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讲座下载：秋雨文化讲座《通向人文精神的误区/通向人文精神的几个误区》（余秋雨做客浙江人文大讲坛）
字字珠玑
余秋雨：文化的事急不来，因为毕竟金钱买不来观众，决心换不来杰作。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表层热闹，应该逐步梳理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构架来。 ——《访谈录（二）》
余秋雨：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余秋雨：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地为它呼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
余秋雨：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滋润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不断的印痕，延绵远方。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埃武拉残稿》
余秋雨：一切辉煌都会有神秘的遗传，而遗传的长度和广度却会倒过来洗刷掉辉煌时代所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的偶然性因素，验证造成辉煌的质朴本原，中国人审美定势的本原。 ——《笛声何处》
余秋雨简介：
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又参加过教材编写，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3年之后，由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
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在大陆公布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
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
今天这个题目是刚刚想出来的，我们讲浙江人文大讲堂，“人文”这两个字，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面，对人有很好的提醒作用。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人文精神，希望我们的社会具有非常完整丰富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但是我们在通向人文精神的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误区和障碍。
为什么人文精神的误区多，因为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范围太大，给人文精神下一个定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现在文化讲的东西很大，公共汽车里面吵架也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没有文化素质”，文化不是挂在嘴上，人人讲文化的时代有可能是最没有文化的时代，大家知道有一种叫泛神论其实也就是一个无神论。处处都是文化，文化在哪里？所以要消除文化的最简单的方法，什么人都在谈文化，那个时候文化就找不到了。
我们给文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然后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人文史上有关文化最经典的200多个定义，如果概括的话，我想，文化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指一种精神价值，从宽泛意义上讲是指生活方式。
宽泛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文化大家能够理解，所以大家看到餐饮文化，大家都不要生气，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文明方式。我看到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讲过，“人类文明的第一步并不是因为发明了文字，而是因为懂得了上厕所”。懂得有了厕所，这个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活方式，我们现在讲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主要指的是生活方式。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把它缩小，缩小来看我们作为文化人追求，作为我们高贵的人群所追求的文化指的是精神价值，而这个精神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精神价值，我们把它看成是文化的严格意义的范畴。
这两个概念，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经常运用，我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指的是狭义上的文化，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我们也在不断改造，包括我们的住房、道路，这是生活方式，但是精神价值譬如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中华民族怎么来提高自己的素质，怎样发扬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目标是什么？都属于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人文价值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会在哪些问题上遇到怪圈、陷阱、错位、盲点、大家都容易进入的一种误区，我讲有几个大家听听，供大家参考。
误区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所谓知识积累的误区，认为我们要提高人文精神，首先必须充分地积累文化知识。我昨天晚上在北京电视台看到，一个非常激愤的，一位男性在不断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李宇春这些人应该去学知识，有了知识以后才能在多少年以后出名。
知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人文知识就是人文精神，这个误解在我们很多现在的很多家长、老师，在观念和实际操作当中极其普遍，我们认为一个好孩子就是天天在积累知识，一个好学生就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学生。最有趣的是我们认为最高水平的学者也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他随时可以讲得出曹操打仗时候，双方的兵死了多少，人们会觉得这个人学问很多，他随时能说出哪一点历史知识出现在《二十四史》的哪一卷的哪一页。
知识能不能堆垒出人文精神，我说堆垒不出来，因为它是人文精神一个基础的部件，但不是最重要的部件，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朋友，心里面其实是明白的，但是我们没办法，我曾经在我的《霜冷长河》、《秋雨时分》里讲过，武汉在前年破了一个大案，一个八年没有破的杀人绑架案，后来一个行政专家在随手翻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纸条，是毛笔写的纸条，叫受害人到哪儿去听它的指令的，一看纸条行政专家说可以在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找，原因何在？这个纸条虽然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但是充满古典文学的知识素养。这个很像宛平小品，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居然押韵了，他的古典文化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缩小大学中文系老师范围很小，几天就破了。
也有普遍的例子，我这些年在上海的时候，我总到上海的一个提篮桥监狱给犯人讲课，犯人关起来以后，读书的时间特别多，他们也看我的书。我那次去讲的时候有5000多个人在听，对话的时候我就傻掉了，讨论好象是博士研究生在讨论问题，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但是缺少人文精神，我遇到我的很多学生都有这方面的倾向，知识足够，人文精神缺乏。
我们从来不问，谁投入了创造？谁给这个社会真正作出了贡献？我们从来不问，我们从来不问记忆功能和创造才情，哪个更重要。如果要问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记忆功能更重要，创造才情不重要。
现在政府也在提倡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前提是文化要成为创新的主要构架，到文化创新作为它的主力的时候，民族的创新意识才会起来。如果我们都在崇拜那些把历史知识的记忆作为我们的主要的目标的话，你想我们的人民从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充满创造力的，把创造力全部甩光、去掉，那个时候才知道是人的生命机能的退化。中国文化的常年以来的弊病，就是重记忆而轻创造。
我曾经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往往对中国《四库全书》的编者比较崇拜，因为书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优秀的经典。但纪晓岚先生在编《四库全书》的十年时间，世界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一对比就大吃一惊，瓦特的蒸气机，美国的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第一条大学桥，第一条铁轨这一年当中都在这个时间发生了，这是一些在社会科学里面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文大使在这一年当中有了非常重要的改变，所以说这一年我们都在整理、在注释，他们在探索、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挖掘；我们在书房中看书，他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我们对我们的学生和子女应该保持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不能受中国文化的这个影响太强，让我们充满了创造力的生命变成一个记忆的机器，我们不能让我们天才勃发的天性变成一个书架，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误区，我们要走出来才能这样。所以一定要躲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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