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名医堂（名医介绍）

最新回复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27:43)

  时珍与本草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其父李言闻世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再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1:50)

  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医家，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籍贯不详。王惟一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仁宗时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

  　　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旧闻，订正廖误，考订针灸著作。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侧面图，标明腧穴的精确位置，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汇集诸家针灸理论，著成医书3卷，共载腧穴657个，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取穴需要。

  　　仁宗以为“古经训诂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内置脏腑，外刻腧穴，各穴均与体内相通，外涂黄蜡，内灌水或水银，刺中穴位，则液体溢出，稍差则针不能入，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后世宋铸铜人丢失，对其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入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则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

  　　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技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

  　　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至此，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亦趋于不明。

  　　明清两代，公私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穴名称于鎏金书写的，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穴名于旁”。据此，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绝非宋铜人。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

  　　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

  　　1965年至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

  　　《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3:40)

  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晋朝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人，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他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做了当时的太医令。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他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脉经》。

  　　经过连年的战争，许多书简（当时还没有发明纸，书都是写在竹简上的）都散落佚失或残缺不全了，即使是几十年前才完成的《伤寒杂病论》也是同样的命运。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太医令相当于今天的最高级医院的院长）深知这部医学医著的伟大价值，心中十分不忍，便下定决心使这部旷世的奇书恢复其真正的面貌。于是他搜集仲景旧论，到各地寻找该书的原本，终于成功地得到了全本的《伤寒杂病论》，并加以整理和修复，将其保留了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伤寒论》。但书中只有伤寒部分的内容，没有找到杂病的那一部分。直到唐朝，人们发现了一本已经被虫蛀了的小册子，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正与《伤寒论》相同；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论述杂病的文句，当时尚未见诸于世，但其文风和词藻却与《伤寒论》极为相似。从形式上来看，这本小册子是一种摘抄本，并非完整的内容。虽然有些遗憾不能得到原本，但终究是一大收获，于是将伤寒部分的内容删去，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取名《金匮要略》。虽然只是不完整的内容，但这部分关于杂病的论述，为后世医家处理许多棘手的医学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王叔和对《伤寒论》的整理使得《伤寒论》能够流传至今，功莫大焉。

  　　第二大贡献，就是王叔和著成了《脉经》，这也是继《难经》之后的一部脉学专著。诊脉是中医学的独特诊断方法，脉象也在诊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此书中，王叔和对脉学的描述和阐释深刻而细致，可见他对于脉学的造诣之深。他将脉象分为24种，其中对于每种脉在医生指下的特点，代表病证等等，都描述得十分贴切，语言生动准确，非常实用。并与“平脉”（正常人的脉象）做了比较和区别。古时诊脉是诊三部九候的，就是人迎（气管双侧的颈动脉）、寸口（手臂外挠侧动脉）、趺阳（足背动脉）三部，每部三候脉共九候，诊疗时过程繁琐，患者还要解衣脱袜，不太方便。王叔和将诊脉法归纳整理，又大胆创新，将这种方法改作了“独取寸口”的寸口脉诊断法，只须察看双侧的寸口脉，便可以准确地知晓人身的整体状况。

  　　这一重大的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将诊法简单化了，但实际上，这是在对于医理深刻地推衍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一种创新，丰厚的医学知识和大量的临证经验才是革新的根本，而且此法至今仍在沿用，几千年来屡试不爽，实实在在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重大成功是大胆识与大学问的结晶。

  　　另外，他还强调诊脉时要注重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型、性格等不同因素，不可一成不变，不能脱离实际情况。他在《脉经》序言中提到，诊脉是很难掌握的，“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也就是将学会背会的脉学知识灵活准确地应用到实践中是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的。这句话也成了千百代医家教授和学习脉学时的“警世”之言，对于业医者来说，几乎不可不知。在脉诊的艰苦学习中，习医者也能充分体会重在临床实践，不可纸上谈兵的重要性。

  　　王叔和整理千古奇书《伤寒论》，著述传世佳作《脉经》，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是重大的成就。这位太医令，也堪称难得的人才，为学医者作出了榜样。在对于中医学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先要遵古、博古、习古之书以继承前学，才能知新、用新、创新理论以发扬医理，这才是学习中医学，宏扬中医事业的正道。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4:48)

  扁鹊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生卒年: 公元前407—310。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一种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人的身上了。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济南郊区鹊山西麓有扁鹊墓，墓前石碑署“春秋卢医扁鹊墓”，并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整字样。

  　　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一天，晋国的大夫赵简子病了。五日五夜不省人事，大家十分骇怕，扁鹊看了以后说，他血脉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不超过三天一定会醒。后来过了两天半，他果然苏醒了。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术士说，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鼻息微弱，像死去一样，便亲去察看诊治。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阴阳，两天以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但扁鹊却否认说，他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

  　　还有一次，扁鹊来到了蔡国，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便宴请扁鹊，他见到桓公以后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桓公不相信，还很不高兴。5天后，扁鹊再去见他，说道：“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桓公仍不信，而且更加不悦了。又过了5天，扁鹊又见到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重”，桓公十分生气，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5天又过去了，这次，扁鹊一见到桓公，就赶快避开了，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问，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时，可用熨药治愈；在血脉，可用针刺、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在肠胃里时，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可病到了骨髓，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我无能为力了。”果然，5天后，桓侯身患重病，忙派人去找扁鹊，而他已经走了。不久，桓公就这样死了。

  　　可见，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真是“望而知之谓之神”的神医了。在中医的诊断方法里，望诊在四诊当中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要达到一望即知的神奇能力更是非同寻常。这三个例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医学故事，“起死回生”、“讳疾忌医”的成语也出于此。相传扁鹊名声过大，因为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害死了。

  　　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从内容上看应该是《黄帝内经》成书以后问世的作品，成书于汉代。其内容深奥，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之一。因此，古人将该书托名秦越人所著，也表示扁鹊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往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人治病。由于其医术高明，又常为君主看病，受到当时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嫉妒，后被李派的刺客刺杀身亡。

  　　扁鹊具有高明的医术。他的行医事迹及医学成就，可以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医药水平和医药特点。先秦不少著作载有扁鹊的事迹，本文主要取材于《史记·扁鹊列传》。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齐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齐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

  　　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

  　　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

  　　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齐桓侯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先秦时期，巫术有一定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扁鹊对巫术深恶痛绝，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他的这些医疗道德思想，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有所成就的人。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5:37)

  王焘

   

  王焘，唐代陕西省郿县人，生于公元670年，卒于公元755年。他是唐代的又一位著名医家，其著作《外台秘要》颇为后人称赞。

  　　王焘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王珪是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他为官清廉善谏，与魏征齐名，曾是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的老师。王焘的父亲李敬直是南平公主的附马，也被封了爵位。王焘的两个儿子也都做了官，大儿子是大理寺少卿，次子担任了苏州刺使。

  　　王焘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南平公主身体也不好。他十分孝顺，不解衣带地照顾母亲，还阅读了大量医书，寻找灵方妙药，也渐渐地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王焘曾经担任徐州司马和邺郡太守，但是他为了有机会阅读医学书籍而到了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任职。自此，他便如饥似渴地在那里阅读晋、唐以来的医学书籍。他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间，在系统阅读大量医书的同时，他还认真的做了详尽的摘录，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积累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其中仅古方就有五、六十家之多。后来，他被贬职到房陵，遇赦后就近安置在大宁郡，当地气候炎热潮湿，百姓得了瘴气，十有六七难逃一死。他依照随身携带的验方施治，竟然把即将死去的人神奇地救了回来，由此，他便决心发愤编写医书。

  　　他不存个人偏见，博采众家之长，在《外台秘要》中，他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60部之多，差不多所有的医家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他论述的对象，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他不仅对《千金方》、《肘后备急方》之类的著作仔细研究，还对没什么名气，流传也不广泛的著作加以收集，如陈延之的《小品方》、张文仲的《张文仲方》等医著。除此之外，对民间单、验方也并不排斥。书中共收载了6900多首方剂，每一门都是以《诸病源候论》的条目为引，再广引方剂。每一首方，都注明了出处和来源，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许多散佚已久的医书，也都是在这部著作中看到大致内容的。

  　　王焘对于方剂的收载，不仅广引博采，而且精挑细选。现在看来，当时收载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方剂，都十分切实可用。而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这种方法，现今仍被沿用。

  　　《新唐书》，将《外台秘要》称作“世宝”，历代不少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其卓著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王焘以一生的精力，为保存古医籍原貌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6:47)

  华佗

   

  华佗，字元化，是东汉时杰出的医家。他曾到过很多地方为人治病，方法简单有效，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华佗是一位精通医术的著名医生，尤其出名的是他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他到了哪里，都会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是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是最早的**剂。在手术前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他不久便会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了，直到手术后才会醒来，痛苦很小。而手术之后，他在缝合的伤口处抹上一种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也不痛了，一月之内伤口便能愈合，医术十分高明。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虽不可考，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38:02)

  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嫁给了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他靠上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他经常写字，常抄书直到深夜。也从不与别人嬉戏，沉着稳重，又十分好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医学家、道家、炼丹家和药物学家。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葛洪在中年时，晋元帝及晋咸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又听说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有炼丹的原料，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上任时，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刺史邓兵留住了他，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从事炼丹术。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41:39)

  吴塘

   

  吴塘，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比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43:42)

  皇甫谧

   

  皇甫谧，字士安，小时名静，晚年自称玄晏先生。西晋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县朝那镇）人。著名医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皇甫谧幼年时父母双亡，便过继给了叔父，由叔父叔母抚养成人。他在幼时十分贪玩，到了20岁仍不喜欢读书，甚至有人认为他天生痴傻，叔母为他十分担心。一天，他摘回了许多野生瓜果给叔母吃，叔母对他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半点本事，就算是用上好的酒肉来孝敬我，也是不孝的。今年你已经20岁了，不读书，不上进，我心里就得不到安慰。我只希望你有上好的才学，可你总是不能明白长辈的心意。提高修养，学习知识都是对你自己有益的事，难道还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皇甫谧听了这番话，心中十分不安。顿悟自己原来已经虚度了20年的光阴，实在羞愧难当，便立志努力学习，不敢再有丝毫懈怠。他虽然家境贫寒，但即使是在家中种地时，他也不忘背着书，抽空阅读。自此之后，他对百家之说尽数阅览，学识渊博而沉静少欲，并著有《孔乐》、《圣真》等书，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40岁时，他患了风痹病，十分痛苦，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有人不解他为何对学习如此沉迷，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说如果早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晚上便死去，也是值得的。皇帝敬他品格高尚、学识丰富，便请他做官，他不但回绝了，竟然还向皇上借了一车的书来读，也算得上是一桩奇事了！

  　　他抱病期间，自读了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了人身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悉心钻研，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

  　　该书除了论述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还记载了全身穴位649个，穴名349个，并对各穴位明确定位，对各穴的主治证、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并一一纠正了以前的谬误。

  　　可以说，《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唐朝太医署在学习针灸学时就是以该书为教材的。后来，此书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国际上声望也很高。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5:45:38)

  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流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44:25)

  伏羲像

   

  
  fuyi.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46:06)

  黄帝像

  
  huangdi.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47:32)

  扁鹊画像

  
  3211bianque.jpg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49:00)

  皇甫谧画像

  
  1.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0:10)

  李时珍行医图

  
  lishizhenn.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1:39)

  孙思邈画像

  
  suisimiao.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2:44)

  王清任画像

  
  10311wangqingren.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3:58)

  张仲景画像

  
  zhangzhongjing.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5:02)

  朱丹溪画像

  
  zhudanxi.gif

• 兰色流氓兔 (2008-6-17 16:55:57)

  神农

   

  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生活十分艰苦，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瘟疫和伤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但是人们凭借着生存下去的本能，和无尽的智慧，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在这场斗争中，草药的发现对于挽救人们的生命和治疗伤痛和疾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完成这一艰苦的工作的，就是中医史上一位传奇般的人物——神农氏。

  　　神农氏是一位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人，他见到人们被疾病和伤痛折磨着，心中很是不安，便下定决心去寻找可以治病救命的药物。他顶烈日、冒酷暑地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种草木的花、实、根、叶，细心的观察形状，仔细的品尝味道，并体会服食之后的感受。这些药物，有的酸，有的甜，有的苦，有的辣；吃下去以后，有的使人寒冷，有的令人燥热，有的清凉爽口，有的温润滋养；有的能止痛，有的能消肿，有的使人呕吐、腹泻，也有的让人精力倍增，甚至还有的具有强烈的毒性，服食之后，痛苦难当。即使是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毒性草药，甚至威胁生命，神农氏依然抱着为民除病的信念，没有一刻耽搁的采摘、服食、品尝和记录。终于有一天，他掌握了几百种草药的性味和功用，把它们带给了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从此，人类的生命得到了更加安全的保护。

  　　这便是神农氏，他还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明者。他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带动了原始社会后期，由渔猎畜牧到农业经济的转变和发展，他，便是以“大德”闻名于世的三皇之一——“炎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是神农氏的大德的完美写照。

  　　为了怀念他，旧时的药铺里，常挂着一幅画像，那是一个浓眉大眼、笑容可掬、腰围树叶、手执草药的人，他就是“神农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