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42岁的李白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机遇。经元丹丘、玉真公主的推荐，他终于进入长安，获得唐玄宗的召见。李白的奋斗目标、宏伟抱负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天宝元年秋，李白入长安，天宝三年初春离开，真正在长安的时间才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李白都做了些什么呢？
唐玄宗朝宰相的任期，一般都在三、四年左右，即便如此，也很难作出突出的政绩，更何况李白在这一年里没担任过任何具体实际的官职。换言之，他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任何政治作用就离开了长安，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擦肩而过。更不用说实现他“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全唐文》卷348）的宏伟理想了。
像李白这样一个执着、自信，对自己期望值如此之高的一个人，怎么会放弃很多知识分子追求一生都得不到的宝贵机会，怎么会轻易地离开政治中心长安以及唐玄宗呢？我们来看看李白在长安一年的经历，看看他在长安这一年多的翰林生涯。
一、李白初至长安
李白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座上客，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惟一的一个。他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也算是皇恩浩荡了。李白与唐玄宗，一个是名满天下的诗坛奇才，一个是开创盛世的当朝皇帝，他们会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会面？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大体记叙了唐玄宗接见李白时的情形：“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玄宗亲自迎接李白，对他格外敬重。并专门设宴招待，让李白坐在镶嵌七采宝石的宝座上，还亲手为他调制汤羹。唐玄宗说：“您是一介平民，名声为朕所知，如果不是平生修养道义，又怎么会在这里会面呢？”于是将他安排在金銮殿中，翰林院内，顾问国政，起草诏书，与闻机密。
对于玄宗的礼遇，李白当然非常的满足与自得，他在诗中回忆道：“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显然，长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希望，感受到人生的巨大荣耀。
除了得到皇帝的赏识与器重外，李白在长安也与一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名诗人贺知章，他的诗我们都很熟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记》）
“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绿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风格清新，朗朗上口，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李白来到长安的时候，贺知章已经八十多岁了，在朝廷担任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予秘书监。玄宗天宝二年，贺知章上奏玄宗请求回乡做道士，玄宗率百官为他赋诗送行，可见贺知章在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在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贺知章与李白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见面。对于这次会面，李白后来在《对酒忆贺监》诗前小序中有所记叙：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这对李白来讲是一段值得骄傲的记忆，他与久负盛名的贺知章在长安相见，贺知章称呼他为“谪仙人”，认为李白如同天上下凡的神仙，气质非凡，有着不同寻常的仙风道骨。于是请他喝酒，两个人喝得十分尽兴，贺知章将佩在身上的金龟换了酒喝。紫极宫其实就是老子庙，看来李白与贺知章的缘分根源于道教，也正是因为道教带给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才使他有了谪仙人之美称。对此称号，李白也沾沾自喜，常以此自谓，并在诗中多次提到与贺知章的会面，提到自己谪仙这一称号。如“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青莲居士谪仙人”（《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等等。
二、李白任职翰林
那么，李白在长安究竟担任了什么重要的官职呢？对此，各种文献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结论是：李白被授予了翰林之职——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遂直翰林，专掌密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与筠俱待诏翰林。”（《新唐书·文苑列传》）
“有诏供奉翰林。”（《旧唐书·文艺列传》）
“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阳冰《草堂集序》）
“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魏颢《李翰林集序》）
翰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
在这些文献中，大都说李白是翰林，没有具体说是翰林学士还是翰林供奉、翰林待诏，还有的将这几种说法混淆在一起，令人理解模糊。但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经常出入金銮殿与翰林院，玄宗向他询问国政，在翰林院中秘密起草诏书，外臣不得与闻。有的时候玄宗需要李白起草诏诰之文，尽管李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依然能够迅速完成任务。根据文献记载，他还起草过一篇和蕃书：“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个文书也许就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外交文书，可见李白可能精通吐蕃等外国文字。
其二，李白为玄宗与太真妃杨玉环写诗助兴。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就是这样产生的。唐玄宗“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帝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松窗录》）“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艺列传》）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太真妃的衣裳如云彩一般灿烂，太真妃的容貌如红花一般美丽。云的轻柔、花的娇艳令人赏心悦目，也衬托出杨玉环衣着之华美，容貌之艳丽。第二首词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做比，进一步渲染玉环所受宠幸。第一首诗以天上人间空间对举相比，第二首诗则在时间上以汉唐对举，造成历史的纵深感。第三首词重点写唐玄宗对太真妃的依赖与喜爱。
总之，李白初至长安时，与唐玄宗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自己的心情心境也颇不寻常，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所表现。
如《东武吟》：“恭承凤凰诏，歘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自己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价很高，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
再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当年自己奉诏进入长安，如同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一样无比荣耀。拜谒天子龙颜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的器重，每天都出入翰林院，著书金銮殿。当年嘲笑我低微贫贱的人，现在却来纷纷与我结交。
又如《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朝得到君王的重用，就要全心全意的为国效力。得到皇帝的恩遇，就会青云直上。我陪侍着皇帝驾出城门，胯下是圣上所赐的宝马。王公大人纷纷前来巴结，大官显要都来与我交往。言词之间颇为得意、得志。
玄宗既然如此器重礼遇李白，李白在政治上总该有所作为才是。根据前文的描述，李白在长安的政治业绩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在翰林院中等待皇帝的召见，皇帝经常向他询问国事，有时在宫中起草机密的文件；二、起草与国外外交文书，下笔犹如悬河，说明对于这项工作非常熟悉胜任；三、经常陪侍皇帝宴游等等。
总之，李白作了玄宗的政治顾问、政治秘书，为他起草机密的诏书，深得皇帝的器重，并且有进一步重用的可能性。然而，唐玄宗到底授予李白一个什么样的职务？这个职务与他来长安所期待的理想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他在朝中所担任的这个职务是否能够实现他的远大政治理想？这其实是李白此次长安之行成败与否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要说的是：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并未真正得到玄宗在政治上的重用，因为他所担任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翰林学士，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说通俗一点，李白进入了宫廷，见到了皇帝，但皇帝递给他的不是指点江山、起草诏书的元帅手杖，而是一支粉饰太平、润色王业的毛笔，这支笔甚至没有权力起草诏书或者与政治有关的文书，而只是一支书写诗文的五彩笔，对于李白来讲，这支笔并不能给他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前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
看来，充满政治幻想的李白并没有得到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只是做了陪皇帝娱乐诗文的翰林待诏。那么，同在皇宫禁地之中，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凭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是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万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作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纪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的《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比如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比如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也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个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作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比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旧唐书》卷138《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本官，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新唐书》卷46《百官志》）
从这一点来看，李白所担任绝对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待诏。因为他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因为他只是翰林待诏，所以只需拿待诏的俸禄即可。对于唐玄宗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使用李白，他与其他在翰林院中的那些僧道术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御用文人而已。
因此，李白在长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严格的限定在另一个框架当中。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南面的翰林学士院中，而是在北边的翰林院当中。也就是说，从玉真公主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开始，玄宗就是将他看作侍从文人人选，而不是政治人物人选，所以才将他置于翰林院之中而不是翰林学士院中。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而对于李白的选拔就不一样，那种由民间草泽布衣之士直接跃上龙庭的浪漫选拔方式，固然非常符合李白本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奇幻理想，但却远远不是翰林学士选拔的正规程序。毕竟对于政治顾问、政治秘书的选拔要严肃的多，也要慎重的多。对于李白的推荐选拔显然更符合一个文人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家的标准。
五、李白待诏翰林时期的思想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器重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一职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即便如此，他在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同时，如前文所说，李白在玄宗身边并未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差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到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一种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袟，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也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后，李白被“散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述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可是，离开长安以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想再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谈何容易，因而，李白对长安翰林的这段经历有了别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充满了值得回忆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中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完全看作是历史的实录，因为李白并不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不可能参与起草诏书的，更不可能被委以政治重任。
但这种夸张出现在李白身上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所理解的李白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描述，对于自己政治才能的自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富夸张与浪漫意味，这也是李白所有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因而，他对于自己在长安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的夸饰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这一段经历以不大愉快的方式结束时，李白为了抬高自己今后进身仕途的身价，为了将这一段经历作为今后继续图谋政治前途的资本与基础而不是绊脚石，必然会对它进行必要的美化与修饰。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大唐中枢的政治神经，是他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这种珍贵的记忆与资本毕竟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有的。
这些回忆描写长安翰林生涯的诗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年多后离开长安，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玄宗的责任，而是宫中奸佞小人的迫害与排挤。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上重之，愈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都所谤，诏令归山。”（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李白《答高山人》）。“君王虽受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总之，就是因为奸臣作祟，离间了他和玄宗，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长安。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李白真的具有非常出色的政治才华，即便存在这样的体制性障碍、限制，即便有人陷害排挤李白，难道玄宗就不会给予李白一点点机会？难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白就从来没有一次机会赢得玄宗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认识吗？换言之，即便李白进入的是翰林院，充当翰林供奉，难道就没有一次机会获得玄宗的赏识，进入翰林学士院，作一个能够实现政治理想的翰林学士？更何况，天宝初年的翰林学士，其政治地位还远远没有到中唐时候那么重要，李白如果行事得当，还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因此，离开长安，李白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为什么呢？范传正《唐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记载：“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饮酒或许是文人的一种气质，而在政客身上显然是一个缺点。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对权贵、皇帝的蔑视态度也是从政的大忌。他常把那些权贵作为他讽刺、挖苦、戏弄的对象：“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介”（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流夜郎赠辛贤》）。李白有时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不羁的性格给了其他权贵毁谤他、疏远他与玄宗关系的机会，他又怎么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呢？作为一个文人，李白极具魅力，作为一个企图在仕途上发展的人，他有的是一腔热情，却缺少实际的政治能力。
长期以来，在对李白政治才能评价的问题上，都存在一种倾向，即主观希望、认为李白肯定具有并能够发挥政治才能。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李白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面目，才能真正地、真切地、真实地去了解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诗人李白。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复杂的生活阅历对诗人而言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政治失败也转化为李白文学创作的重要生活基础，使他的创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果没有李白的政治悲剧，如果他平步青云做了宰相，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大诗人，就少了很多精彩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