公祠依此而建，香火不断。但是，人们尊崇的并不是小说《封神演义》中那个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姜太公，而是一位开创了独特治国理念的政治家。
这是一支堪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媲美的地下军团，它的发现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六百多匹沉睡的战马依然保持着奔驰中的临战姿态。在以车马论国力的时代，究竟什么人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殉葬？
经考证，殉马坑的主人是齐景公。他是姜太公开国之后的第25代国君。在齐国历史上，齐景公是一个在奢侈腐化方面很有天赋的君主。但幸运的是，他拥有祖先奠定的基业，还拥有与管仲齐名的一代名相，这就是晏婴。在晏婴的辅佐下，齐景公在位58年，是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君。在齐景公的诸多爱好中，养马是开销最大也是他最为喜爱的一项。连孔子都知道这个既不讲仁也不重义的君主“有马千驷”。齐景公死后，他把这项奢侈的爱好带到了坟墓里。
战国初年，由姜太公建立的姜氏政权被田氏取代，延续了32代的姜齐改称田齐，但齐国独特的治国思想并没有改变。
齐威王，田齐的第4代国君，继姜太公和齐桓公之后，又一位在富民强国之路上成就了卓著功业的君主。然而，即位之初的齐威王终日沉湎于酒色，三年不问朝政，与昏君并无二致。
威王听后微微一笑，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此后，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齐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冠。也正是从这时起，广揽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逐渐兴盛，并在威王的儿子宣王那里达到顶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齐国出现。
2004年7月15日，临淄，这座两千多年前的齐国都城，因为足球而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第三届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郑重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起源于临淄。
从蹴鞠到足球，一场时空的跨越，它们与临淄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在《战国策》中有这样的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并一度佩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曾对齐都临淄做出这样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在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大城西墙北部的三号排水道口。雾色苍茫，却无法遮蔽历史的恢宏。
排水系统与淄河等天然水系相连，分为进水口、过水口、出水口三部分，巨石多层交错排列，既可调节水量，又可防备欲从排水口入城的敌人。这一独特设计一直使用到一千多年后的唐代，被誉为世界同期排水建筑史上的杰作。
建筑是城市的标志，也是城市的记忆，这些被流水打磨了几千年的石块，以近乎永恒的姿态凝视着一座都城的变迁。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约齐湣王共同称帝，齐为“东帝” ，秦为“西帝”。
然而，好大喜功又缺乏雄才大略的齐湣王无力承担起统一中国的大任。相反，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力迅速膨胀，秦王嬴政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与兼并战略，远交近攻，东方诸国被逐个击破。
公元前221年，秦军在灭掉五国之后，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战国时代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起来。姜太公所建立的齐国在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发展与壮大之后开始融入一段崭新的历史。齐国富民强国的思想也开始在更广阔的时空中闪耀。
山东自古出宰相。在今天的临淄，屹立着一座中国宰相馆，管仲以“中华第一相”位列其中。
凝结了管仲富民强国思想精华的《管子》一书，由西汉学者刘向整理结集，后世的明君贤相，无不从中汲取治国安邦的智慧与经验。
西汉时期，临淄人主父偃博学多才，尤其精通“桓、管之术”，被汉武帝破格任用。他所提出的“推恩令”，为开启汉武之世的宏大气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末年，出生在齐地瑯琊的诸葛亮，时常“自比管仲、乐毅”，后来辅佐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年间，临淄人房玄龄堪称一代名相，他对《管子》颇有研究，并第一个为之作注，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政通人和的“贞观之治”。
不仅仅是齐地齐人，也不仅仅是汉唐盛世，当富民强国的发展之路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轨道中辐射开来，它所影响的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每一次求索和实践。
如今，在山东泰沂山脉的腹地中，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一道绵延千里、依山就势而筑的墙。这就是齐长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比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早了400余年。
从齐桓公开始到齐宣王结束，筑城的时间先后长达二百六十余年，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尽管经历了岁月和风雨的双重侵蚀，它依然像一支不朽的龙骨，耸立于崇山峻岭之间。蕴藏在齐文化深处的富民强国思想，就像一支精神的龙骨，始终挺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