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已经是湖州南浔镇丝商梅履中去世的第三年了，几年来，一直是他的夫人在掌管着家中的生意。梅家近年来生意不好，梅夫人一直郁郁寡欢。今天，她更是没像往常一样吩咐早饭，时近中午，上房却仍然静悄悄的没有动静。当紧闭的卧室门被推开时，仆人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丝商梅履中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已经双双在房间内自尽身亡。
梅家在当时名列南浔“八牛“之一，梅家的丝以“梅恒裕”，“绣麟”，“飞马”等一系列的商标占据着市场，在纽约、里昂两大国际生丝市场上享有盛誉。为什么梅家的女眷会突然自尽呢？是什么使她们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的丝商们开始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日本的缫丝工业开始崛起，在日本影片《啊，野麦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为了降低生丝的生产成本，提高产量，抢占国际市场，日本的缫丝厂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缫丝女工承担着残酷的劳动强度，在他们看来，缫丝产生的利润成了富国强兵的希望。在这样的竞争下，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1925年其出口额已是中国的2.6倍，而到了30年代初，日本生丝产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的80%，出口额也达到了中国的七倍。
与此同时，人造丝也开始了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早在1855年，瑞士化学家安德曼通过用硝酸来处理桑叶，就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真正意义的人造丝。1889年，法国的夏尔多内终于实现了硝酸纤维人造丝的工业化生产，他的人造丝产品参加了当年的巴黎博览会。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外表光洁美丽，深受西方人的欢迎。
在上海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一份1924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春季商业报告，里面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国外缫丝业的状况。还特别列举了中国缉里湖丝的一些缺点，例如粗细不匀，断处太多，机架尺寸不一等等，中国缫丝业的改革刻不容缓，这份报告书被转发给了湖州的丝商们，而丝商们也没有对此等闲视之，1926年，梅家从日本买进新式缫丝机，在南浔开办了第一家新式机器缫丝厂，但是历史给予的机遇太短了，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丝的出口量已经是中国的七倍。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下中国的草丝也很快走向下坡。
他们这个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由于生意上的问题，梅履中的夫人和梅履中的女儿，他们自杀了。
就在这对母女自尽以后不久，梅家黯然结束了缫丝卖丝的生意。从19世纪中期开始繁荣，到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在短短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缫丝业逐渐变得步履艰难，而海外消费市场的突然变化，最终给缫丝业带来了致命的一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发达的欧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战火使得欧洲的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购买力下降，作为奢侈品的丝绸，需求量大大降低。从那时候起，中国缫丝业的海外市场就急剧萎缩，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对于首先考虑生存和温饱的人们来说，光洁美丽的丝绸，又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
战争带来了海外市场的萎缩，但同时它也使得外国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大大减少，昔日充斥市场的洋货，暂时退出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市场上，一部分商品开始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为中国民族工业拓展国内市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短暂春天。从1913年至1920年，中国民族资本开办的工厂，从698家，上升为1759家，工人总数，也从27万人增长为55万人。“实业救国”成为当时深入人心的口号。
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创办了福新面粉厂。在此之前，荣氏兄弟在江苏无锡的面粉企业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然而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他们带了转机。战争期间，市场上面粉紧俏，荣氏兄弟的面粉公司每昼夜可以生产面粉96000多包，面粉生意带来了丰厚的利润，1915年，荣氏兄弟又投资创办了中新纱厂，经过不断扩充，到了192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分别被人们称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家族的资本总额也达到了1200万元以上。
1919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制碱厂——永利碱厂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这片工厂的创办者是实业家范旭东和留美归来的化学家侯德榜。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外国所垄断。范旭东和侯德榜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超过洋碱的红三角牌纯碱，并在当年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范旭东成为了中国的“制碱大王”。
在这个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宝贵春天里，从1912年至1919年，7年时间内民族资本投资额已经接近1．4亿元。新注册的公司数量，已经达到600家。与此同时，依靠蚕丝发家致富的湖商，也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行业里。他们的大量投资，主要集中在缫丝业、盐业、钱庄、典当业和防地产业。这些行业大都带有浓厚的封建经济色彩，并且已经逐渐趋于没落。而在铁路、造纸、金融这些近代化的实业领域中，湖商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缫丝业那样，占有垄断性的地位，没能成为这些新兴实业领域内的大鸿。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湖商却成为行业内，无可争议的佼佼者。
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之间，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精致幽雅的花园洋房，这些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城市风景，有很多就曾经属于湖商。湖商最大，也是最不约而同的一笔投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杭州和湖州的房地产产业。以南浔的“四象”为代表，湖商在上海购置了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房产。
当时就知道哈同排下来，我们也是上海的地产大王。我们家的地产，光在竣乐里就有三百几十幢房子，福升里也有三百几十幢，还有虹口的悦来坊也有三百几十幢，都是大弄堂，其他还有静安别墅，懿德公寓，后来我爸爸都分到后来借给中国中学的一栋小洋房，房子有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的湖商们，纷纷在上海购置地产。这些地产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以南浔刘家为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仅仅刘家第四房，在上海就出租房屋700栋，房租收入达到了每月5万元以上。而难浔八牛之一的陈熙元，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人们称为地产大王，几乎拥有半个租界的房产。今天，陈熙元的后代，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数目巨大的房产，湖商才显得那样从容不迫。即使赖以为生的传统行业纷纷倒闭，即使在新兴的实业领域内没有做大做强，手中握有这么多的房产，在30年代前上海的财富集团里，湖商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在别人艰苦创业的时候，湖商已经越过了财富的积累阶段，开始了坐享其成的生活。有人开了上海最豪华的舞厅，有人忙着送子女出国留洋学习。四象之一刘家的后代刘梯青，还在南浔的红房子里，建造了一座钟楼。今天，我们几经无从寻找他的遗迹，但是南浔的老人们，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拥有了财富的金氏家族十分认同西方的文化，家族第三代子女纷纷被长辈送到了国外。这些留洋的孩子即使回国后也过着西化的摩登生活。袁绍俊先生已年过古稀，他还记得祖母，也就是金家第三代的小姐，当年用过的新鲜玩意儿。
20世纪初，金焘的儿子金开意结婚，当时金家已经拥有了一艘汽艇。这艘汽艇载着金开意和他妻子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回到了南浔老家。这是南浔人第一次看到汽艇，那时的金家可真是风光无限。
1920年，在湖州南浔小莲庄刘氏家庙旁，嘉业堂藏书楼破土动工，刘承干为此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这十二万元在当时如果用于实业，可以兴办一座机器缫丝厂，购置200台最先进的缫丝机，更何况此时的刘承干，藏书已达二十万册之多，他在买书上的投资要远远的超过这十二万元。
与此同时，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元济也浸淫于传统文化之中，忙于收藏古画。1915年，庞元济为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专门印行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华历代名画记》，收录自唐代至清末所藏名画81件。我们不知道庞元济当年收藏这些画时花了多少钱，今天它们的价值已经难以估算。
位于上海北京东路的黄浦剧场，曾经叫做金城大戏院，1937年这里上映了一部影片。影片产生的轰动，影响了整个上海风头甚至盖过了同时上映的卓别林名作《摩登时代》。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世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就是《夜半歌声》。《夜半歌声》由新华电影公司出品，公司的老板叫张善琨。张善琨的祖辈同样是经营蚕丝的湖商，家产排进了72金狗，虽然不是爆富，但张家还是有足够的财力，培养张善琨的。在上海大大小小电影公司的老板重，张善琨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这让他具备了独特的优势。
为了宣传《夜半歌声》，张善琨动足了脑筋，这为《夜半歌声》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也让他的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如今，人们还对张老板那个惊人的创意津津乐道。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申明，6岁以下儿童禁止如场观看电影。《夜半歌声》在金城大戏院连续上映了一个半月，场场爆满，影片被人们誉为中国恐怖电影的开山制作。从1937年公映到现在，《夜半歌声》被翻拍了三遍，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被翻拍最多的影片。这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让张善琨和他的家族，在无数的湖商中留下了名字。
胡商赖以支柱的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它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时局的好坏紧密相关。在歌舞升平的太平年岁里，房地产就像一个个财富资本的蓄水池和保险箱，可是一旦碰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它们也许就是吞噬金钱的无底深渊。
南浔的嘉业堂上依旧书香盈室，虚斋内吟诗赏画，依旧悠然自得。然而时代的暴风骤雨正在无情地向他们迅猛袭来。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 月13号松沪会战爆发。上海集中了大部分的中国民族资本产业，激烈的战事持续了三个月，租界之外的繁华都市化为一片焦土，民族资本遭受了空前的损失。而随后的武汉会战，也使得相中游地区的民族工业损失惨重。从1938年3月起，600家民营工厂开始向大后方歉意。荣氏家族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前往重庆。范续东的永利碱厂迁往四川乐山。但是更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在战争中化为乌有。仅存的一小部分，又被侵略者占据、掠夺。胡商投资的大部分工厂，也没能逃过战火，而他们财富最为集中的房地产业，也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战争期间，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在一夜之间沦陷，房价暴跌。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收取房产租金，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又陷入内战之中。国民政府金融崩溃，很多湖商在银行的存款也化为乌有。
丝行的旗幡依旧随风飘动，南浔的码头上却不见了往日的繁忙，在时代风雨的冲刷下，以南浔为代表的湖商们，已经散尽了昔日的繁华。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湖商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民族工业的舞台上悄然谢幕。然而，这仅仅是湖商群体的不幸命运吗？
1933年，茅盾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小说以1930年的旧上海为背景，当时也正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最严峻的时期。主人公吴荪甫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人物，他竭尽全力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在上海兴办了各种企业，成立益中信托公司。然而，故事中另一个人物却断送了吴荪甫实业救国的梦想，这个人就是官僚资本的代表赵伯韬。赵伯韬凭借官僚资本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力量，无情地对民族工业进行打压，在这场较量中，吴荪甫代表的民族资本最终失败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帝国主义，他不但是政治上的强权，军事上强权，他在经济上是强权的，是强势的，因此，所有的游戏规则，其实都是由帝国主义他来制制定的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它里面的游戏规则一是帝国主义制定，二是买办资本家制定，第三是流氓地痞制定，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反常的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下面，湖商你所有的本事，包括你的精明都起不了作用。
以南浔丝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湖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走上中国近代经济舞台，在漫长而又短暂的几十年里，他们在缫丝、盐业、钱庄、典当、银行、铁路、面粉、文化收藏、出版和房地产业等诸多领域内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在那个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的时代里，面临着官僚资本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湖商的衰落，也只是整个中国民族资本大厦将倾的缩影。
当年叱咤风云、富可敌国的湖商慢慢地走进了记忆深处。这个中国最大丝商群体在商海中的浮沉，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湖商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今天被称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这里是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当一切契机都眷顾了位于“长三角”中的湖州时，新一代湖商正自豪着地面对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