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易中天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座全文
尊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书记、校长,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掌声),尊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晚上好!（鞠躬）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地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邀请来到这里。
正如刚才书记所说，我确实是推掉了和谢绝了很多的邀请，其中包括台湾的邀请，香港的邀请，新加坡的邀请，韩国的邀请，日本的邀请和美国的邀请，（掌声）也谢绝了很多学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邀请，（掌声）因为最近接到的邀请实在是太多，过多的出席这种活动将影响到“百家讲坛品三国”的录制和《品三国》的结集出版，所以尽管有些地方发出了邀请，未经我的同意发出邀请，或者经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发出邀请。当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邀请，他们都让我感动，但是实在是无分身法术，没有办法。请这些邀请单位、邀请城市能够原谅。但是当我接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邀请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能够推辞的。（掌声）
正如刚才书记所说，我和这个学校有非比寻常的关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几十年然后从这个学校离退休的。我的两个弟弟，顺便说一句我也只有两个弟弟，（笑声）他们都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所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我的父母之邦和兄弟之邦。（鞠躬）（掌声）
我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1953年随父亲来这个学校工作。他来工作（笑声）表述不准确，他来工作我来成长的那些情景。大家当时是两所学院，一个是中南财经学院，一个叫中南政法学院，两所学校中间还隔了一条路，这条路现在没有了，现在连为一体了。我们好象是在5号楼住过，那5号楼也没有了。原来还在那个我们校门进来左手有一栋木房子（住过），现在也没有了。后来搬到了校北区一号楼，现在也没有了。（笑声）校北区一号楼住的时间最长，好象在我的印象中住的时间最长。门口有很多的槐树。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拿一根竹竿把槐树上的槐花打下来，然后回去做做馒头吃，槐花的馒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槐树下面。整个一号楼的人都在槐树下面拿起竹床，木板床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因为我母亲到这个学校来了做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员，那么下班的时候就给我带一些书回来看。那么我白天看书，晚上讲学。（笑声）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个说书的本事就是在这个学校炼就的。（笑声掌声）准确地说就是在校北区一号楼前槐树下面炼就的。（掌声）所以我现在非常怀恋那排槐树。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我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力来谢绝这样一个邀请。何况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纲领，正在朝着一个现代化的与国际接轨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迈进。那么我们要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个事情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这样的两个重要的战线——财经和政法，恰恰在我们这所学校里面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时候场外无票入场的学生开始齐声高喊易中天的名字）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经济学家，未来的企业家，未来的会计师，未来的审计长，未来的法官、律师，还有未来的政治家。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对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现在请允许我再次想我的父母之邦的父母官的邀请表示感谢（鞠躬）（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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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那么这个话题里面呢，有好多的小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中国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的是经济方面的人才，政治方面的人才，法律方面的人才，我们不是中南文化大学，那么为什么我要到这个学校来讲文化呢？这就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那文化和发展有关系吗？
曾经有一座副省级的城市组织学习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叫做文化与发展。那么我的回答是，如果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肯定就会说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刚刚恢复高考制度，刚刚打开国门，刚确立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政策方针，这个时候街头上就开始流行一种服饰，一种服装叫喇叭裤。喇叭裤的特点就是包括臀部和大腿都非常紧，膝盖以下很大，裤腿大概有这么长（手势），整个裤脚象一只喇叭，所以叫做喇叭裤。那么喇叭裤是什么人穿的呢？问题青年。什么叫做“问题青年”？用武汉话说就是“油子哥哥”（掌声笑声）当时问题青年的标志是上身穿T恤衫，下身穿喇叭裤，鼻梁上架副蛤蟆镜，手提收录机，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这个叫做“问题青年”。但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中服装逐渐传到了校园，开始有大学生穿喇叭裤，于是引起校方的高度警惕，校方认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怎么能穿得跟“有错过”（武汉话有问题的意思）一样呢？于是学校决定做一点思想政治工作。虽然这个时候×××××刚刚结束，左的思潮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采取文革当中那种粗暴的简单的方式，什么开个批斗会啊，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这样的。他非常人性地在我们学校交通要道上贴了一条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大笑掌声）那么我们的同学就在下面贴了一条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吹得响？”（学生爆笑掌声）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文化和发展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什么裤都穿不响嘛。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发现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当时我们的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蛤蟆镜、邓丽君的磁带等等都是从广东省广州市的一条街道批发出来的，这条街道的名字叫“高地街”，广东人叫它“群众街”，这个街现在已经衰落了。那个时候确是新的服饰文化，新的大众文化，新的流行文化的发祥地。
于是我就开始琢磨，改革开放头十年，国内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它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那么有人总结出来了，说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由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是鼓励改革开放，因此中央对地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人看到的是中央闭着的眼睛，福建人看到是中央睁着的眼睛，上海人在琢磨着中央下一步睁哪一只眼睛，闭哪一只眼睛。北京人在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睛，应该闭哪只眼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广东发展了，福建慢半拍，上海头十年基本上没发展。1988年我到上海找不到地方住，只能住防空洞，睡上下床。买一包飞马牌的香烟要凭票。1988年我记得非常清楚。而北京不停地在说话。
那好，为什么这四个地方对中央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有这样不同的态度呢？文化的差异。广东这个地方历史上长期以来和中原地区隔绝，广东的闽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性很大的文化。地方上有句民谣叫做“北京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地方上的人，上海人看所有人都是乡下人，广东人看所有人都是北方人。”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它长期是政治中心，从金代开始，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代国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长期以来它就是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他就觉得他是中央的人，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地方人。你到北京去他有可能态度很恶劣地眼睛斜着的“你哪儿来的？”（模仿北京腔调）我说福建来的。“你们地方上儿的就不行！”（笑声掌声）。
那上海呢？上海是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建设发展起来的，完全和国际接轨，按照现代城市理念建设的一座工商业城市，它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一座城市。所以他看别的地方的人是乡下人。上海人喊乡下人叫“XX”，喊外地人叫“XX”。比如说你到上海去坐公交车你就要注意了，坐公交车上去以后如果没有座位你要站，你不能手拉把手面朝前进方向，你必须侧过身来，为什么呢？让出通道来。上海挤啊，人太多了，让路。你要是这么站着，上海人就横你一眼：坐个车都不会？乡巴佬！
广东呢就长期隔绝，所以他看所有人包括我湖南人，他叫北佬。我怎么是北佬呢？我是南蛮嘛。（笑声）他说我是北佬！清代初年从北京到广东的标准行程是56天，八百里加急，就是当时的特快专递，27天。你想，一份红头文件特快专递递到广州都27天，多少事情都发生过了？管得着吗？他管不着。所以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对广东这个地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人也习惯地看他闭着的眼睛。由此他几得出一个经验，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够、用活、用足。然而现在大家都学会了，大家都知道一个政策来了之后我们要把它用好、用够、用活、用足。所以我每到一地都疲劳不堪，因为主办方和接待方也把我用好、用够、用足。（笑声掌声）他会告诉我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你还有二十分钟空闲，你该做点什么什么事儿。
那么福建呢他是长期看怪了他那只睁着的眼睛。上海是个工商城市他就琢磨惯了，北京它是个政治中心他就议论惯了。所以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到北京去你要了解北京人的政治状况最好你打一个的，打的士坐副驾驶旁边，跟司机聊。那么但是现在外地人进北京开的士的人多了，不能保证他就是北京人。如果你的的士司机一定是北京人，你就听他聊。十五大以前我到北京去，现在十六大马上要开了。假如你打一的士坐在副驾驶旁边就开聊。
——您来了？
——恩，是
——干嘛呢？
——出差。
——出什么差？
——开会。
——十六大？
——呵，不是。（笑声）
——我瞧着也不象啊！（大笑 掌声）
——知道十六大干嘛吗？
——听说中央领导要换届。
——对，知道换谁吗？
我说“不是还没开吗？”
——告儿你，锦涛啊，邦国啦，家宝啊（笑声）庆林啊，庆红啊。
全他哥们儿。头天人大常委开会他旁天听来着。他就喜欢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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