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康震
一
唐代翰林学士作为相对固定的使职差遣，确定于唐玄宗。
在此之前，“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1]（卷46）其本职乃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只因近密之便间或参与政事，“然犹未有名号”[1]（卷46）
唐玄宗即位后，经常引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参政、草诏：“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招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处。”[2]（卷43）但这种临时差遣之任根本无法适应政务日益繁杂的局面：“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敇文诰，悉由中书，或屡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偏掌，列于宫中，承道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虽有密近之殊，然亦未有定名，制诏书敇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院），俾专内命。”[3]
可见，翰林学士从参谋纳谏、分掌制敇到“俾专内命”，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所担负的政治使命越来越机密，与皇帝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而无论是翰林待诏、供奉还是学士，其共同特点在于：都是由朝官中深具“词艺学识”者入充兼职，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人选必须是精通艺文的文词之士。
唐玄宗朝的翰林学士主要有吕向、尹愔、刘光谦、张垍等人。
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4] （以下简称《壁记》）记载，吕向以中书舍人充翰林供奉，直至天宝末年才出院拜工部侍郎。《新唐书.文艺中》载：“吕向字子回，……玄宗开元十年，招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开元十年，赵冬曦与贺知章担任集贤院修撰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1]（卷200）可见吕向担任翰林供奉至迟应在开元十年。
吕向曾与房琯在陆浑山隐居读书十年：“（房琯）少好学，风仪沉整，……与东平（渤海郡）吕向于陆浑伊阳山（都畿道陆浑）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2]（卷111）他“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1]（卷200）显然是一位学识深厚、书艺出众的博雅之士。
吕向擅长《文选》之学。他在入仕前，曾与吕延济等四人合为《文选》作注：“吕向……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1]（卷202）他们重注《文选》的主要原因是“以李善注唯引事，不说意义，故复为此注。”[5]李善《文选注》与《五臣文选注》各有侧重。总的来说，李注详于征引而略于训释，五臣注疏于征引而繁于训释。五臣注的学术水准虽不及李注，但却表现出解词析义、通简不繁等优点。唐代盛行《文选》之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士子们要以《文选》为蓝本学习诗赋、骈文，便于应试科举考试。唐人特别关注《文选》中的诗文技巧、典章辞藻。“五臣注”串讲文义、解读文学形象的特点很适合读者的功利目的，所以在唐宋两朝都很流行。
吕向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与他参与《文选》注不无关系。《五臣注》在当时影响很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书首进表之末，载高力士所宣口敇，亦有此书甚好之语。” （卷186《六臣注文选》）五代人丘光庭认为：“五臣者，……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兼明书》卷4“五臣注文选”）可见《五臣注文选》一经面世便受到当朝者的肯定与器重。这当然与工部侍郎吕延祚对五位注者及其注文的称赞分不开：“或艺术精远，尘游不染；或词论颖曜，岩居自修。”“其言约，其利博，后事元黾，为学之师，豁若彻蒙，烂然见景，载谓激俗，诚惟便人。”[6]（卷300）言语虽涉夸饰，但吕向等人的才学是不容置疑的，能够引起玄宗的关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唐玄宗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表玄宗敬献《五臣注》，开元十年吕向便进宫充任翰林供奉。
宰相张说也是吕向得以进入翰林院的重要因素。《新唐书.文艺中》载：“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全唐文》卷447窦臮《述书赋》下注云：“吕向，东平人。 开元初，上《美人赋》，忤上，时张说作相，谏曰：‘夫鬻拳胁君，爱君也。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谏之名，而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于是承恩特拜补阙，赐彩百段、衣服、银章朱绂，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主讽谏。”[6]吕向能够转罪为功，并因此得玄宗的赏识成为翰林待诏，张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系开元初年“吏治之士”与“文学之士”权力争斗的历史背景 ，不难理解吕向之所以得到张说的提携，与他出身文艺词人，擅长“文选”之学有必然的关系。开元初年朝廷广引文学之士参与政事，从而大大促进开元十五年前后诗歌创作高潮的到来，翰林学士制度的确立应该是值得重视的制度因素。
作为有着较高文学造诣的翰林供奉，吕向常常以文学的形式进谏玄宗，这也成为后来翰林学士参政议政的一个特点：“天子数校猎渭川， 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缺。……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弓矢射禽。向上言“‘鸱枭不鸣，未为瑞鸟；豺虎虽伏，弗曰仁兽。况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父，陛下震以武义，来以文德，势不得不廷，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从官，陪封禅盛礼，使飞矢于前，同获兽之乐，是狎昵太过。或荆卿诡动，何罗窃发，逼严跸，冒清尘，纵醢单于，污穹庐，何以塞责？’帝顺纳，诏蕃夷出仗。”[1]（卷202）这篇进谏之辞最突出的并不是劝谏之理，而是骈文的华采风韵与作者的满纸才情，与《美人赋》具有同样的特点。它反映了早期翰林学士从文章词人向“天子私臣”转变过程中，文学角色逐渐边缘化、政治角色逐渐中心化的性格特征。
除了草诏进谏等政治职责外，吕向还在一些国事礼仪活动里担当职责。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唐玄宗在西岳华山“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1]（卷202）《关中金石记》卷3载：“《述圣颂》开元十三年六月立。”达奚珣撰序。吕向撰颂并正书。在华岳庙。（《丛书集成初编》本）《旧唐书.突厥上》记载：“阙特勒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很少承担类似的文化典仪职责，这部分职能大都由翰林院的翰林书待诏负责。吕向担任镌勒使一职的事实说明，翰林学士制度草创阶段，翰林学士依然承担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职责，与旧翰林院的待诏存在职责交叉的现象这是新使职在初创阶段必然有的现象 。
由于这些文化活动，使得吕向与许多盛唐诗人都有交往。按《全唐诗》卷118孙邈《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云字》，约作于开元十三年春初。诗云：“刻石记天文，朝推谷子云。箧中针圣礼，岩下揖神君。语别梅初艳，为期草欲薰。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将吕向比作西汉朝臣谷永，言其博通经书，胜任谏官之职。盛赞吕向参与帝王勒碑西岳的盛事，赞誉吕向乃是代王言的文辞重臣。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圣作西山颂（康按：指玄宗《西岳太华山碑序》[6]（卷41）），君其出使年。勒碑悬日月，驱传接云烟。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别离能几许，朝暮玉墀前。”[7]（卷124）
盛唐著名诗人储光羲与吕向也有诗文往来。开元十五年三月，吕向以主客郎中随驾洛阳，储光羲有赠诗二首，其一《河中望鸟摊作贻吕四郎中》：“河流有深曲，舟子莫能知。弭棹临沙屿，微吟西日驰。平明春色霁，两岸好风吹。去去川途尽，悠悠亲友离。汉宫成羽翼，伊水弄参差。为惜淮南子，如何攀桂枝。”（《全唐诗》卷137）此诗用汉代四皓辅佐太子之事比拟吕向侍从皇太子的事。用《楚辞.诏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缘桂枝兮聊淹留。”指吕向无缘隐居自由。格调萧索、旷远，颇有处士之心，联系吕向早年隐居的经历，此诗或有所特指。
开元十七年十二月，储光羲又有诗《贻主客吕郎中》赠吕向：“上士既开天，中朝为得贤。青云方羽翼，画省比神仙。委佩云霄里，含香日月前。君王傥借问，客有上林篇。”[7]（卷139）玩其诗意，乃是希冀吕向能够以近密君王之便向玄宗推荐自己。按，当时被委以太子侍读者还有著名诗人贺知章等人：“……开元四年，……玄宗……遣贺知章、潘肃、吕向……侍读左右。”[１]（卷６）
今按，《新唐书.卷202.文艺中》：“孙逖，……开元十年，举贤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门引见，……擢左拾遗。张说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负才，自陈州入计，裒其文示逖。……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萧嵩会百官赋《天成》、《玄泽》、《维南有山》、《杨之华》、《三月》、《英英有兰》、《和风》、《嘉木》等诗八篇，继《雅》、《颂》体，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皆海内有名士。……开元间，……韩林、许景先及逖店诏诰，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张九龄视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旧唐书.文苑中》：“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徐安贞者，……尤善五言诗。……上每属文及作于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职官分纪》卷15载：“（开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禅仪注，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制诗序，群臣赋诗。……时预宴者，宰臣源侍中于曜、张燕公、学士徐坚、贺知章、康子元、赵冬曦、侯行果、敬会真、吕向……等。酒酣，内出彩笺，令燕公赋宫韵，群臣赋诗。”
可见，孙逖、徐安贞等非但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士，还是执掌制诰的重臣，深受玄宗的器重。吕向以文词、敢言而任翰林供奉之职，并与张说、孙逖、徐安贞、储光羲、贺知章、赵冬曦等既有文辞交往，又兼以同事之谊，其个人诗歌作品虽然不传，但从这些个侧面确实可以窥见翰林供奉吕向在当时政坛、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力。
作为与旧翰林院有别的翰林供奉，其主要的职能当然还是在政治方面，文辞毕竟是业余之事。其实就是在后人眼中，吕向在翰林供奉任内也是相当称职的。《旧唐书.裴潾传》云：“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宪宗服泌药，日增躁渴，流闻于外。潾上疏谏曰：‘……伏以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小臣谬参侍从，职奉起居，侍从之中，最近左右。传曰‘近臣尽规。’则近侍之臣，上达忠款，实其本职也。’”裴潾劝谏宪宗不要服食长生丹药，并以吕向作为近臣的楷模，在后来的侍臣看来，吕向作为初期的翰林学士，其职能主要表现在“竭其忠诚，悉心规谏。”这两个方面。而从它和皇帝的关系来看，就是侍从左右的内臣，韩林学士与皇帝之间天然的近密关系是它的特性决定了的。
三
玄宗时期的其他几位翰林学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依附宰相杨国忠并成为祸乱朝政的同党。张淑，据《壁记》记载乃以给事中充翰林学士。《故事》云：“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张渐则以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云：“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国忠使胥吏于私邸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张渐……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旧唐书》卷115《赵国珍传》云：“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窦华，也以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旧唐书》卷108《韦见素传》：“时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维喏，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瑞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
这的确是一个令我们深思的现象。从前面张垍受玄宗的赏识，预备为宰臣之器，竟然因为杨国忠的私心谗言而不成，可见玄宗后期宰相专权的程度。而张渐、窦华等人表面为翰林学士，是专为皇帝执掌内翰的“天子私人”，实质已经成为权臣的奸党，把持朝政，这或许可以说明在翰林学士发展的早期，它作为皇帝本人用以侵夺、挟制宰相之权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它自身的政治地位还不稳固，定位还不明确，还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历练和成熟，这是翰林学士发展中所必然出现的一个初级阶段。
纵观玄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群体，吕向、尹愔大体可以算作学者型的翰林学士，因为他们的主要特色表现在文化事业的创造上，而较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从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活动特点来看，他们尚未与原来的翰林院待诏职能完全分离，彼此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但是起草诏诰、进谏君主、辅助决策等重要的政治职能已经体现出来了。
这一时期政治型的翰林学士大体上有张垍、张渐、窦华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事件，而且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在盛唐时期，这些翰林学士的实际政治地位并不高，但他们的确是处在文化创造的高层，是所谓的文化精英人物。他们自己诗歌创作的实绩并不彰显，但是因了他们的地位，却可能成为文坛的领袖。就比如在开元时期，诗坛上主要是以京城为中心形成了以王维、李白、贺知章等诗人为核心的诗歌创作群体。还有一小部分的诗人在长安近郊、山西、河南一带活动，但这种活动主要也是以京都长安为参照系、为中心的。翰林学士吕向、张垍等人就处于这样一个诗人群体当中，他们显然不是这个诗歌创作的主体力量，但却是京城文士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从客观上，他们在诗坛所起到的作用便是因为自身的显要地位使所有这些文士、诗人聚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从而使当时的文坛显出比较集中而耀眼的一段光彩。
此外，玄宗时期所选的翰林学士虽然主要是由善词艺学识之朝官充当，但并非专擅诗赋者。当时翰林学士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内殿省寺，接触的多是高官大臣以及与他们一样的侍臣或供奉官，而当时的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大都处在民间或者是比较中下等的地位，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造就初盛唐诗歌的人繁盛局面，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民间的生活之中，有着比较坎坷的经历，有着比较高远的理想，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体验，而这些却正是盛唐的翰林学士们所缺乏的。
基本上来看，玄宗时代的翰林学士，还是处在政治的边缘和外围，其基本的职能还主要是文化方面。这反映了当时的翰林学士的职能还不是很明确、很完善，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当时翰林学士的最鲜明的职能就是：一、起草诏诰，二、作为文化使者，三、从事礼仪性的文化活动。推其原由，可能主要是：一、翰林学士尚未形成一种健全的制度，在初创阶段只能发挥很有限的职能。二、当时的政治局面比较稳定，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隐患，但是整个中枢政治体制尚未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中枢政治均衡的格局尚未被打破，所以翰林学士这个使职差遣的职能尚未到它发挥全部潜力的时候。三、宰相的权力在当时还很大，尤其是在玄宗的中晚期，国家的权力渐渐的被李林甫、杨国忠所控制，致使相权空前的扩张，在这样的情形下，除非有特别的机遇，翰林学士这个使职便很难发挥他的作用，只能是被挤压到一个很小的职能空间。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在原来的翰林院以南设立独立的翰林学士院前后，有关旧翰林院与新翰林学士院中人员的称谓一直到天宝年间都没有绝对的区别。例如《宝刻类编》卷2著录有结衔“蔡有邻翰林院学士、左卫兵曹参军、集贤院待制”所书写的碑文中就有《庐舍那含珉像碑》（开元十六年三月立）《定进严碑》（开元二十六年二月立）、《户部尚书章仇兼琼碑》（天宝十载），著录有结衔为“韩择木国子四门博士、翰林院学士”《金石补录》卷15著录有结衔为“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的《唐封恒山碑》就立于天宝七载五月二十五日。 蔡有邻和李荃都只是唐代翰林院中的翰林书待诏，但在结衔中也可称为翰林学士，可见，有些学者将是否有翰林学士之称作为判断新旧翰林院人员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这种称谓上的混淆局面恰恰反映了翰林学士与原翰林院杂流班子密切的渊源关系，反映了新的翰林学士成员原来所具有的文化素养、文化背景，也反映出翰林学士从旧翰林院中脱颖而出所经历的观念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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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A].[宋]洪遵.翰苑群书[C].《四库全书》本。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总集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并参见《全唐文》卷300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
[6][清]董浩等.《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清]彭定求等.全唐诗[Z]. 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